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的全球流行所带来的自然的和人为的灾难危机,使全世界所有的人,都陷入极度困惑、焦虑之中,感到说不出的孤独与无所适从。
这种说不出的孤独感,不仅是因为关在屋里与世隔绝,即使在网上也无法交流。而是因为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突然都没了共识,一个一个在渐行渐远。关于远方战争和附近疫情生发出的集体情绪,关于当下人们的共识正在经历的前所未有的撕裂,正如北大钱理群教授所感叹的,呈现出今日世界“无真相、无共识、不确定”的状态。 
在动辄得咎的舆论环境中,我们不逃避、不让出思考权利的意义何在? 
今天,活字君与书友们分享独立文化记者、青年写作者柏琳给好友吴琦的来信。她在信中谈到牢牢把握住思考的权利为何至关重要,她以文艺批评家李陀与其好友查建英在八十年代的对话为例,形容那代人是“压缩饼干的一代”。她说:“压缩饼干虽然长得不富态,却对自己的命运更为笃定”,“因为笃定,就能有更坚定的立场和更开放的胸襟。” 
如果你也有牵挂的亲朋好友,不妨也提起笔写封信,从自身困惑出发,重思今天的公共生活。公开信请投稿至 [email protected]
不逃避,就是一种现实感
撰文:柏琳
转载来源: 单读(id:dandureading)
吴琦,
上次给你写信,好像已经是公元前的事情似的,太久远了。那个时候我刚刚开始自由写作,即将开启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对自己周遭的一切不平之事,心里存着一股热气。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对你说,我的人生信念是做一个身心强健的人。
时间都快过去五年了,周遭的变化让我失语。我们戴着口罩生活,刷着健康码进餐馆吃饭,扫着行程码去医院看病。上个礼拜我坐地铁,目睹两三个年轻人僵立在地铁闸机口,他们想刷手机上的地铁码进站,可是鬼使神差般的,清一色都亮出了健康码。地铁的闸机又不是人眼,肯定不会有什么反应。一个年轻人在那儿边跳脚边吼:“什么毛病!我的健康码是绿的!为什么不让我进站?!”
我想,这是不是某种疫情时代的PTSD?
我至今也没有办法习惯戴口罩的生活。在不危害公共安全的前提下,当和朋友见面,我总是那个第一时间摘下口罩的人,同时,我心里也默默企盼对方可以摘下口罩,让我看见对方的笑容,酒窝,打哈欠,擤鼻子,剔牙,都行,那是人的热气。我自己会尽一切可能把热气传递出去,虽然人与人之间存在的那条边界,我时常能够清晰地感知到,但努力靠近边界,是我的执念。我并非要跨过这道边界,只要靠近一点,当彼此有困难的时候,帮助起来总是容易一些。
咱们平日里没少见面,许多问题都在面对面的交流中反复探讨,但现在我还是坐在这里给你写公开信,好像讨论永远不充分似的。起因当然又是我们对日常问题的一些交流,这次的由头是你在播客里和项飙老师做的那场访谈《俄乌战争与日常意义》所接收到的反馈,让我感到错愕,让你感到茫然。关于远方战争和附近疫情生发出的集体情绪,关于共识正在经历的前所未有的撕裂,你说你的虚空感再度袭来,不知道我们的工作价值何在。
我照例充当的是给你打强心剂的角色,我们对彼此的称呼经常是“战友”,无形之中我们都感知到自己将长久地站在一个隐形战场上,与一种观念的利维坦作持久的抗争。渐渐的,你我都发现,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一个一个在渐行渐远。单单最近五年的社会变化,许多人经历的现实层面的暴击,就足以改变一个人的立场、态度和行动方式。
我其实能够理解这种“渐行渐远”,如果我们与观念利维坦抗争的唯一武器,只有开放而坚定的视野和胸襟(一种自我期许),那么我们就必须倾听、容忍所有的质疑,并且把它们当做补药吃。这当然很难,甚至我感觉这是和人的本能相悖的。在如今动辄得咎的舆论环境中,需要你站队和表态,然后舆论在此基础上,给你带上标签,便于下一步操作。简单粗暴的二元对立法,无论是在网暴运动、饭圈文化还是针对公共政策运行的意见反馈上,都是屡试不爽的法宝。
不站队就变得很尴尬,但草率地直接亮出观点,也被认为是危险而天真的。于是最安全的做法有两种,或者选择某个与自己想法近似的“派”,跟风转发;或者干脆保持沉默,但这么做也有危险,“你在明哲保身!”、“知识分子去哪里了?”的指责我们并不陌生。
不要苛责人性,也不要拷问人性,这是我这几年对自己反复强调的自我要求。在这里我并不是要对知识分子的失语甚至是那些假装岁月安好的鸵鸟心态做任何的开脱和解释,事实上这没有什么好开脱的。对知识分子来说,失语就是失职,即使对你我都是如此(如果我也算一个知识分子的话),我一向不惮于对自己开刀,这点你很清楚。
电影《天才捕手》剧照
我想和你真正讨论的是,在每天都如经历暴风雨的舆论场中,对于知识分子来说,重要的究竟是什么?我认为,重要的并不是有没有第一时间说话,重要的是在什么样的情形下决定说话。
也许,用知识分子这个词,还是让我感到有些别扭,我一向觉得自己不过是个“知识青年”,无关年龄,而是对世界的知识和观念的吸收还处于一种青年状态,并没有能力去引导别人。然而,我还是想和你输出一些观念,事实上也是我的“舶来品”。因为而今舆论场动辄得咎的生态,已经让我如鲠在喉。对你,不也同样如此吗?
