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帝刘恒是古代圣君的典范,似乎天生就是一位圣明、仁慈、自律的完美政治家。然而寻诸史籍,文帝形象并非后世所言那般十全十美,他也会忧虑、害怕、不自信,乃至有些克制不住的私欲。
只不过他从即位之初就戴上了厚厚的面具,把真实的自己隐藏了起来。
那么,面具之后那位真实的刘恒又是什么模样? 
 皇位天降:吓坏了年轻的代王
汉孝惠帝刘盈死后,由于其子被认为是冒认的假儿子,身为刘邦诸子中最大的代王刘恒,突然被周勃、陈平等功臣拥立为新君。
刘恒七岁时就被分封出去,一直在太原安静地做代王,对长安并没有什么兴趣。这与其母薄氏有很大关联,薄氏一生没有大的追求,只愿陪着儿子平平安安在太原当王。薄氏谦退的态度,让母子二人逃过了吕后时代残酷的宫廷之灾,刘恒谦退的政治态度与这段经历不无关系。
所以当公元前180年京城使者前来请他当皇帝时,他第一反应不是兴奋,而是惊恐与怀疑。毕竟诸吕之乱刚刚平定,血腥厮杀过后,长安到底是什么样子?周勃、陈平这些老臣到底安的什么心?刘氏子孙又是什么态度?他一无所知,不敢贸然接受皇位。这时的刘恒,还是个普通人,所思所言所为都是本能反应。但也是从这时开始,刘恒的形象包装开始了,刘恒自觉或不自觉发生变化,向后世史书上那个面目模糊的圣君形象靠近。
刘恒从太原出发,到达长安郊外,发生了一件颇有转折性的小事。周勃、陈平等平乱功臣到渭桥迎接新君,太尉周勃突然到刘恒车驾前行大礼,请求借一步说话。周勃意图简单粗暴,要抢在众功臣之前把皇帝玺符送给刘恒,求一个头号拥立功臣的政治资格。刘恒当时年仅二十三岁,正是年少轻狂、容易热血上头的年纪。普通人在这个年纪遇到这种事,大概率会亲自下车扶起周太尉,热情地问候之、感谢之、询问之。
但他已非普通人。代王中尉宋昌当即阻拦,说:“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不受私。”
作出准确反应的是宋昌而非刘恒,但在史书语境中,宋昌作为刘恒臣子,其反应自然是刘恒政治意志的延伸。宋昌反应得快,刘恒学得也快。周勃当众跪献天子玺符,刘恒有样学样地说:“至代邸而议之。”功臣们早已定调,还需要再说吗?但刘恒在众目睽睽之下,不进皇宫而要先进代王旧邸“商议”,众功臣只得面面相觑。
从不知所措到打太极,刘恒从这一刻起,正式转入皇帝状态了。
 收拾功臣:问鬼神只因内心忧虑
《史记·陈丞相世家》中记载过一件汉文帝与大臣召对的事。汉文帝问右丞相周勃:“天下一岁决狱如何?”周勃答:“不知。”又问:“天下一岁钱谷出入如何?”周勃又不知,惭愧得汗流浃背。
文帝又问左丞相陈平同样的问题,陈平应对得很巧妙,决狱是廷尉的职责,钱谷是治粟内史的职责,这些小事去问他们好了。丞相是辅佐天子管理大事的,管好众臣就行。文帝连连称善。周勃自此之后请辞右丞相,汉文帝允准。
这件事发生在汉文帝即位不久,表面上看是君臣之间抖机灵,大老粗周勃斗不过皇帝和陈平,弄得狼狈不堪。但背后大有文章。丞相不管具体事务,这是稍具政治常识的人都明白的。文帝以此拿捏周勃,背后有更深的目的。此事过后不久,文帝借口长安城中列侯太多,导致京师供应压力增大,暗示绛侯周勃带头离开京师,到自己的封地居住。离开京城,意味着远离最高权力,周勃一百个不愿意,但又无力反抗。
周勃回到绛县后,再次被打击,文帝将其下狱论罪,扣了一顶谋反的大帽子。周勃花了大钱疏通国舅薄昭,在薄太后面前求情才免罪出狱。当年那位将百万之军、杀诸吕定社稷的周大将军,不由得哀叹今日才知狱吏之贵。
周勃真有反心吗?肯定没有。薄太后就质问过汉文帝,他要想谋反,当初做太尉时早反了,为何要等到现在。后世史家解读绛侯系狱,大多归因于周勃是汉初军功集团首脑,汉文帝打击他乃是消解功臣集团的影响力。
