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通过约束社会中最活跃的青壮年群体,降低社会经济活动的运转速度,甚至让部分地区停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构建老年人免疫屏障、降低社会总体死亡率的问题,并且还会带来很多次生灾害。集中力量提高老年人疫苗接种率才是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
(一)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各地的统计数据都表明,老年人(尤其是80岁以上的高龄人士)是最危险的群体,死亡病例中绝大多数是高龄群体,而青壮年、儿童死亡率极低。
根据香港卫生署的统计,80岁以上老年人死亡率是40岁以下人群的420倍以上,截至4月27日,香港9069个病死案例中,年龄中位数达86岁,也就是说死亡人口绝大多数在80岁以上,中青年则极其罕见。
香港老人排队接种疫苗
全港60岁以下的青壮年人群,即使没有接种疫苗,面对奥密克戎病毒,其总体死亡率也有十万分之四稍多(218人vs 523万人),或者占该年龄段未接种疫苗感染者的万分之六。而这个人群接种疫苗后,死亡率几乎降至0,总死亡案例仅9人,致死率低于绝大多数日常所见疾病,或者意外事故(香港每年交通事故死亡150人左右,重伤2600人左右)。
日本、新加坡、韩国及上海的最近统计也印证了这个观点,上海最近报告死亡案例中,平均年龄在82岁以上,并且绝大多数都没有接种疫苗。
所以,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 青壮年、儿童人群的新冠病毒致死率是非常非常低的,尤其是接种两针及以上疫苗的人群,死亡率几乎降为0。
2. 80岁以上老年人是死亡病例的主要构成部分,但是导致死亡主因是诱发基础病,死者多数有严重基础病的体弱人士。
3.  疫苗接种率决定了80岁以上人群的抵抗能力,比如香港80岁以上死亡的6449宗病例中,打完第三针加强针的仅有31例,而未打针或仅打一针高达5834例,两个群体死亡率差别达190多倍。
(香港死亡病例中,71%的从来没有接种过疫苗,而接种3针疫苗占比不足1%,疫苗对于减少死亡率极为关键,数据来源:香港卫生署)
(二)香港的精细统计数据,有助于我们更清晰认清中国内地的抗疫形势,有助于我们思考如何制定更科学、代价更小的防疫政策。
我国最近围绕是放开还是严加管控,展开了激烈争论。那些支持严加管控的专家,其最重要的依据就是,现在我国还没有建立起老年免疫屏障,一旦放开会导致几十万甚至一两百万人的死亡。从香港的数据来看,他们这个担忧是有必要的,如此大规模的死亡,让千百万家庭承受亲人离去的痛苦,是我们任何人都不愿意看到的。
但是在如何构筑老年人构筑免疫屏障上,这些防疫专家设计的路径出现了根本性的偏差:防疫中投入的巨大人力、物力资源并没有用在提高老年人的疫苗普及率上,而是用在了限制社会正常流动上,也就是通过约束社会中最活跃的青壮年群体的生产、消费、社交自由,降低社会经济活动的运转速度,甚至让部分地区停摆,来给老年人创造免疫屏障,减少死亡率。
在疫苗没有研发普及的时候,这些政策是必要的,也是降低社会死亡率的唯一途径,但是当疫苗普及之后,再把这个模式当成金科玉律,就是典型的头疼医脚的思维了,不但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并且付出太多不必要的代价:
第一,不提高老年人的接种率,也就无从真正构筑老年人的免疫屏障,上海、香港都是前车之鉴,社会一旦破防,老年人将首当其冲;而日本、新加坡这种老年人接种率非常高的地方,即使是社会秩序恢复正常化,整体死亡率也降至非常低,日本这半年死于新冠病毒的老年人总数已经低于8000
第二,限制医疗资源利用率,导致老年人其他疾病不能得到有效救治,根据一些公共卫生学研究,在封控模式下,其他疾病死亡率会总体上升一倍左右
第三,牺牲社会经济发展,将直接影响家庭收入和政府的社会保障支出,降低全社会的预期寿命
(三)所以,我国接下来防疫的重点,成败的关键,毫无疑问,应该是放在提高老年人接种率上。或许有人要说,现在老年人接种率很高了,还怎么提高?!如果地方上的统计数据完全是真的,那么我们就没必要担心,可以采取更大胆的一点防疫模式,逐步恢复社会正常秩序了。问题在于,很多地方的老年接种率都严重注水,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高。