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 1909—1997)英国哲学家、观念史学家、20世纪著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生于俄国犹太家庭,1921年随父母前往英国。1928年进入牛津大学攻读哲学,1957年就任牛津大学社会与政治理论教授,发表具有开创性的“两种自由概念”演说,同年获封爵士。作为杰出的观念史学家和学科主要奠基人,先后被授予耶路撒冷文学奖和伊拉斯谟奖。主要著作有《自由论》《俄国思想家》《反潮流》《个人印象》《扭曲的人性之材》《现实感》《浪漫主义的根源》《启蒙的三个批评者》《苏联的心灵》等。
你知道我很喜欢英国思想家以赛亚·伯林,对这位“情感哲学家”的著述,我几乎是相见恨晚的感觉。近几年国内外局势的变动,让我越来越深刻地觉察出伯林的价值。在伯林的浩瀚文集中,我最近重读是《现实感》,真是逐字逐句地重读,并不住慨叹,真金白银的观念近在咫尺。
虽然伯林是一个相信多元主义的自由派思想家,但他同情社会主义,也赞成民族认同,于是他在学术界、思想界都是一个尴尬人,左派的嫌他右,右派的嫌他左,但他又不是中间派,更不是相对主义的信徒。就是这样一个尴尬人,其实底线一直稳稳地就在那儿,只是各派人马出于各自原因选择性忽视罢了。他的底线就是:现实感无可取代。在现实感的指引下,我们不能让出思考的权利。
《现实感:观念及其历史研究》(第二版) 作者: [英]以赛亚·伯林, 译者: 潘荣荣/林茂/魏钊凌, 版本: 译林出版社 2021年
在这本文集里,“现实感”作为文眼,是理解伯林对浪漫主义、民族主义、新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等诸多错综嬗变的概念的理解钥匙。我长话短说,引一段伯林对于“现实感”的阐释:“还有一种即兴发挥,即时应付,能够估量形势,知道何时行动、何时静候的因素在里面,这是任何程式、秘方、万灵药或把具体情况都看成普遍法则的实例的那种手段都无法替代的”,“也许叫实验智慧,或者实用理性,反正是一种知道什么 ‘行 ’,什么 ‘不行 ’的感觉。”
知道什么“行”,什么“不行”的感觉,听起来挺邪乎,类似神秘主义了,但其实这可能才是我们生活的真相吧。伯林用托尔斯泰的话来告诫我们,“组成生活的 ‘粒子 ’实在太微小、种类太不相同、彼此交替得太快、相互结合的情况太复杂,是我们的存在和行动太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以至于根本无法得到起码的抽象化和最低的概括和定形”。说句大白话:现实太复杂了。在此情况下,迅速地需要站队和表态,无疑是一种简化的偷懒做法。而跟风站队的人,则轻易地让出了自己对复杂现实进行独立思考的自由。
自由,我们可以谈的东西太多了,而且不太好展开,容易大而无当,纸上谈兵。和丹妮讨论时,她无奈于互联网世界扑面而来的情绪暴力,而你我则对掺杂在反对声音中借题发挥、夹带私货的做法感到不适。现在的情况是,无论官方还是民间,官媒还是自媒体,任何事件出现的时候大家似乎都在等待“反转”,总是不断有“更新版本”出现,然后,众声哗然、刷屏、站队、谩骂、辟谣……直到下一个热点的到来。我想说的是,这看似隐身在屏幕后的自由表达,是对自由的滥用。
你说你有一种不好的感觉,好像互联网上有股力量,要摧毁既定一切,全盘否定,这让你看不懂。项飙老师说中国的年轻人如今看待国际关系(比如俄乌战争)的框架犹如置身原始丛林,因为国内无解的内卷化生态正在不可逆地塑造着年轻人的思维模式,这让他感到忧心。而我则更不安的是,如果我的同龄人,甚至比我更年轻的人,逐渐会认为,我们在摧毁思想遗产的废墟上可以自由闯出新天地,那就真是不妙了。
我和丹妮打了一个比方:现在的观念场,好比是没有划定跑道的大空地,人们都在朝他们心中的目的地奔跑。因为没有跑道,奔跑的人会逐渐忘记轨迹,于是任何人都可以改变路线,靠着蛮力把别人挤到旁边去。如果竞争足够激烈,就会变成肉搏战,之后就是踩踏惨剧,谁能够抵达目的地呢?所以,应该允许我们自由奔跑,但脑中有一个观念:每个人都有轨迹,让我们在各自的跑道上公平竞速。时而领先,时而落后,都没有关系。但忽视跑道线,只能两败俱伤。而自由的底色,就是那一条条隐形的跑道线。跑道线就是基本原则,就是底线。
