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曾有一个感慨：“前进的青年，似乎谁都没有注意到现在对于言论的迫压，也是很令人觉得诧异的。”在他看来，评论者如果不了解作者的言说环境，就不能批评他的写作，“即使批评了，也很难中肯”，由此而发出了他的忠告：“我以为要论作家的作品，必须兼想到周围的情形。” 
那么，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鲁迅的写作面临着怎样的表达环境？在严苛的报刊审查制度与“禁言”压力之下，鲁迅采取了何种言说的方式与策略？杂文家鲁迅又有着怎样的自我身份、角色的预设？ 
钱理群教授讲鲁迅五十年，在不同年代、不同语境里讲，每次讲都带有明确的问题意识。他认为，杂文是鲁迅和他的时代建立联结的最佳途径，鲁迅用文章保存的“一时之风尚”如今还有价值。今天，活字君与书友们分享钱理群教授的文章《鲁迅杂文的言说环境、 方式与命运》。
钱理群 文
本文为节选，原刊《钱理群讲鲁迅》
钱理群教授近照
“我们活在这样的地方，我们活在这样的时代”
鲁迅最后十年的开端——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九年，写了两本杂文集：《而已集》和《三闲集》。他在《〈三闲集〉序言》里，这样谈到他这一时期的言说与写作——
“我先编集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二九年写的文字，篇数少得很”，“这两年正是我极少写稿，没处投稿的时期，我是二七年被血吓得目瞪口呆，离开广东的，那些吞吞吐吐，没有胆子直说的话，都载在《而已集》里。但我到了上海，却遇见文豪们笔尖的围剿了，创造社，太阳社，‘正人君子’们的新月社中人，都说我不好”，“自己编著的《语丝》，实乃无权，不单是有所顾忌至于别处，则我的文章一向是被‘挤’才有的，而目下正在‘剿’，我投进去干什么呢。所以只写了很少的一点东西”。——鲁迅又是“运交华盖”了。这才是开始。
到一九三〇年，“期刊是渐渐的少见，有些是不能按时出版了，大约是受了逐日加紧的压迫。《语丝》和《奔流》则常遭邮局的扣留，地方的禁止，到底也还是敷延不下去”，鲁迅所能投稿的，“就只剩下一个《萌芽》，而出到五期，也被禁止了”。这一年就只作了收在《二心集》内不到十篇的短评。
重要的是，面对这样的“逐日加紧的压迫”，鲁迅内心的感受和反应。他的直感是：在中国，“连摆这‘象牙之塔’的处所已经没有了”，此后自己这样的知识分子大概只能居住在“和现在江北穷人手搭的草棚相仿”的“蜗牛庐”里，“少出，少动，无衣，无食，无言”。“这样下去，中国的没有文艺，是一定的。”在为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三年间的杂文集《南腔北调集》所写的《题记》里，鲁迅谈到自己写作的困境：“《语丝》早经停刊，没有了任意说话的地方，打杂的笔墨，是也得给各个编辑者设身处地地想一想的，于是文章也就不能划一不二，可说之处说一点，不能说之处便罢休。”这里谈到的“给各个编辑者设身处地地想一想”，正是统治者的株连术的效应，有时当局不直接惩罚作者，而只追究编辑的责任，这反而逼得作者下笔时不得不多所顾虑，以免累及他人。
不准通，不敢通，不愿通，不肯通与力争通
鲁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
问题是，面对这样严峻的言说环境，知识分子该作出怎样的选择。
我们先一起来读鲁迅的一篇杂文：《不通两种》。
鲁迅在一九三二年十月三十一日的《大晚报》上读到一篇关于农村社会风潮的报道，题目是《乡民二度兴风作浪》，读着读着就糊涂起来，一直到第二年的二月三日还没有想明白，只得写成篇杂文，捎带发表一点感想。引起疑惑的是这段文字：
(乡民)陈友亮见官方军*中，有携手枪之刘金发，竟欲夺刘之手枪，当被子弹出膛，饮弹而毙，*察队亦开空枪一排，乡民始后退。
