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美学子】2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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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ura’s Children 读书笔记
◆ ◆ ◆ ◆
纪念一个伟大无私的国际母亲
—— 劳拉护士
作者:雷春
【留美学子】导语
她是一位普通弱小的女子,
远渡重洋,
为了抚养、救助中国的孤儿们,
即使自己一生清贫如洗、
即使被迫入狱家散,
她也全心全意地奉献着大爱!
100年后的今天,
我们共同追溯一下,
曾经来到这个世间、
几乎被世人遗忘的奇女 
Laura!Laura!Laura!
“母亲节”之际,推出这本记录了一个平凡而伟大的女性生平的书 《Laura’s Children》。
前言
《Laura’s Children》作者是我同事 Erik Powers的母亲,Becky Powers。Erik和我闲聊时说过,他妈妈的表姐曾经在中国生活工作二三十年,在日本侵华、国共内战的战乱年代建了孤儿院,挽救了近200个弃婴的生命,并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亲自抚养了其中近100人,他是听着她的传奇故事长大的。
我的好奇心一下子就被激发了。
她到底是谁?
我听过她的故事吗?
为什么似乎这么熟悉?
Erik看我饶有兴致地听他讲述,接着告诉我,他的母亲花了15年的夏天去表姐Laura Richards的老年公寓听她叙述,并在Laura去世后继续追踪她的足迹,去中国寻找她抚养过的孩子们,最终写成了一本传记,《Laura’s Children》(劳拉的孩子们),记录了她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我当天就在Amazon上找到并购买了这本书。
一、苦难童年
Laura的妈妈是一个对孩子教导有方又充满慈爱的母亲,不幸在她9岁时,肺结核去世;这给她带来了无限的悲伤和一颗永远疼痛的心;她对母亲有着无尽的怀念。两年后,继母进入她的生活,没有或不懂母爱,给她的是繁重的家务和严格的训练;12岁的她和10岁的弟弟都要干成人的活,有时要早上4点起床洗衣服,然后再跑步上学,以免迟到。继母是个极其讲效率的人,把农场打理得井井有条,Laura从艰苦的劳动中学会了很多生存技能。同时,这些经历,成就了她坚韧不拔的性格、在艰苦环境下生存的能力和对孤儿们无限的母爱、对弱者无限的仁慈,为她后来运作孤儿院打下了基础。
这是Laura年仅4岁时和当时14岁的Maude姨妈的照片。Maude是本书作者Becky的外祖母。
二、专业护士
Laura护校毕业照
Laura于1915年22岁的时候护士学校毕业。临床训练期间,她在清理腹泻病人的房间时感染了痢疾;并由于眼睛也受到损伤、畏光,不得不在黑暗的屋子里住了三个月;还因神经系统受到伤害而轻微瘫痪,需要重新学会走路。这不仅没阻止她完成护校的学习,反而使得她成了一流的护士。
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她参加了红十字会,在法国做了一段时间的战地护士,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