随时随地就随机事件轻易出现的网暴,无疑是对自由最大的滥用。那么作为一个“知识青年”,我们能够做什么呢?答案只能是从自身出发——我觉得,任何凌空蹈虚地幻想因为“多读了几本书”就想教育别人该怎么做的“知识分子”,同样是伯林论述的“缺乏现实感”的典型。而缺乏现实感,最后只能是闹剧收场,连变成悲剧和喜剧的资格都没有。从我们自身出发,就是在现实感的鞭策下,收回我们思考的权利,并且珍视思考的自由。
当然,伯林在文中有其针对的语境。他针对的是从19世纪到20世纪以来世界所经历的社会结构变化中那些成功的、失败的社会方案和那些成功的、失败的思想家和政治家的评析。但如果我们仔细阅读就会发现,时间进入21世纪,伯林批评的那些“缺乏现实感”的观点继续存在,并且经过互联网世界的膨胀而无限发酵了。
在我们这个生活的时代,互联网正在无限引诱人们让出思考的权利,号称可以革新人类思维方式的互联网,实际上正在做的事情是分散我们的注意力,挑动我们的情绪。我们以为自己隐藏在屏幕之后,可以随心所欲地浏览和发表观点,在无形之中,整个身心却被互联网营造的幻术钳制住了自由。就像历史学家蒂莫西·斯奈德为《现实感》所写的序言里说的那样,“无止境地依赖和浸淫于互联网便会对自由构成深远的威胁。”
难道就该因噎废食地号召“关掉手机,关掉电脑”吗?我对这种“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倒掉”的做法并不认同。况且,认为“过去是黄金时代”是一种徒劳的理想。回到“过去的传统”也好,信奉“科技带来美好生活”也罢,在我看来,都是一种逃避,一种把拥有良好生活的可能让渡和转交给外在力量的逃避做法,最终都会带来深重的幻灭。
我认为,不逃避,就是一种现实感。实实在在地接受我身处的环境,并且用这具仅有的肉身去感知环境和自我的交互所产生的反馈。如果问题可以解决,就不遗余力去解决。如果问题太困难太复杂,就在保持对其清醒认知的前提下,搁置,等待时机。
重要的不是问题有没有最终解决,重要的是问题被当做问题,而不是别的。如果可以做到这样的程度,除了始终牢牢把握在手的自由思考的权利,我看不出上帝还会给我什么别的法宝。
好像有点扯远了,咱们讨论一开始围绕的是你的虚空感问题,即不时袭来的对自我的怀疑,无论这种怀疑是针对工作价值的,还是针对世界看法的。我记得我曾刻薄地说你是一个“空心人”,而你居然认同了我的刻薄。现在回过头来看,我更正了我的看法,我觉得不只是你,其实包括我们这一代的许多人吧,内心可能都有一个真空地带,或大或小而已,总是动不动就发虚,强烈怀疑自己的许多举动的必要性。
李陀老师人在美国,年逾八十,心却强烈地牵挂着我们这里的年轻人,他经常对你我发来许多观察文章和只言片语,总是希望从我们这里可以得到新鲜的思想来启发他。但结果经常是哭笑不得的,你我都发现,好几轮下来,李老爷子更像一个三十岁的年轻人,而你我都像老气横秋的家伙。总是他在鼓励我们思考,催化我们“多弄出一些大动静”,而我们往往苦笑着表达疲惫和茫然。
李陀生于1939年,内蒙古莫力达瓦旗人。原名孟克勤,曾用笔名孟辉,杜雨。著名作家、理论家,文学批评家,电影编剧。著有小说《重担》《光明在前》《带五线谱的花环》《香水月季》《不眠的春夜》《雪花静静地飘》《无名指》,评剧剧本《红凤》,电影文学剧本《李四光》《沙鸥》。主编《中国寻根小说选》《中国实验小说选》《中国新写实小说选》《中国前卫艺术》《七十年代》等,为《今天》特约编辑。
我经常有一种强烈的感觉,觉得李陀老师的精神一直留在八十年代。虽然作为文化现象的八十年代已经不可追溯,虽然种种关于“重返八十年代”的讨论已经不再喧哗,虽然这种追忆八十年代的精神怀旧也有戴上各种帽子的嫌疑,但我还是经常对李老师说:我真的很羡慕您。八十年代的精气神儿永远留在了您的血液里,这可能就是精神的保鲜剂。
说白了,那就是底子打得好。就像一个人,身体靠着早年的锻炼和滋补,打好了底子,足以抵御衰老时的许多外界袭击。如果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已经元神俱散,年长以后就只能靠着不断拆东墙补西墙来维持肌体运转了。
