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三八妇女节,职场妈妈们休假了吗?
但我们想说,只是休假半天是不够的,收到妇女节的祝福是不够的,很多职场妈妈真的忙“疯”了:白天要面对工作的压力和挑战,竭力不让同事和老板看出自己的疲惫,可能还要承受职场的各种歧视;回家之后要开始一份新“工作”,做家务,教育孩子,加上加班,匆匆睡几个小时又开始新的两轮班;要自己应对压力,收拾好坏情绪,还要不断提醒自己学习更好的教育方式和经营亲密关系的方式……
关键在于,妈妈们需要得到系统性的支持,让大家不再疲于应付连轴转的工作、家务和育儿事务,而是能更从容地工作和生活,更公平地被对待。
前一阵我们写过一篇文章《李靓蕾一战成名,但为什么⾼知⼥性会选择做全职主妇?》为全职妈妈发声。
在今天的文章中,我们想为职场妈妈发声。我们会介绍一本书《职场妈妈生存报告》,其中讲述了瑞典、德国、意大利和美国四个国家对于工作和家庭方面的政策支持,它们代表四种不同的政策方向。我们也会简要分析中国的情况,并提出一些建议,我们希望改善职场妈妈们“一直在忙碌,从未好好休息”的状态。
职场妈妈的主要挑战
挑战首先来自于社会性别对于女性应该操持家务和负责育儿的期望。社会的期待是,母职是女性首要的、需要全身心投入的事业,女性将大量精力投入工作,常常不会受到家人支持,也容易被社会谴责。而且由于社会、政策和家庭的支持,男性往往收入更高,使得他们在面对家务时更具话语权,女性似乎理所应当承担更多家务劳动来弥补收入上的差异。当讨论将家务均摊甚至更多交给男性时,往往需要女性在事业上更成功、“更忙”才有更高的胜算。
很多家庭选择靠老人或雇佣家政劳动人员来协助家庭事务,然而无论是两辈之间的育儿代沟、父母的退休时间被剥夺,还是家政人员良莠不齐、花费高昂,都是不小的挑战。
一些打破了刻板印象的家庭,即使家务分工相对公允,女性也容易遭受污名化。承担家务的男性(哪怕没有达到家务事的一半)往往会获得大家的赞誉,但这种赞誉本身其实就很奇怪:恐怕没有哪名女性讲出自己负责的家务会得到夸奖。而那些没有为孩子投入全部工作外时间的职场妈妈,则往往会受到批评,自己也常常有愧疚心理。
/ NYT /
无论在哪种情况下,很多人会发现,自己的个人时间与夫妻时间大幅度减少,甚至趋近于无,育儿中面临种种难题,夫妻关系也面临诸多挑战,而女性又常常被赋予“教育好孩子”和“维护好夫妻情感”的首要责任。
挑战更来自于职场。女性在招聘和晋升中遭受的歧视,成为广泛存在的潜规则。女性在工作中,要尽量不表现出家庭给自己带来的影响,从而在工作上体现竞争力以获得更好的机会,这也让很多职场妈妈身心疲惫。加上目前大力推广的三胎政策,产假延长又会成为女性职场发展的限制,说很多职场妈妈在工作与家庭中“四面楚歌”恐怕也不为过了。
更何况,职场妈妈们的辛苦,很多时候并没有被看到。在我们C计划L1的课程中,会带孩子读《朱家故事》这本书,书里家务都由妈妈做,妈妈也要去上班,爸爸和孩子在家颐指气使,觉得这都是理所应当的,直到妈妈留下一张“你们是猪”的纸条,离家出走了,爸爸和儿子们真的变成了猪,始反思生我们会和一二年级孩子新审视家务分配,探讨性别平等、家庭责任、家务的意义,以及试着看到在表面问题背后的深层原因。
不同国家有不同的政策模式
了解一下其他国家的政策,以及职场妈妈们的处境,会帮助我们更了解自己面临的情况。凯特琳柯林斯是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社会学助理教授,她发现职场女性面临的挑战后,走访了四个有不同家庭福利政策模式的国家,历时五年,采访了135位职场妈妈,出版了《职场妈妈生存报告》,我们在这里简单分享其中的主要内容。
瑞典(社会民主模式)
工作与家庭可以兼得
瑞典等北欧国家主要实行的是社会民主模式无论经济情况如何,公民收入如何,政府都会全权为所有公民提供福利保障。瑞典每年为家庭福利而拨出的公共开支达到GDP的3.63%
在瑞典,丈夫会共同分担家务与育儿事务,这是一种几乎不需要被讨论的情况:因为所有人都非常明确的认同这是理所应当的。