Laura收邮递员送来的信
辛亥革命爆发的1921年,她通过教会来到中国河北保定,在教会医院做护士长,并在护士学校担任校长,培养了一批中国护士。1926年返回美国,本来计划接受一年的学习,就回到中国,但中国政局的不稳使得教会推迟了她的行程,于1928年秋才再次回到她工作过的地方。
此时,她发现,自己的学生们都成长为专业的护士,在没有她的条件下,护士学校运作的很好。虽然医院的医生很希望她留下来继续执教并主管那里的护士,她却决定去寻找自己人生新的目标,帮助孤儿。
三、收养孤儿
教会不鼓励在中国收养孤儿,这会有极大的经济负担和社会责任。为了实现志向,Laura必须离开教会。她失去的不仅是固定的经济来源,还有住所和人身庇护。她的好朋友Florence Logan极力劝阻,但仍无法动摇她的决心。1929年5月,她只身来到北京,向教会提出辞呈。
Laura于1929年36岁时创建Canaan Home孤儿院。
四、起步艰难
保定附近的朝阳庵成了Laura的寄身之所和Canaan Home孤儿院的所在地,她第一年就收养了7个婴幼儿。Laura是一个不喜欢吹嘘自己,也不喜欢逼别人捐款的人。如果不是以前的学生和同事经常接济,她几乎无法生存下去。但坚定的信仰和信念,支撑着她,即使在一天只睡3个小时,顾不上吃饭,几次低血糖晕厥的情况下,也不放弃。
越来越多的人看到她的执着和辛劳,陆续伸出援助之手,出钱出力。她在接近赤贫的条件下办孤儿院,让很多不富裕的中国基督徒感动,也让他们意识到,无论多穷,都能为孤儿做贡献;养育孩子,不只是有钱的教会才能做的。
这一年对她打击最大的,是大部分孩子的相继离世。虽然他们来时就体弱多病,但她仍不明白上帝为何不怜悯他们、拯救他们。
后来,她认识到孩子们的离世是上帝赋予的severe blessing磨难中的祈福。她对一个临死孩子一个月的细心照顾,及生命告别仪式,令孩子母亲动容,也粉碎了一些村民对她的不实传言,终于受到了当地老百姓的支持和爱戴。
这是Laura第一批从婴儿养大的5个孩子,有一对双胞胎。
五、寻找新家
租金一直是一笔大开销,而且他们住的村子有个集市,会有不三不四的人买或者抢女孩去大城市做妓女;Laura领养的孩子中也有两个半大的青春期女孩,安全成了第一重要的问题;而且,她还想自己养一群山羊,让婴儿们能喝到新鲜营养的奶。
1932年,一个朋友介绍她去看了一所废弃于山脚的俄国教堂名叫“Russia Retreat Place”,部分建筑因神父不慎烧坏了,但另一部分还是完好的可以居住,租金加倍了,但房东允许没钱时可以不付;这里比较偏远,有免费的泉水,有果园,有可以养羊的草地,生活的开销反而会减少,非常适合养育孩子们;但也可能引来土匪,离朋友们也有距离,不容易得到经常性的救济。
Laura坚信这是上帝给她的恩典,相信一切困难都可以克服。
一个风雨交加的夏日,她和7个孩子在村民和朋友们的帮助下搬入了九里以外的新家。这个如诗如画的山庄式教堂,吸引了更多愿意帮助她和孩子们的人们,有志愿者修理损坏的建筑,教会也付工资派两个年轻人帮她打杂。但她仍然是唯一的主要劳动力,每天不停地做饭、洗衣、喂孩子,最多4个小时的睡眠;时不时还会断粮饿肚子,年轻帮手不愿意拿工资补缺,仍然期望她给他们提供食物,找愿意长期奉献的助手非常不容易。
当他们两三顿粒米全无时,乖巧的女孩们没有哭闹,只是挤在一起昏睡,她心痛不已,但她相信这是上帝要他们节食。真正令她沮丧的是,一个从将死的乞丐母亲手中接过来养的孩子,欺辱妹妹、撕咬同龄孩子、不遵守规矩,多次企图试逃跑,最后终于成功,再也没回来,她以为自己可以改变这个小乞丐的恶习,但一切努力都是徒劳。