我这么说,是因为前几日李老师扔给我一篇文章,《“别以为他们都是意气用事”: 中国年轻一代的5副面孔》,并且问我:“你觉得文章的分析对吗?能不能概括你们这一代年轻人?”我认真阅读了这篇文章,在认可其内容的阐释充分性基础上,对李老师表达了我的困惑。
这篇文章提供了一些分析性框架,主要调查分析“90后”群体的社会心态(我认为“85后”也可以勉强带上)。文章把这一代年轻人定义为“丰裕一代”,却由于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诸多原因,表现出了在精神上和“丰裕”并不契合的冲突、无力和空虚感。作者对当代中国青年进行了精神上的五大特征概括:用“躺平”对抗权力、渴望“35岁财务自由”、呼唤新经济秩序、融入强大国家的渴望、以及圈层化和泛意识形态化的生存。
纪录片《社会学是种武术》
文章主体不再复述,相信你已经读过。我对李陀老师表达的重点是:我认为这篇文章总体上的分析很有代表性,但我有些质疑这种分析背后的思维模式——一种对当代中国青年的情感结构、主观能动性视若无睹的机械视角。仿佛“躺平主义”、“996.ICU”、“父母皆祸害”等现象的产生,完全是社会病毒在年轻人身上产生的应激性反应。
诚然,作者有自洽的立场,站在宏观经济发展的战略角度去分析当代青年的心态及其后果。在此视角下,青年不可避免地沦为被分析的数据和样本,并且这样的样本能够呈现一种观感:这些在现行秩序下夹缝生存和生活的年轻人,如同“发面饼”一般的存在,不断膨胀,吸收着全球化和本土的养分和压力,看似比父辈看懂了更多东西,拥有更多东西,但发面饼里是蓬松的,充满了虚空的洞,轻易的一个挤压动作,发面饼就会瘪掉。就像你说的,随时感到自己发虚。
我说我们这代人是“发面饼的一代”,与之对应的是李陀老师那代人,我说他们是“压缩饼干的一代”。肚里有货,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压缩饼干虽然长得不富态,却对自己的命运更为笃定。我看《八十年代访谈录》里,查建英和李陀的对话,直呼羡慕。为什么?这篇对话主要讲述八十年代知识分子的“争论与友情”,他谈到八十年代知识分子就观念争论的重要特征:一,可以直言不讳;二,可以誓死捍卫自己的观点,跟人家吵得面红耳赤;三,相信朋友不会为这个介意;四,觉得这争论有意义。在思想碰撞得不可开交之际,大家一起蹲马路牙子上吃西瓜!
《八十年代访谈录》 查建英 編著, 版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6年
李陀的这些知识分子朋友,大抵都有自己捍卫的东西,因为笃定,就能有更坚定的立场和更开放的胸襟。每一块压缩饼干都不是吃素的。听上去是不是有些触动?和我们当下的争论生态相比?所以,《“别以为他们都是意气用事”: 中国年轻一代的5副面孔》的分析,也因此让我懊恼——好像被巨大的手盖棺定论了,好像我们缺乏一种稳定的内核,这内核应该像小马达一样,驱动着我们的生命能量,去超越这种被定义的人生。“发面饼一代”,是不是同样有资格拥有第6副面孔?
既然我们都喜欢奥地利作家彼得·汉德克,你知道他对自我的期许是什么吗?“难道我们这一代人在南斯拉夫战争中没有错过成长吗?没有成长为像父辈那一代如此众多的成员一样;他们自以为是、精疲力竭、见识短浅、毫无主见、近乎世故,又那样心胸狭小,而是成长为,成长为什么呢?也许是这样的;坚定而开放,或者容易接受事物……”
坚定而开放,这是不做“发面饼一代”的秘诀吗?也许我们还有机会,只要我们不让出思考的权利。
对了,现在大家老嚷嚷“躺平”,真是一种无奈而心酸的举动!可是我经常想,这又是何必呢?死了有大把时间躺平,我不着急。
你的战友,柏琳
2022年5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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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重时间:与西方文学的对话》
END
活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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