性别平等体现在该国政策的很多地方,例如育儿假。1974年起,瑞典对其长达16个月的育儿假的定义,由妈妈独享转变为性别中立、双方共享。随后的数次调整更是要求夫妻双方必须各休至少三个月,否则这部分产假作废,这传达给父母的信息是他们应该共同承担工作挣钱和育儿养家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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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儿假还有很高的灵活性,例如父母可以在孩子8岁前的任何时候休假,而非仅在孩子出生前后,另外孩子12岁之前生病可以有多达120天的临时育儿假,孩子8岁前可以随时缩短工作时间到30小时(收入也相应减少)等。经济援助由社保局统一拨付,也减少了用人单位承担的成本和面临的困境。
此外,还有很多配套政策来减少育儿困难,例如瑞典公立幼托体系很完善,家庭在这方面的开销比例较少,家庭能获得减轻抚养负担的儿童补贴,家政服务开销可以用于抵税。
/ NYT /
这些政策使得瑞典保持着高生育率和较低的儿童贫困率,女性几乎与男性参与工作的比率持平。职场妈妈在当地甚至不是一个需要被提到的词:因为大多数女性就是被认为有能力在职场奋斗的同时养育孩子的,而全职妈妈这样很多国家常见的事情,在当地反而是罕见的(2012年,仅有不到0.5%的女性是全职主妇)。从民众、公司管理层到政府,对这一观念的一致认同,使得在瑞典同时兼顾家庭与工作并不是一件难事。
当然,这种模式也有缺点:例如与私有企业相比,国有的公司或机构往往更加关照成为父母的员工,从而导致女性更倾向于后者,私企中女性比例更少(也是目前的立法提案期待能够解决的问题);特定职场中依然存在着未遵循现有政策法律的情况;有些被采访女性也面临来自同伴的“完美家长”压力:比如如果你因为工作太晚去日托班接孩子,你就没有符合“好家长”的规范等等。
德国(传统福利国家模式)
   难以兼顾,兼职比例高
传统福利模式是指政府、商业与其他机构共同为公民提供福利待遇,并由政府在必要时进行宏观调控与干预。欧洲大陆国家大多采用这一模式,中国的整体福利模式与这种模式非常相似。
德国将GDP的3.05%用于家庭福利拨款,并施行一整套工作-家庭政策,其中包括生产前最多六周的产假、生产后必须休息的八周全薪假期;孩子8岁前,夫妻可另外共享最多12个月的灵活带薪育儿假;政府补贴的健全的托儿体系;以及贴补育儿开销的儿童津贴等。如果双方各自休了至少两个月的育儿假,那么他们可以获得额外的两个月带薪假,从而作为“鼓励”男性更多参与育儿的方案
由于“二战”,德国曾被分割为自由民主的西部与社会主义的东部,直到1989年推倒柏林墙之后才合二为一,两边的情况不太一样。
/ GetReligion /
民主德国(东德)的宪法保障了人参与工作的“权利和义务”,因此成为母亲的女性仍要全职工作,并且照顾家庭。1989年后,民主德国(东德)的妈妈们突然就不被鼓励去上班了,这让她们感到困惑,也是与此同时,她们才正式接触到目前德国的传统福利模式。
现在,很多被采访的民主德国(东德)的女性更倾向兼职工作,数据上兼职的妈妈比例也远高于其他几个被访国家。一方面,她们希望保障自己工作的权利与义务;另一方面,受到传统福利模式下对于女性照顾孩子期望的影响,她们无法兼顾全职工作和育儿。
这种兼职工作的模式自然有它的缺陷:例如,妈妈们缺乏职业成长机会、与伴侣收入不均衡导致家务分工方面性别不平等,以及社会对她们职业成长的低期望使得那些想要发展事业的女性遭遇玻璃天花板。
/ NYT /
联邦德国(西德)则一直是尽力维持和促进男性挣钱、女性顾家的传统家庭模式。
受访的妈妈们普遍表示,如果她们没有这样没有为家庭投入足够多的时间,会被认为是个”坏妈妈“、“工作狂“、”事业狗”,加之工作方面的挑战,使得她们休产假不开心、被职场边缘化、并且在家务分工中处于明显不平等的状态。
为了应对这些困境,她们会降低工作方面的志向(如以兼职形式工作),或在职场中低调处理自己的家庭状态、更加卖力的工作。但毫无疑问的是,这两种策略都不是好的解决方案:没有解决现有的问题,也造成了新的性别不平等。
意大利(家庭主义的福利国家模式)
     孤身一人面对工作与家庭,很难
意大利遵循的是家庭主义的福利国家模式,也就是指以家庭为导向,政府提供医疗保健和部分家庭福利,但不过多的参与到其他私人领域之中。意大利每年将GDP的2.02%划拨给家庭福利。天主教会是意大利人生活的中心,宗教理念使得家庭维持着传统的性别角色。与我们理解的“家庭”有所不同,意大利更强调的是大家庭的概念,也即公共资源更多为男性服务,负责赚钱的男人不仅要供养自己的配偶与孩子,还要支持他家族中的其他亲戚。