经历了第一个难忍的寒冬后,第二年随着羊群的发展,他们终于有了充足的奶制品,还有肉吃。七个从朝阳庵带来的孩子,除了逃走的,都健康成长起来。
六、致命劫难
Laura不仅收养孩子,也帮助面临绝境的人。一个抑郁绝望的人,在她的感召下,走出阴霾;还有一个命在旦夕的瘸腿乞丐,带着流脓的腿,祈求她收留,她每天洗脓换药,直到他去世。
1937年,一个领养不久的孩子重病,去北京治疗回来时,却带回了麻疹,所有孤儿院的孩子都感染了,大部分都发展到肺炎,每天咳嗽声不断,极为揪心。
不久,几个弱小的孩子相继去世,令她悲痛欲绝。同时,还收到了父亲过世的消息。在极度疲劳中,她偷空洗热水澡时,一氧化碳中毒,差点儿丧命;不仅烫伤了自己,还造成末梢神经的损伤和肌肉麻痹,经历了几个月才能下地走路。
她一战期间在红十字会认识的的好友,Orpha Gould 护士,奇迹般地在她几乎不省人事时出现,不仅照料她,也照顾其他孩子,使得孤儿院能正常运转。
曾经和她一起工作过的Marckey医生,也专程赶来为她治疗,把她从死亡的边缘拉了回来。这场致命劫难,使她更加坚强。
Laura的前同事Maud Marckey医生(右),1937年救了她的命;反过来,1953至1957年间,Laura全力照顾重病的Marckey医生;之后,Marckey医生被亲戚送入nursing home不久就去世了。
1921年在北京的照片,Laura和1937年挽救了孤儿院的好友Orpha护士(右)。
七、战争风云
1937年7月28日,枪炮声在孤儿院不远处响起。一直忙碌于照顾孩子们Laura才意识到日本和中国军队在附近开战了,虽然北京的美国大使馆曾发过两封信,要求她离开,她都没有放在心上。逃难的村民陆续涌入教堂大门,Laura不得不接纳他们。
在难民们的建议下,她把美国国旗挂在了门口,希望日军不会闯入。不同的日军军官对老百姓的态度不同,有的非常客气,感谢村民接纳他们入住并提供食物;有的残忍非凡,强奸杀戮、无恶不作,最小的被强奸的女孩只有10岁,很多妇女被肢解,男人们因保护女性而被棍棒打死或者刀子捅死。这些传闻都令Laura心惊胆战、彻夜无眠。
日军取得胜利撤出后,刚刚过了两三个星期的安静日子,一群土匪占据了教堂对面的山头,开始偷盗周边村农民的财产、绑架富人的亲属甚至孩子,不交钱就撕票,哭叫声和枪声不时地传到孤儿院,孩子们惊吓不已。
附近村子,人心惶惶、商店关门,几乎买不到食物。Laura此时抚养着24个孩子,虽然穷得叮当响,还是害怕他们打孩子们的主意。
美国大使馆连发通知,要她离开,而且告诉她日军和土匪即将开战。为了得到北京教会的帮助,土匪驻扎三个星期后,Laura在一个雨天,避开土匪的视线,偷偷来到十英里以外的北京,幸运地遇到了聂先生。
迁入北京前的孤儿院孩子们
八、北京机缘
聂守光(音译)是一个二十多岁、祖籍安徽、黄埔军校毕业的富家子弟、国民党党员、北京前公安局局长,在北京的教会服务多年,他的姐夫是高官,有一个很大的现代化的有冷热水和厕所的空斋,但非常害怕被日军索去,美国人办的孤儿院的入住,无疑会帮助他们保住这个财产,因此答应几乎可以免费让他们住,但牲畜要放到附近农民家寄养。1937年9月,聂先生调动了急救车、警车、卡车等,在土匪们的虎视眈眈下,成功帮助Laura和年龄不到11岁(其中一半不到两岁)的24个孩子,还有羊群、鸡等搬到北京。然而,刚到北京不久,孩子们就染上了水痘,又有孩子过世了。
日军占领期间北京国民临时政府市长,余晋龢,是聂先生的姐夫,孤儿院在北京城的房东。维基百科中说他被蒋介石逮捕入狱,死于狱中,具体何时去世的不知道。这本书说他是解放后被处死的。无从考证。
