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中朝边境》一样，近代的中苏边界问题同样始于清朝末年。
具体来说，是1860年清朝政府和沙俄签署的《中俄北京条约》造成的历史遗留问题。
“北京条约”中只是笼统的规定中俄以乌苏里江为界，对于江中各个小岛的归属细节，却并没有给出明确指定。
在以河流划界的情况下，一般情况默认界线是“主航道中心”。
无奈整个二十世纪都是苏强中弱。
尤其是在二次世界大战苏军攻入东北后，几乎把所有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中的岛屿都纳入苏联的管辖。
乌苏里江中的珍宝岛
珍宝岛是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国一侧的一个江心洲。
全岛面积0.74平方公里，长1700米，宽500米，枯水期时与中方一侧陆地相连。
因为这种明显的地理归属关系，所以在六十年代的划界谈判中，苏联答应将珍宝岛归还中国。
可这一时期两国关系迅速恶化，划界谈判被迫停止，所谓的归还自然也就无从谈起。
从1967年开始，中苏双方巡逻队开始在珍宝岛上发生冲突。
就像之前大家看到的中印喀喇昆仑地区边境冲突一样，双方从对骂、推搡，到棍棒武斗，层层升级。
好在今天中国与邻国之间是有成熟沟通管道的，可以有效管控分歧。
但在六十年代中苏交恶的那段时间，中苏两国间的沟通渠道已全部切断，形势千钧一发。
珍宝岛卫星地图

1969年初，在得到中央批准后，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部署三月份在珍宝岛进行反击战。
之所以选在三月份，部分原因是为了给四月召开的“九大”定基调。
面对苏联这样一个强大的对手，陈锡联当然清楚问题的复杂性——这是一场政治高于军事意义的战斗。
所以在筹划时他反复强调：
“要立足于小打，规模尽量要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因为战前的指导思想明确，所以珍宝岛战役的规模并不大。
虽然事后双方拉开了不小的阵势，但实际动用的作战单位均在“团”以下。
陈锡联上将是六七十年代一个极为关键的人物，曾是“接班人团队”的重要成员。
1969年的三月间，珍宝岛一共发生了三次小规模冲突，分别在3月2日、3月15日和3月17日。
3月2日

苏联边防军出动70余人，分乘4辆军车，从珍宝岛上游的下米海洛夫卡和下游的库列比亚克依内两个方向侵入珍宝岛。
中苏双方巡逻队遂在珍宝岛上首次发生热战。
关于是谁开的第一枪，双方后来各执一词。
由于中苏均以最大的敌意来判断对方的企图，所以局面迅速恶化。
苏军把最先进的T-62坦克、装甲车和“秘密武器”冰雹火箭炮开到了冲突现场。
俨然一场武器秀的形式来威吓中方。
解放军不甘示弱，调来了反坦克炮、无后座力炮和火箭筒等武器。
苏军边防总队的装甲车，1969年3月12日
3月15日
3月15日是珍宝岛战斗的高潮。
苏联边防军出动50余辆坦克、装甲车和步兵100余人，在直升机、炮火支援下向守卫珍宝岛的中国部队发起猛烈进攻，并用多种火炮轰击中国境内纵深目标。
当天的冲突持续了近九个小时，珍宝岛反复易手达八次之多。
战斗中，一辆行进于封冻江面上的苏军T-62坦克履带被地雷击毁，乘员弃车逃生。
这辆坦克后来成为双方争夺的焦点。
据估计，当天双方都伤亡了数十人，苏军伤亡的人员中还有一位上校。
气急败坏的苏军将一个摩托化步兵团的兵力在珍宝岛地区展开，与我方形成激烈对峙。
不过由于双方的克制，大战最终没有打起来。
3月17日
15日的激战后，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元帅向勃列日涅夫报告，称有一辆T-62中型坦克被打瘫在珍宝岛的江汊上。
勃列日涅夫勃然大怒。
T-62是六十年代集苏联军事工业精华于一身的高级货，决不能落到中国人手中。
于是勃列日涅夫下令：一定要把这辆坦克弄回来，实在弄不回来就把它炸沉到江底。
从3月17日至4月29日，中苏双方围绕T-62坦克展开激烈争夺，以至于赋予它很多政治意义。
17日当天，中苏双方互对炮击。
尽管交火激烈，但均未能将这辆坦克拉回。
3月21日，苏联因不愿让中国获得这辆当时最为先进的坦克，派出爆破组试图炸毁坦克，被我方击退。
眼看中国方面势在必得，苏军不得已用炮火把坦克下的冰层击破，坦克遂沉入乌苏里江。
不过苏联方面显示是低估了中国人的决心。
T-62坦克在珍宝岛战斗中给解放军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
当时解放军的主要反坦克武器，像75毫米无后坐力炮、85毫米加农炮和56式火箭筒等，都无法有效地击穿T-62的正面装甲。
为了一探这个高级货的究竟，中方下了死决心要搞到它。
4月27日夜，解放军乘夜色派出海军潜水员，偷偷将这辆坦克打捞出来。
被苏军发现后，双方再度爆发激烈炮战。