这种观念使得女性即便是去求职,也只能找到相对更普通、临时或是不正规的工作,与此同时,无论她们是否工作,都要无偿照顾整个家庭的需求。这种影响带来的后果,便是服务业市场欠发展,女性缺乏工作机会,以及由此带来的低女性就业率。
/ NYT /
意大利政府也很头疼,一方面是传统家庭入不敷出难以维系,另一方面“工作-家庭”制度的讨论又势必会导致与教会传统观念冲突,因此支持职业妈妈的政策虽然有,但执行起来不尽如人意。意大利的妈妈生产前后共休假五个月,拿80%的工资,由国家社会保障局承担大部分,雇主和妈妈共同承担小部分。爸爸可以最多休七天带薪陪产假,共同享有8岁前最多十一个月的育儿假(前提是爸爸休假三个月以上)。此外,为了鼓励女性产假后回归职场,还会向休完产后三/四个月产假立刻开始上班的妈妈发放支付保姆或托儿机构的代金券。
意大利的职场妈妈压力很大,这种压力主要来自经济不确定性。与此同时,意大利传统文化中对于“好妈妈”有极高的要求,认为她们不该工作,而是该照顾好整个“大家庭”,这种文化带来的愧疚感使得她们在与自己的女性长辈对比时更加感到压力。
除了对意大利政府不满意,受访的意大利妈妈们对于靠不住的爸爸也心有不满。即使夫妻双方都上班赚钱,她们的伴侣却没有承担起日常家务——当然,一些男性有时也会做饭、陪孩子玩和照顾孩子,但这些行为(被认为是浪漫的)是符合意大利人眼中理想阳刚气质的,而琐碎的家务则不是。这种偶尔的“帮助”,完全没有解决妈妈们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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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一人养家模式依然更被认可,雇主更希望每个雇员都没有性别或都为“男性”,一心一意地扑在工作上,女性则总被先被看做是母亲,然后才是员工,为了克服这种偏见,她们要付出高昂的代价才能展现自己对工作的忠心并获得晋升。
          美国(自由福利制度)
把平衡工作和家庭当成个人责任
美国的福利制度是自由福利制度,简单来说,就是国家层面上没有任何支持政策,而是由城市/州自主选择,这也就意味着只有更大、富裕、思想更先进的地区才可能会有更多的工作福利。每年,美国为家庭福利方面财政拨款仅占GDP的1.19%
除美国的最低收入家庭有资格享受保育津贴和保育机构之外,其他家庭只能自己找寻符合自己条件的,品质与收费不同的托儿机构。由于缺乏标准规范,各州标准也不同,几乎所有研究都表明相对于低收入家庭,更富裕的家庭能够给孩子更安全、更高质量的生活和学习环境,使得他们日后收益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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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带薪家庭假、儿童保育协助、弹性工作制(日程和远程办公)等政策,则掌握在市场经济的手中。然而,大型企业和高收入行业在这方面的福利一般更好,但其中职场妈妈的比例相对较少,她们享受这方面福利的机会更少。
因此纵观四种模式,美国的职场妈妈可能是感到最困惑和糟糕的:她们在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中同时扮演重要的角色,感到非常愧疚与紧张。这种情况在德国与意大利的受访者身上也能看到,但不同的是她们可以批评过时的文化与政府政策,而受访的美国妈妈们却只会怪自己没有”平衡“或”处理”好自己的责任。她们觉得所有家务、育儿及工作都是只属于她们的责任,并且没有什么信心来让伴侣、职场以及政府介入来帮忙缓解压力和困难。
当她们的职场或家庭为她们提供育儿福利和分摊时,她们并不觉得这是应有的“权利”,而是一种“幸运”:善解人意的上司、互通帮助的家人和弹性通融的工作并不在她们的期望中。她们看到了社会强调她们有个人责任,她们看到了自己的责任是什么,但她们无从下手。她们只好在每个地方需要自己的时候,放下手里的孩子或是工作,然后匆匆赶过去。
中国的政策和现状是什么?