北京的大宅院,给孤儿院很大的发展机会和空间。不到一年就增加到40个孩子。此时的孤儿们,与刚开始几乎都是女孩不同,差不多男女对半。日军的驻扎,使得城里食物短缺,很多家庭养不活孩子,就送来了孤儿院。还有一些是残疾孩子,Laura也从不拒收。
唯一一次她拒收了两个孩子是因为父母要把他们卖给她,一定不能开这个头。随着孤儿人数的增加,Laura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帮助。令她欣慰的是,大的孩子有了上学的机会。
第二年,人数增加到了60,除了厨房,所有的房间都改成了卧室,饭得在院子里吃。此时,北京城内所有的空置的和半空置的大宅院都被日军占用,要想找更大的住所谈何容易。
聂先生联系到城外的一个被废弃的喇嘛庙,教会医院将它修整后用来治疗肺结核病人,但有些偏远,每次进城照X光不方便,于是非常愿意和Laura的孤儿院交换住所。喇嘛庙可以住100个人,有果园和放牧的草场,而且头三年免租金,Laura不顾附近可能有日军骚扰的风险,决定再次搬家。
同时,和Laura共同工作近两年的聂先生,提出了婚约,让孩子们父母双全。在遇到Laura之前,聂先生甚至不喜欢孩子。在她的影响下,他也决定投身于抚养孤儿的事业,而且完全不顾Laura几乎年长20岁的年龄之差。Laura为了避免40多岁高龄产妇的生命危险,做了绝育手术。
1937年Laura和聂先生相遇。他完全没有富家子弟的骄娇二气,成了她的左膀右臂,为孤儿院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搬入喇嘛庙后孩子们的集体照
Laura和聂先生,英文名Kenneth,在相识一年半后结婚。他们面对的障碍不仅是跨种族,违背教义,还有近20年的年龄差距。Laura已经46岁,她的挚友Florence曾极力劝阻,但另一个挚友Orpha护士却坚决支持。
聂先生对Laura无比崇拜,佩服她养育和管理孩子们的能力和个人魅力:既温柔体贴,又坚定不移;既轻言细语,又果敢智慧。在北京,Laura从生活的各个方面都离不开聂先生的支持。这也许是个合作式的婚姻,谈不上爱情,他们互相扶持、共同向前。由于她和中国人结婚,根据美国1924年的法律,她失去了美国国籍,但这在珍珠港事件后,却使她避免了像其他美国人一样遭受日军的长期监禁。
九、日美开战
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的第一天,Laura就在去北京的教会办事时和好友Orpha一起被捕了。聂先生不得不一个人照顾当时已经有150多个孩子的孤儿院,很多志愿者因害怕与美国有牵连而陆续离去,留下大孩子们煮饭洗衣、照料小孩子和牲畜。日军还计划接管孤儿院,令不知妻子安危的聂先生更加惶恐不安。孩子们每天思念妈妈,小孩子整天哭泣,大孩子也是含泪而眠。Laura被软禁两个星期后,终于被允许回家,但一直受到监控。
十、无情背叛
Laura回到孤儿院不久,从一封英文信中发现丈夫倾吞了孤儿院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捐款,足有13万元!她质问聂先生时,他承认把钱寄回了安徽老家去投资,因为害怕日本人没收孤儿院时会把这笔钱卷走。Laura大怒,赶他回老家把这笔钱取回来。
更糟糕的是,聂先生走后不久,一个护士报告说,他强奸了孤儿院两个年龄最大的十几岁的女孩。Laura心痛不已,后悔这段婚姻,但是,由于信仰不能离婚,而且如果离婚,她一定会再次被日军逮捕,只能当作他不存在了;拿了那么一大笔钱,他可以像其他中国男人一样找二房、小妾 ......