最终，在炮火掩护下，我方把已沉入江底这辆坦克成功抢了过来。
这辆被赋予军事和政治双重含义的T-62坦克先是被拉到位于抚顺的解放军工厂做修复，接着于1969年6月送抵北京。
它不仅成为苏联入侵珍宝岛的罪证，也为后来中国自制坦克提供了宝贵的蓝本。
北京中国军事博物馆展示的苏联T-62坦克和美国M-26坦克。前者就是珍宝岛落水的那辆坦克，后者是朝鲜战场缴获的
珍宝岛之战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苏联，都引起了极其强烈的反响。
莫斯科反华示威接连不断，中国使领馆被围，汽车被砸。
在中国，仅在3月4日到12日不足十天的时间里，参加示威游行的军民就已达到1.5亿人（4亿人次）以上。
除了民间层面的反响，珍宝岛的冲突和T-62坦克事件让苏联领导层十分震怒。
以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元帅、部长助理崔可夫元帅等人为首的军方强硬派主张“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
具体方案是用远东地区的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当量几百万吨级的核弹头，对中国的军事政治等重要目标实施“外科手术式核打击”。
为了统一思想，当时苏联已秘密通知东欧盟国，宣称“有可能先发制人地打击中国的核设施”。
一时间，珍宝岛事件成为继古巴导弹危机后冷战期间又一次爆发全面核战争的重大危机。
如此大事，苏联人觉得事先有必要和美国通一下气。
于是在1969年的8月20日，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奉命在华盛顿紧急约见了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
多勃雷宁向基辛格通报了苏联准备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意图，并征求美方的意见。
按照苏联的想法，在当时中美关系十分尖锐的情况下，美国至少会保持中立。
不过基辛格和尼克松商议一番后觉得，美国有必要帮中国一把，具体原因有以下几点：
1、苏联是美国最大的威胁，中国作为牵制苏联的一张王牌，敌人的敌人是朋友。
2、一旦苏联动用核武器，会对世界局势产生重大影响，众多国家将完全臣服于苏联。用尼克松的话说：
“我们能够毁灭世界，可是他们却敢于毁灭世界。”
3、当时驻韩日的美军有二十五万人之众，一旦中苏爆发核战，即使是间接的核污染也会给日韩两国以及当地美军带来巨大影响。
考虑到中美当时没有太好的沟通管道，同时缺乏互信，尼克松和基辛格商议后决定让媒体把这个风放出去。
这是美国政客一种常见的“甩锅”办法。
反正美国无秘密是人所共知的事情，媒体神通广大，勃列日涅夫也没法怪罪。
基辛格在尼克松任期内发挥着极其关键的作用，尼克松对他的信赖远远超过对国务卿等人。
就在苏联大使向基辛格透露消息的两天后，8月28日，不知名的小报《华盛顿明星报》在醒目位置刊登了一则消息。
题目很震撼——“苏联欲对中国做外科手术式核打击”。
文中说：
“据可靠消息，苏联欲动用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几百万吨当量的核弹头，对中国的重要军事基地──酒泉、西昌导弹发射基地、罗布泊核试验基地，以及北京、长春、鞍山等重要工业城市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
一石激起千层浪。
《华盛顿明星报》的这则消息在全世界引起了强烈反响，谴责苏联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
中国当然注意到这一重磅新闻，立即启动战时准备，将大批企业转向军工生产，并启动地下工事。
在京的中央党政军主要领导人全部进行了疏散。
中央机关集中到北京郊区战备地下指挥部办公，由周恩来留京主持工作。
毛泽东到了武汉主持全国的大政方针，林彪则到苏州负责战备。
那个年代苏联一度在毗邻中国的蒙古集结了一百个师的庞大兵力，整个蒙古国俨然一个巨大的反华军事基地。（《被遗忘的社会主义国家 Ⅱ》）
与苏联军方的咄咄逼人不同，时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总理）的柯西金力劝勃列日涅夫与中国和解。
1969年9月11日，柯西金在参加完越南领导人胡志明的葬礼后路过北京，和周恩来在机场秘密会晤。
这便是著名的中苏机场会谈，《全面战备，1969》一开始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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