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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温了一部政治题材的电影——《窃听风暴》,其背景是1984年的东德,忠心耿耿且冷酷无情的东德秘密警察维斯勒,在观看了一出舞台剧之后,主动请缨要求监听剧作家德莱曼,最后却在关键时刻,良知发现,以一己之力救下剧作家的故事。
在东德28年的统治中,只有1700多万人口的国家却有85000多名秘密警察和175000多名埋伏在社会各个角落的告密者。他们共同打造了东德政府可怕的监视网。
据说,解密的前东德情报机关侦查档案一共有125英里长,藏有21亿2500万页的案卷,重达6250吨,它记录着东德1700多万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可以说,这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之一。
影片中的特工维斯勒正是他们当中的一员。他之所以主动请缨监视剧作家,一方面是凭着秘密警察那可怕的无处不在的嗅觉,认定德莱曼有嫌疑,另一方面,恐怕他自己也不愿意承认,他看上了剧作家的老婆克丽丝。
恰巧,文化部长也希望对德莱曼及其妻子进行监视,他也看上了美丽的克丽丝,企图通过监听找到污点,胁迫她以满足自己的私欲。两者一拍即合,随即促成了这次行动。
当然,维斯勒对克丽丝的想法与文化部长是不能相提并论的,他只是欣赏她的魅力,并无更多的邪念,而文化部长则是赤裸裸的肉体之欲,是权力的饕餮,无耻且肮脏。
他被安排和另一名秘密警察轮流值班,24小时监听德莱曼夫妻的生活。然而,令大家没有料到的是,在窃听的过程中,维斯勒的被职业所压制的人性逐步复苏。
在一次突击检查中,他带走了剧作家书桌上的一本布莱西特的诗集,并被那些诗句深深打动。此后,当他在监听器里听到德莱曼饱含情感的钢琴弹奏时,竟忍不住流下了热泪。
就在德莱曼开始向西德媒体秘密匿名撰写揭露东德人自杀状况的报告时,维斯勒选择牺牲自己的仕途,凭一己之力保护他。他遣走了另一名值班警察,一个人监听德莱曼,并开始杜撰监听报告,最后在危机当口,帮助剧作家躲过一场巨大的劫难。
为此,维斯勒被降职到地下室做拆信员,变天后,他仍生活在社会底层,做了一名投递免费广告的送报员。
人性的觉醒所带来的力量是巨大的,在维斯勒的这里如此,在德莱曼这里亦是如此。事实上,作为被监听对象的剧作家德莱曼也并非一开始就对这个体制抱有敌意,更谈不上要摧毁它。
起初,他同这个国家的许多民众一样,热爱艺术,热爱生活,虽然对当局的有些行为偶尔也会愤怒,但他选择了妥协,将正义和良知尽量隐藏于内心,以保证自己和家人的生活不受影响。他甚至一度希望能依附于体制,并努力做到游刃有余,并赢得了盛名,他以为这就是自己想要的平静的生活。
但事实上,生活并不平静,只是他习惯了权力对他身份的界定,习惯了依附于体制所带来的个人的所谓的价值追求的实现,他们假装对许多丑陋充耳不闻,心甘情愿的接受这样的平静而已。事实上,精神上对现状的麻木和无动于衷,比专制统治本身更为可怕。
最终,他还是未能逃脱政治巨轮的碾压。开始是好友艾斯卡的死亡刺激了他。这位导演由于被当局认为并不忠心,禁止了他创作的发表,时间长达5年,对创作解禁感到无望的艾斯卡最后选择了自杀。接着便是,他得知自己的妻子在文化部长的胁迫下与之上了床,他感到愤怒却投诉无门。
他终于明白在这样的环境下,没有人能够置之度外。他决心不再充当当局手中的一枚对外宣传的棋子,他希望自己能够做一些事情让更多的人听到真实的声音。
于是,德莱曼搞来了东德每年因为政治迫害而自杀的数据,并将这些数据写成了报道交给了了柏林墙那边的《明镜周刊》。报道的发表使得东德的安全部门大为光火,竭力寻找着告密者。而种种的迹象让他们将怀疑的眼光投向了德莱曼的身上。
德莱曼的后知觉醒,是每个极权社会所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除了那些具有高度自觉意识的个体外,大部分人的觉醒都是在自身利益受到来自权力的威胁或迫害后,不得已而为之的反抗。这种觉醒很难,却值得我们期待。
特工维斯勒的故事,让我想起了另外一部电影,也发生在德国,不过背景是纳粹德国时期。德国奸商辛德勒本是个吃喝玩乐情人无数的男人,最初他收容犹太人,只打算通过盘剥这些可怜人,利用二战大发一笔横财。
后来,因为一次次目睹犹太人的惨遭杀害而良心觉醒,由此他的工厂开始全部雇佣犹太人,对外声称是因为犹太人像牲口且聪明、价低技术高,实则成了庇护犹太人的场所。辛德勒用自己所有财产打通关节贿赂军官,从而购买犹太人救他们于水火之中,至纳粹德国覆灭,辛德勒耗尽所有共救出1100人之多。
在权力的蛮横面前,任何个体都是渺小的,都可能瞬间就灰飞烟灭的,特工维斯勒如此,剧作家德莱曼如此,商人辛德勒更是如此。很多人,在这种情况下,大多会选择从恶如流,成为汉娜·阿伦特笔下的恶的平庸的执行者,心安理得地做着恶。
西谚云:没有一滴雨会认为自己造成了洪灾。因为当一个恶行的链条足够漫长,长到处在这个链条每一个环节的人都看不到这个链条的全貌时,这个链条上的每一个人似乎都有理由觉得自己无辜。
所以,维斯勒和辛德勒们所做的选择,更显出了他们的伟大和勇敢,而这样的勇敢和伟大正是源于人性的觉醒。在一个角色作恶的社会,所谓的人性觉醒,就是从自己所隐身的角色中抽身出来,恢复成独立、完整并需要为自己一举一动负责的人,从制度的深井中一点点爬上来,在更广阔的天空下,看到雨滴如何汇成洪水。
当维斯勒背叛了这个丑陋的制度的时候,他一定知道自己的命运将是如何。他也一定不会想到在不久的将来,自己能够赢得回报。同样,辛德勒也不会想到,自己能够坚持到纳粹德国的覆灭,更想不到当初那些可怜的犹太人能在后来给予他如此高的赞誉和回报。
很显然,他们之所以冒着巨大的风险这样做,一定不是为了功利的得失计算,而是基于人性觉醒后的良知。而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说,他们不再是极权制度的奴隶,而是一个高贵且自由的人。
康德说过,自由源自道德,那是一种发自人类心灵底部不必依赖于外部必然性的自我律令。无论外在的必然性要如何压迫他,都不会绝对扼杀这种人对自己的律令。这正是人的尊严和价值之所在。
人类走过了无数个漫长的黑夜,尤其是经历了20世纪极权主义所带来的压制、迫害、战争、屠杀和无以复加的恐怖,终于走到了今天。在那些最黑暗的岁月中,正是因为有了维斯勒和辛德勒们的人性的觉醒,人性的光芒才没有被熄灭。
我想,这也正是《窃听风暴》带给我们的启示:在最黑暗的核心地带,只要守住人性最后的光亮,光明的种子就能破土发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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