Florence拍的孤儿院照片和报道发到美国各地教会后,赢得了大笔捐款,但不幸被聂先生贪污了。
之后的一年,孤儿人数仍然在增加,最多高达170多人。日军没收孤儿院的行动一直没有发生,后来才知道,那个负责的军官被调走了,其他人也忘了这回事。
但不久,日军开始抓青少年男性去做苦役,Laura为了保护男孩子们,四处寻求庇护,总共为60个男孩找到可以收留并提供工作的地方。食物越来越紧缺,她经常把自己那份饭留一些下来,给半夜值班的大孩子吃。帮手也越来越少,学校也没法上了,十岁出头的孩子们,不得不做成人的工作,如同她和弟弟小时候一样。
令她欣慰的是,孩子们还是日渐成长。但每当孩子们食不果腹时,还是会憎恨丈夫,同时又不得不承认,没有他,也不可能救助这么多孤儿,至少不用愁租金,有人已经提前付清了16年的租费。
十一、寻求原谅
Laura在北京城树皮被啃光、横尸路边的极端情况下,还是保证了没有一个孩子被饿死。她奇迹般没有被送到东北美国人集中营,并得以继续自由出入北京城。很多人冒着生命危险偷偷救助她和孩子们。
两年多之后,聂先生回来了,但并没有把钱还回来。他因为和美国人结婚,在家乡受到责难,无法混下去了。Laura希望能够原谅丈夫,找了神父调节,但还是很难再信任他,不允许他再进入女孩子们的住处,而且把年纪最大的女孩子们送到了天津的孤儿院。
十二、抗战结束
日本投降的信息是孩子们发现美军飞机发传单时才知道的。孤儿院得到美军军官和士兵的慷慨援助,每周都带来各种食品及美元现金。
美军和孤儿院孩子们
一起过圣诞节
美军撤离后,北京又进入了解放战争。孤儿院再度包围在硝烟之中。美国政府督促驻京的美国人及家属撤离。不懂政治的Laura仍然坚守着她的孩子们。新中国成立后,中美关系紧张,政府强制接管孤儿院,迫使Laura于1951年离开了生活辛劳了几十年的中国。而她丈夫因为没有合法的美国身份,不允许和她一同回美。Laura美国的亲戚,很庆幸她没有带回一个中国人丈夫,跨种族的婚姻在当时是不被教会接纳的。
她丈夫在她离开前知道自己会像姐夫一样被处决,告别时告诉她自己会逃到香港和她汇合。Laura出境前朋友们赞助的200美元回家路费,过关时只给回了20美元。到香港后无法生存,靠打短工过日子,等丈夫的到来,久久杳无音讯之后,也只好放弃。
丈夫Kenneth转入地下,在逃往香港的途中被捕,入狱两年后,于1954年以特务、汉奸等罪名被处决。Laura多年后才知道自己成了寡妇。
Laura离开中国前,1950年孤儿院的规模相当大。
十三、服务到底
Laura回到美国后,没有任何积蓄,也不可能在到退休年龄前做够社会保险的工作年限,一贫如洗。

她全然没有为钱担忧,仍然积极为教会服务。还作为护士,去菲利宾工作了两年,直到染上肝炎,不得不回美国治疗。
病愈后,又全心照顾老朋友,Marckey医生,达三年多。美国政府终于为所有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军人发社会保险,但很难靠这个生存。
70岁的时候还做跪在地上擦地这种重体力活。她74岁高龄,体弱到无法工作时,才在私人机构的资助下,于1967年住进了洛杉矶一家高级老年公寓,直到1981年安详去世,享年88岁。
Laura离开中国后6年
Florence Logan是Laura一生的好友和支持者。
Laura于1981年去世,享年88岁。她的挚友Florence1997年去世,享年100岁。
总结
Laura作为一个美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本来可以和其他护士一样,安稳地在安全、体面、受尊敬的教会医院工作。却放弃一切,以她弱小的身躯,在极其艰苦的战争年代,救助了近200个中国孤儿和成人残疾人。
她这种伟大的奉献精神,值得世人敬仰。也希望更多的人了解这段不寻常的历史。在她第一次去中国99年后的今天,以此笔记纪念这位伟大的国际母亲。
作者完成于2020年3月7日
参考链接:
余晋龢,1938年任北京市长,曾在聂先生的请求下帮助Laura和喇嘛庙协议免孤儿院三年租金。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4%BD%99%E6%99%8B%E9%BE%A2 
王明道,书中多次提到的基督徒领袖。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E%8B%E6%98%8E%E9%8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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