根据国家卫健委的统计,截至4月28日,全国60岁以上老年人完成全程接种2亿1515万人,完成加强免疫接种1亿6042万人,该年全国60岁以上人口为2亿6736万,也就是说两针或三针的覆盖率分别为79.3%和60%。
有的省份公布的接种率更高,比如江西、安徽、山东3个省宣布60岁以上老年人两针以上接种率已经超过90%。重庆、河南、湖北、贵州、河北、四川、云南7个省市超过85%。
但是,笔者认为很多地方上报的数据是严重注水的,导致全国的数据也不准确,无法作为制定政策的依据。笔者询问了多位山东老家的80岁以上老年人,他们多数都没有打疫苗或完成两针接种,笔者93岁的祖父,就是其中一例。很多地方为了完成疫苗接种率指标,采取只派人上门采集身份证,而不打疫苗的方式。
老年人的接种率这么低,是有多方面的,有的是因为行动不方便,有的是对打针异常排斥,还有很多人出于医学常识缺乏,想当然认为不经常出去活动,就可以避免被感染(这种貌似是多数,甚至很多基层工作人员也是这么认为)。
我们可以通过上海和北京的老年人接种率,推知全国的真实情况,比如,在4月28日的上海市新闻发布会上,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赵丹丹表示,全市60岁及以上老年人两针接种率为62%,三针接种率为38%;北京市卫健委4月18日公布的数据表明,60岁及以上人群第一剂接种率为80.6%,但是没有公布二针和三针的接种率,估计二针率会稍高于上海,但也应不会高于70%。
北京、上海的公共卫生条件最发达,疫苗接种网络最完善,居民防护意识最强,社区推动疫苗接种力度最大,按照最基本的卫生学常识,这个地方应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才是。我们可以有理由相信,全国多数地方老年人疫苗接种率都低于这两个城市,也就是低于62%。
80岁以上的人群接种率则更低,目前仅有以下几个地方公布了截至3月底至4月底的数据,广西为52.66%,陕西为37.93%(其中加强针接种率15.06%),江苏泰州市为49.33%,山东青岛市为43.61%,沈阳则不足30%。大致,全国高龄人群接种率普遍在3-5成之间。
(提高80岁以上人群疫苗接种率是防疫成败的关键)
如果我们以全国80岁以上老年人总人口为3650万,总体接种率为40%计算,那么现在全国尚有2200万以上的高龄人士没有接种疫苗。按照目前全球80岁以上患者死亡率14%(韩国10.03%、日本11%、中国武汉14.8%、中国香港16.2%),到大流行结束最终有一半人感染新冠来计算,那么会带来154万人的死亡。
而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太大,高龄人群疫苗接种率每提高10%,就会减少25万左右的死亡。如果通过努力,我国60岁以上人口疫苗接种率提高到95%,80岁以上人口疫苗两针接种率上升到90%以上的话,也就是接近韩国、日本或新加坡的总体水平,那么,我国新冠死亡死亡人数将降至25万左右,致死总数远远低于糖尿病(每年约83万)等常见疾病。这个总体死亡率,要比无限期的封控造成的经济滑坡及医疗系统紊乱,带来的次生死亡要少得多,比较而言,是一个代价最小的方案。
同时,这也将是全球最低的死亡率。这意味着,中国通过清零政策赢得了疫苗窗口期,然后通过疫苗超常规的普及,最大限度降低死亡人数,这无疑将是全球最完美的抗疫政策组合,真正体现中国模式的优势。
(四)因此,我国下一步的防疫政策重点应该是:
1.  尽量减少对具有抵抗力的青壮年无休止的核酸检测和禁足
2.  把对防范正常有抵抗力的人群的人力和资源用在入户排查老年人接种率,督促老年人的疫苗接种上
3.  把耗费巨大、管控面巨大的社会清零,转向为对老年人不接种疫苗清零,这样才能实现更精准的防疫
目前,全球普遍规律是老年人接种率远远高于年轻人,比如截至4月下旬,美国全国两针接种率66%,而65岁以上老年人为90%;日本全国两针普及率为81%,而65岁以上老年人普及率为92%,80岁以上达98%,加强针 12-39岁人群普及率低于30%,65岁以上老人则达到86.9%。 
而只有我国出现了老年人接种率远远低于年轻人,并且还在不断督促年轻人打第三针,甚至是第四针的怪诞现象。
综合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提高老年人、尤其是80岁以上高龄人士的疫苗两针及加强针接种率,是最大限度减少死亡率的关键。这项基本工作完不成的话,我们将永远在被动地围堵病毒的路上,将永远无法实现社会经济的正常化,将永远不断地为此付出过高的代价。
延伸阅读:
继续阅读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