此说固然有理,但是打击功臣纵有千般理由,不至于对一个大老粗这样刻薄。文帝这样无情,大概是因周勃曾杀过汉惠帝刘盈的几个儿子。史学界对刘盈的几个儿子身份多有怀疑,真伪我们且不必论说。汉文帝为什么会对此事产生反应呢?不管二哥刘盈之子是真是假,周勃作为外臣,居然拥有对裁定皇族血缘、身份的权力,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如果有一天,功臣集团对刘恒也产生不满,会不会也如法炮制、废而杀之呢?政治家也好,普通人也罢,对未知命运的恐惧与担忧,往往是一样的。汉文帝断然下令拘拿无辜的周勃,极有可能出于过度忧惧。
文帝也对皇族兄弟有过类似举动。文帝把幼弟淮南王刘长逼死,纵容儿子刘启打死吴王刘濞的太子,民间传言:“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米,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史记·淮南衡山列传》中记载了汉文帝的反应,他罕见地对民间传言作出解释,又是尧舜放逐骨肉、又是周公杀管蔡,引经据典看似有根有据,但怎么辨也抹不平骨肉相残的事实。
汉文帝虽有政治正确的面具,但那个面具只是一个壳子,内心的不安却无人照顾。夜深之际,孤独而阴沉的汉文帝,也不得不求助鬼神。
 被宣传夸大的节俭
被历史宣传误导的,还有汉文帝的节俭作风。

班固在《汉书·文帝本纪》传论中热情洋溢地赞美了汉文帝,说他做皇帝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
确实,汉文帝为政富有仁爱之风,开启了文景时代宽仁政治环境,尤其是他下令施行的“三十税一”之策,连续十三年免除田租,为老百姓带来前所未有的宽松赋税,这是他不容置疑的伟大功绩。
史家论人喜欢走极端,许多人论及汉文帝往往把他说得十全十美,可惜事实并非如此。
就以《汉书》记载来说,有一次汉文帝想建一个露台,召问营造的匠人,评估一下需要多少钱。匠人说需要百金,汉文帝算了一下,中等人家十家的家产,也就值一百金,建造露台太浪费,于是断然停掉。
这件事固然反映了汉文帝爱惜民力、不愿浪费,但能据此认定他是个高度自律、始终节俭不浪费的人吗?
《史记·佞幸列传》记载过另一件事,汉文帝宠幸邓通,动辄赏赐给邓通数以万金,而且前后达十几次。
赏给邓通的钱,可以建上千座露台,两件事放在一起比较,汉文帝之前的节俭,简直有一种惺惺作态的作秀感。
如果邓通是出将入相的功勋之臣也罢了,多劳多得,也可理解。但这位佞幸之臣对国家对百姓并无半分功劳,他能从蜀郡一个穷困的船工一跃成为皇帝宠臣,只是因为汉文帝做了个梦,梦见登天时有人推了他一把,那人的装束与邓通类似,邓通就这么戏剧性地实现阶层跨越。
以国家名器为个人赋予财富自由,放在任何时代都无法接受。但汉文帝就是这么任性。宠信无德无才的小人邓通,背后的深刻动因,是汉文帝对皇位合法性的深深不安。
他当初即位,高帝嫡子嫡孙已亡,嫡长继承的补救性措施是兄终弟及。那么楚王刘交(高帝刘邦的庶弟)、齐王刘襄(刘邦庶长子刘肥的儿子)都有即位的可能性,汉文帝入长安不肯直接入皇宫,请楚王等人共议,乃是资格不够硬的怯懦
多年之后他宠幸邓通,把他拔擢到无以复加的高位,说白了仍是为皇位法统增加一点旁证资本。我梦中登天有人相助,现实中就有这样一个人。那么我当了皇帝,不是天意是什么!
历代君主都会面临个人欲望与政治道德之间的抉择。相对于一些抛弃底线的君主来说,汉文帝控制得更好,基本维持了好的一面,成为了后人眼中的明君。
政治面具掩盖之下,汉文帝的多面性仍然顽强地存在着。如今看来,这恰恰是历史人物的真实魅力所在。
文 陈峰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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