鲁迅感到“最古怪的是子弹竟被写得好像活物，会自己飞出膛来似的。但因此而累得下文的‘亦’字也不通了。必须将上文改作‘当被击毙’，才妥。倘要保存上文，则将末两句改为‘*察队空枪亦一齐发声，乡民始后退’，这才铢两悉称，和军*都毫无关系。——虽然文理总未免有点希奇”。
显然，这里的文句的“不通”，不是“作者本来就没有通”，而是鲁迅所说的，“本可以通，而因了种种关系，不敢通，或不愿通的”。
为什么“不敢通”或“不愿通”？鲁迅没有说破，但读者心里明白：明明是“官方军*”开枪打死了乡民，却要掩盖这一血 腥的事实，甚至归罪于乡民，于是就出现了这“不通”的句子。
鲁迅注意到，“现在，这样的希奇文章，常常在刊物上出现”。这就反映了中国言论的一个根本问题：作者连如实地反映事实、通顺地表达自己的权利都没有，常陷入“不准通”，因而就“不敢通”的尴尬。这其实就是我们在前面所讲的言说困境。
而鲁迅还要追问：中国的作者，知识分子，面对这样的思想禁锢、言论不自由的状况，采取什么态度？
鲁迅说：“头等聪明人不谈这些，就成了‘为艺术而艺术’家；次等聪明人竭力用种种法，来粉饰这不通，就成了‘民族主义文学’者，但两者都是属于自己‘不愿通’，即‘不肯通’这一类里的。”
这是典型的鲁迅思维与笔法。他抓住一个“不通”，就使各种人的立场毕现，并照出其灵魂：
“不准通”——这是“官”的立场。
“不敢通”——这是“奴*”。
“不愿通”“不肯通”——这是“奴才”的态度。他们都是“聪明人”。
《不通两种》，《鲁迅全集》5卷，22页，23页。
“力争通”——这就是鲁迅在《无声的中国》里所说的：“说些较真的话，发些较真的声音。”这大概就是“傻子”了。
这是在不自由中争自由、努力走出奴*时代的“人”的挣扎。
南腔北调、奴*文章、地摊图书
钱理群的书房，墙上是鲁迅像和“护法神”关公、钟馗
我们很容易就注意到：鲁迅“人”的立场是坚定的；但他对自己的言说的预期却是低调的。也就是说，他坚持独立的自由言说，但他又不断质疑自己的言说。他对在不自由的体制下，反抗者的自由言说的限度与缺憾，有着极为清醒和冷静的估计，同时他也深知自己的言说的真正意义所在，自有一种自尊与自重。
一九三五年底，国内新闻界纷纷致电国民*政府，要求“保障正当舆论”。要求保障舆论自由，鲁迅当然不会反对。早在一九三二年他就在答杂志社问时明确提出：“第一步要努力争取言论的自由。”但“正当舆论”的提法，却引起了他的警觉。这实际上是试图把舆论自由限制在体制允许的范围内，是“跪着的造*”。这自然是自觉站在体制外的鲁迅所不能接受的。
他在《且介亭杂文二集》的《序言》里，针锋相对地表示：“我的不正当的舆论，却如国土一样，仍在日即于沦亡，但是我不想求保护，因为这代价，实在是太大了。”自命“不正当”，且“不想求保护”，这正是一个拒绝收编的真正独立的立场。
其实鲁迅杂文的边缘性、反体制性，不只是一种言说立场与姿态，是同时表现在他的杂文思维与杂文语言上的。我在《适合自己的文体——鲁迅杂文论》里，就分析了鲁迅杂文思维的“非规范化”，“常在常规思维路线之外，另辟蹊径”，以及其杂文语言的“反规范”，“仿佛故意破坏语法规则，违反常规用法，制造一种不和谐的拗体，以打破语言对思想的束缚，同时取得荒诞、奇峻的美学效果”。——这也是“不入调，不入流”的。
鲁迅对他的杂文，还有两个看似矛盾，却很值得琢磨的说法。他在《〈三闲集〉序言》的一开头，就下了一个定义：“但短短的批评，纵意而谈，就是所谓‘杂感’者，却确乎很少见。”这确实说得很精当，堪称经典，其中“纵意而谈”自然是关键。但他紧接着又说自己的杂文里多有“吞吞吐吐，没有胆子直说的话”。这里显然存在着一个追求和追求的实现的限度之间的矛盾。实际上，杂文正是一种在不自由的环境下，争取自由言说，而终于不自由的文体。
这里，大有深意，琢磨透了，有利于理解中国国情下的文学、思想与文化。
这首先就是要正视“不自由”。这也非同小可：这是区分“奴*”和“奴才”的关键。鲁迅有言：
然而自己明知道是奴*，打熬着，并且不平着，挣扎着，一面“意图”挣脱以至实行挣脱的，即使暂时失败，还是套上了镣铐罢，他却不过是单单的奴*。如果从奴*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摩，陶醉，那可简直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