虽然中国的模式比较接近德国的传统福利模式,但女性在家庭与职场中的困境与解决方案却或多或少的与四个国家都有一些重合。
各省市对产假与育儿假的规定有所不同,国内的产假范围大概是98-190天,男性陪产假在7-30天左右,而孩子在3-6周岁前,夫妻双方各有共计15天-60天左右的育儿假。社保机构为休假员工提供生育津贴,不足工资部分由用人单位补差额发给个人。产假休满后,女职工还可以在孩子一周岁前,每个工作日有1小时的哺乳假。此外,部分用人单位会在这个基础上根据单位情况进行额外的补贴,国有企业往往有更优厚的政策福利。
/ Working Mom Warrior /
国家与一些地区已经意识到男女产假差距过大、缺少育儿假,并在尝试为之作出政策调整。2021年8月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完成修改以来,我国多地相继启动地方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修改工作。已有至少20余省份完成修改,在假期保障方面,各地主要措施包括增设育儿假、延长产假、婚假,以及增加陪产假、护理假等。
例如,四川、浙江等地规定,3岁以下婴幼儿的父母每人每年享受累计10天的育儿假。一些省份支持力度更大,例如,安徽省的条例规定,在子女六周岁以前,每年给予夫妻各10天育儿假。产假、陪产假等方面,陕西省、北京市的条例规定,女方除享受国家规定的产假外,享受延长生育假六十日,男方享受陪产假十五日。更多的地区也正在拟增相关政策的讨论之中。
适逢两会召开,各地的代表也提供了不少提案。
但总体来说,各地政策差异较大,除此之外,目前的政策主要还存在两个问题:一方面,产假不能在夫妻间共享,男性的产假过少;另一方面,政府没有直接为延长的产假买单,这加重了企业的负担,更可能导致企业歧视女性。
各地的托儿机构状况也有所不同,但总体来说,0-3岁日托资源极度匮乏,3-6岁孩子的公立日托资源不足,私立资源则价格高、良莠不齐。
/ NYT /
我们与C计划的苏苏聊了一下双薪家庭中她面对的挑战与困惑。在她的孩子出生时,她与她的先生都在法律行业工作,每天工作压力很大,而父母也没有退休,因此只好让父母临时请假帮忙了几个月。她每天中午要跑回家喂奶,然后在出租车上随便吃点什么作为午餐,夜里还要因为孩子醒来而惊醒。
在孩子六七个月大的时候,她和先生决定把孩子送去日托中心,但日托班结束时间比下班时间早,只能选择昂贵的延时服务。一方面是想到孩子在别的小朋友都离开机构后孤零零的待在那里的内疚,一方面是同事都在加班而自己却准时下班的自责(与同事可能不说但却存在的指责),双重的精神压力让自己感到非常不容易。在目前的社会,双薪家庭又缺乏家人的帮助,或许是无解的。
与家人一起吃晚饭之后,她再加班到深夜。周末时间,两家父母会从外地赶过来帮助带孩子,全家在这段时间都感到非常疲惫。
苏苏曾经的经历,或许也是大多数双薪家庭正面临的挑战:缺乏足够的公共服务支持,使得夫妻不得不寻求各自父母的帮助工作节奏快与压力大,使得留给家庭的时间变少,更难说留给自己的时间而社会期望中对于母亲职责的压力与自己事业上的压力,更是两座难以摆脱的大山。
回看瑞典,3.6%的GDP投入、较为完善的政策和性别平等的文化,为女性提供了系统的支持。中国虽然人口多,但GDP基数也大,人口数量不应该是阻碍性别平等的借口,我们切实需要政府更多的投入和更完善的政策,也期望更公平的文化。
从制度政策方面,我们期待加大财政投入,政策能有意识考虑推动性别平等(例如让夫妻共享产假与育儿假,并提高男性休假的最低时长),完善0-6岁的日托服务,降低育儿成本,提供减免税收等补贴,为用人单位提供直接经济补贴(避免单位歧视女性),并采取减少职场和公共领域的性别歧视的系列措施
从用人单位方面,我们期待公司能遵守工作当地法律法规,平等对待男性和女性雇员,提供远程办公、弹性工作等更多可能性,改善职场文化。
从家庭方面角度夫妻应该共同认识到家务劳动是有产出的、是重要的,并进行合理的家务共同承担(而非“帮助”、“馈赠”),尽力摆脱性别刻板印象对双方的禁锢。夫妻双方可以一同制定一套有效的执行制度,例如将家务劳动以与全职工作相似的方式进行管理,明确分工、时间安排计划、并将赞美作为对对方的鼓励和反馈等。不要把经济收入作为是否该多承担家务的唯一指标,也要考虑工作时长和各自的需要。
时值两会,许多人大代表提了非常多鼓励三胎的提案。只是如果我们没有解决生育第一个孩子会遇到的挑战,没有帮助职场妈妈自信、精力饱满的立足于职场,面向三胎的政策再美好、再完善,恐怕也很难起到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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