当思想被激情左右,知识分子还可靠吗?
——马克·里拉
在电影史上曾与库布里克齐名的里芬斯塔尔,在1934年拍摄了一部纪录片,名叫《意志的胜利》,它有力地推动、确立了希特勒在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内的绝对领导地位,是电影史上最著名的政治宣传纪录片。
后来,里芬斯塔尔虽然被去纳粹化委员会判了“无罪”,但她作为纳粹德国最著名纪录片导演的身份,基本将今后她的一切艺术之路从此堵死了。从1953年到1963年,里芬斯塔尔构想了十三个剧情片和纪录片的拍摄计划,但无一筹得投资,最后都归于失败。哪怕到了90年代,在电影自传的筹拍阶段,18位导演都因害怕与法西斯纳粹标签相关,拒绝了里芬斯塔尔的邀约。
经历半个世纪打击的里芬斯塔尔,拒绝相信自己是纳粹帮凶,甚至“纳粹同情者”。对此,她多次强调,自己不过是在尽责完成她作为影片导演应尽的义务,完全与政治无关, “事实上,我完全不懂政治,”里芬斯塔尔说。
事实上,在漫长的历史上,里芬斯塔尔并不缺乏“志同道合”者,甚至同一时代里,她也不是孤立者。1953年,波兰诗人切斯瓦夫·米沃什出版了《被禁锢的头脑》,探讨战后波兰的知识分子们如何顺从于斯大林主义所谓的正统辩证唯物论与社会主义的唯实论。
同样,在马克·里拉的这本《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里面,我们伤心地看到,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政治制度在整个20世纪被许多欧洲知识分子张开臂膀大加欢迎,他们当中,几位大思想家的著作对今天的我们来说依然是有意义的。比如书中提到的海德格尔、施密特、本雅明、福柯、德里达等几位大思想家。
与米沃什一样,马克·里拉并未道德化历史的进程,也没有以历史进程的全知全能者自居,他试图通过解读他们的作品以及他们的行为,包括他们的政治行为,来考察这些大家的思想轨迹。在马克·里拉的笔下,这些人类的智慧大脑,或笔底战粟,或隐蔽、或公开地偏向、支持极权主义,对暴虐政治制造的人类苦难,或拒绝承认、或文过饰非,甚至视而不见。
我们不免要问,这些思想是如何运作的?他们在政治中寻找什么?他们又如何为激情或时代风潮所迷惑的?
人们常常从《理想国》中引申出一个实际的教训:如果哲学家试图当国王,那么其结果是,要么哲学被破坏,要么政治被败坏,还有一种可能是,两者都被败坏。
当海德格尔背负着纳粹校长的可耻印记重返教席之时,他的同事讥诮道:“君从叙拉古来?”此言后来广为人知。这当然映射的是柏拉图三赴西西里岛,希望年轻的暴君戴奥尼素依归哲学和正义的典故。  
公元368年,柏拉图开始了他的第二次叙拉古之行。在他看来,这是一次实现自己建构“哲学王”之治的绝好机会,如果他不能把握住这次难得的机会,并竭力让一位当世的暴君致力于正义,那么,他会背负懦弱和不忠于哲学的指责。因为他从迪恩那里得知,叙拉古的新掌权者小戴奥尼素是个乐于接受哲学,并希望行事公正的君主。
然而,柏拉图发现,这位新君主不过是个“想生活在阳光下,却只想晒晒太阳”的人,对于学习哲学,他只想镀镀金。于是,在小戴奥尼素膨胀的政治野心面前,柏拉图和迪恩都被推向了失败的悬崖,迪恩被流放,随即柏拉图也挂冠而去。
不过,柏拉图并没有放弃,六七后,当迪恩再次发出邀请时,他沿着促成他第二次旅程相同的推理思路,第三次去了叙拉古。毫无悬念,这次他再次失败了,小戴奥尼素变得更傲慢了,他索性将自己装扮成哲学家,向世人倒卖他的政治哲学。
根据二人在叙拉古的言行看,他们明白小戴奥尼素的求知动机与其政治上的暴政野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他们试图凭借改变他的动机而间接调节野心。柏拉图和迪恩都希望,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小戴奥尼素能够转向哲学并看清自己行为之不义。结果,迪恩被杀害,柏拉图回到了雅典,暴政依然在延续。
在有关海德格尔的讨论中,这个对比被反复提及,寓意在于海德格尔悲喜交织错误在于他当时相信哲学能够引导政治,尤其是国家社会主义的粗鄙政治。可以说,柏拉图的叙拉古之行,是历史上知识分子遭遇政治迷局中最具有启示性的一幕,这就是叙拉古的魔咒,而海德格尔也同样未能逃脱这个魔咒。
在马克·里拉看来,即便在20世纪,这个人们认为暴君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的年代里,“叙拉古的魔咒”依然存在。他认为,虽然历史走到了现代,但小戴奥尼斯却从未离开,列宁与斯大林、希特勒与墨索里尼、胡志明与波尔布特、卡斯特罗与特鲁希略、萨达姆与霍梅尼、齐奥塞斯库与米洛舍维奇。同样,“柏拉图和迪恩”们也从未走出迷局,他们依旧在某种力量的感召下,不惮于在言行上公然支持现代的戴奥尼素们。
那么,这个魔咒的根源在哪里呢?马克·里拉认为是隐藏在知识分子内心的暴政思想。他引述了苏格拉底在《理想国》中的观点,认为在思想的暴政与政治生活的暴政之间存在关联。苏格拉底提到,某些暴虐的灵魂会成为穷凶极恶的暴君,但从历史的长期发展来看,这类暴君并不多见,他们对权力的控制也往往不堪一击。事实上,存在着另一个更为常见的由暴虐组成的阶层,他们不是作为统治者,而是作为教师、演说家、诗人——就是我们今天所称的知识分支进入公共生活。这些人可能是最危险的,因为他们的已被思想“灼伤”了。
在致使民主沦为暴政的路上,这类知识分子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是他们驱使年轻人的心灵走向狂热,最终其中的一些人——也许是最聪明、最勇敢的那几个——会将思想付诸行动,并在政治上实现其暴政野心。这类知识分子心满意足地看到自己的观念发生了效用,便摇身一变成为暴君的御用文人,为暴君创作“暴政颂歌”。
叙拉古的诱惑对一切有思想的男人和女人来说都是强大的,正因如此,马克·里拉觉得暴政并没有死亡,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我们的灵魂中。主导意识形态的时代也许已成为历史,但是,只要人们思考政治,只要人类的思考没有终结,那么服从于某一理念的诱惑就还会存在,激情就会让我们看不到其中的暴政潜能,并使得我们放弃自己的首要责任,亦即控制内心的暴君。叙拉古的魔咒就会再次降临。
在马克·里拉眼里,20世纪的事件仅仅是以极端的方式展现了知识分子的亲暴政思想,其根源在不那么极端的政治情况下并没有消失,因为它们原本是我们灵魂的一部分。对于饱受这种“亲暴政思想”毒害的中国来说,马克·里拉的警告,无疑更具有现实意义,我们的暴政思想,在现代化的发展中,依然暗流涌动,且有蔚然成河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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