鲁迅说：“就因为奴群中有这一点差别，所以使社会有平安和不安的差别，而在文学上，就分明的显现了麻醉的和战斗的的不同。”
可惜的是，从过去到现在，都有人不断地“从奴*生活中寻出‘美’来”，只要主子稍稍放松手里的缰索，他们就宣布自己已经获得了自由。
因此，在我们中国，承认“不自由”，也需要勇气。
《钱理群讲鲁迅》，作者：钱理群，版本：活字文化｜当代世界出版社 2022年1月
鲁迅又有了沉痛之言：“在这种明诛暗杀之下，能够苟延残喘，和读者相见的，那么，非奴*文章是什么呢？我曾经和几个朋友闲谈。一个朋友说：现在的文章，是不会有骨气的了，譬如向一种日报上的副刊去投稿罢，副刊编辑先抽去几根骨头，总编辑又抽去几根骨头，检查官又抽去几根骨头，剩下来还有什么呢？我说：我是自己先抽去了几根骨头的，否则，连‘剩下来’的也不剩。所以，那时发表出来的文字，有被抽四次的可能。”
“因此除了官准的有骨气的文章之外，读者也只能看看没有骨气的文章。”这是一个必须面对的现实：我们“实行挣脱”了，但“还是套上了镣铐”，而且我们只能继续“戴着镣铐跳舞”。于是，就有了这样的自我命名：“奴*文章”“伪自由书”。这是一个时代之重。这更是一种清醒，难得的清醒。
有了这难得的清醒，就有了写作策略的选择：“可说之处说一点，不能说之处便罢休。”鲁迅说：“我也毫不强横。”这看起来是消极的，也确实有几分被动与无奈。但消极中有积极，被动中也有主动。在鲁迅这里，界限是很清楚的——正视现实，并不等于“随顺”现实，不做反抗和挣扎。但同时需要讲求战法和策略。
《钱理群新编鲁迅作品选读》，作者：钱理群 编著，版本：活字文化｜当代世界出版社 2022年1月
鲁迅说，“对于社会的战斗，我是并不挺身而出的”，他主张打“壕堑战”。
首先要懂得并善于保护自己。这背后有两个理念：一是“战士的生命是宝贵的”，不肯“虚掷生命”，是为了长期的战斗；二是要深知自己的对手，“中国多暗箭”，赤膊上阵是要吃亏的。还要懂得必要的妥协，走迂回的路，有勇有谋。有这样一件事：一批山西的年轻的木刻家成立了“榴花社”，鲁迅给他们提供的意见是，“新文艺之在太原，还在开垦时代，作品似以浅显为宜，也不要激烈，这是必须查看环境和时候的。别处不明情形，或者要评为灰色也难说，但可以置之不理，万勿贪一种虚名，而反致不能出版。战斗当首先守住营垒，若专一冲锋，而反遭覆灭，乃无谋之勇，非真勇也”。
当然，妥协也是有限度的。因此，鲁迅又说：“恐怕也有时会逼到非短兵相接不可的，这时候，没有法子，就短兵相接。”这里，还有一个故事。鲁迅在发表了我们在前面引述过的《不通两种》以后，一位勇士就打上门来，指责鲁迅的文章“装腔做势，吞吞吐吐，打这么许多弯儿”。鲁迅在回应中一语中的：“说话弯曲不得，(这)也是十足的官话。植物被压在石头底下，只好弯曲的生长，这时俨然自傲的是石头。”这恐怕还暗含阴谋，引你直言，激你说过头话，正好提供封杀的口实。鲁迅说，“我也毫不强横”，他是绝不会上当的。
鲁迅还说了一句：“现在只有我的‘装腔作势，吞吞吐吐’的文章，倒正是这社会的产物。”由此形成的是鲁迅杂文(甚至是鲁迅全部作品)的特殊风格及对读者的特殊要求。我在《与鲁迅相遇》一书中曾将其概括为“在显、隐，露、蔽之间”表达自己，并有这样的分析：“鲁迅作品中有显露出来的，也有遮蔽起来的，他真实的思想就实现在显隐露蔽之间。一个会看他的作品的读者，就能够从浮在水平线上面的部分看到隐藏在下面的部分，而下面的部分很可能是更重要的部分”，他的言说“有说与不说，明说与暗说，正说与反说，详说与略说，言里与言外，言与意之分，区分是非常复杂的。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个语言的迷宫，要真实地贴近他很困难，但是我们正是要在这样的困难中去努力贴近他，在显隐露蔽之间去体会他的真意”。而这本身，就是很有魅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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