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没有开西域,主要原因是军力不济,没有控制蒙古高原。控制蒙古高原是开西域的必备前提,否则通往西域的通道河西走廊很容易被切断。
不少人深为明朝未开西域而感到遗憾。的确,明代是大一统王朝中唯一没有经营西域的,这个现象很有趣,也很值得探讨。最近看到一篇讨论这个话题很火的文章,大意是:明帝国时期已经处于大航海时代,西域对中原内地的贸易价值大大削弱,因此对明政府来讲,失去了开西域的经济动力了,是一笔不划算的买卖,就像唐代没有开拓东北。这个论点看似有道理,也很有“现代性”视角,但是又经不住推敲。
其一,明代向西开拓期是14世纪末到15世纪前期,大航海时代尚未来临,真正大航海时代到了明代后期才形成;况且,明代早中期,正是中亚、西亚诸伊斯兰国家异常繁荣的时候,如果能延续元代的陆上丝绸之路,仍旧是极具经济价值又安全便捷的贸易通道。
其二,如果明代没有开西域,是因为大航海时代让西域路上通道变得没有经济价值,那么清代的国际海洋贸易比明代更是几何级倍数暴增,清代更没有必要开西域,然而清代仍然用了将近百年时间,耗费大量国力开拓西域,这又当作何解释?
其三,从郑和下西洋后,明朝多次实行海禁,显然明朝统治者也没有把贸易当回事。所以,紫禁城里的统治者对于是否开西域,从来都不是打着贸易和经济的算盘来思考这个问题的。
那么明朝到底为什么没有开拓西域呢?主要原因还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军事力量难以支撑这项“帝国伟业”。历代开西域,必备的前提条件就是中原王朝拥有对北方蒙古高原的控制权,从而能够确保西域与中原的畅通,否则蒙古高原骑兵南下,轻易就可以斩断长长的河西走廊,西域必然无法维持。终明一代,明朝对北方的蒙古游牧集团,并没有像汉代对匈奴,唐代对突厥那样能够进行毁灭性军事打击,并控制住草原,所以,明朝缺乏开西域必备的军事条件。
具体来说,明朝的蒙古分为蒙古(鞑靼)和瓦剌两大集团,明代始终把蒙古作为打击对象,即使是明朝军事力量处于巅峰的成祖时代,虽然取得了斡难河之战等重大战役胜利,始终无法彻底打碎蒙古游牧集团的组织,强有力的蒙古汗庭可以屡败屡战,不断凝聚起新的力量。更不用说,明朝只能在东部一处使力,不能像汉朝卫青和霍去病那样同时在东西线同时作战,瓦剌一直毫发未损,兀良哈三卫这些边缘势力也趁机坐大,直逼宣大蓟辽以外。
况且,明对北方游牧民族的攻势并没有维持多久,到宣德以后就转为守势,首先是东部战线大幅收缩,原本在今天赤峰翁牛特旗、宁城一带的卫所,都撤回内地,防线内缩达300多公里。西部战线更是吃力,明代中后期以后,河西走廊只留下若干军事据点,蒙古军队已经能够自由进出河西,从而实现在蒙古高原和青海草原之间自由移动。蒙古和瓦剌各个部落在青海的复杂争斗,以及强大的西海蒙古的形成,都是明代在河西边防虚弱的后果。
所以,可以想象明朝开西域会是什么情形,即使出了嘉峪关的明军侥幸获得了西域,强大的瓦剌或鞑靼军队,也会从河套或阿拉善、巴里坤疾速南下、西进,斩断明朝在河西走廊的臂膀,导致西域孤悬关外,不能长守,就像安史之乱后的西域形势。
(没有控制蒙古高原,致使河西走廊孤悬西垂,以及西域存在一个统一强大的察合台汗国是明朝无力开拓西域的主要原因)
除了蒙古高原的形势,明代开拓西域还面临另一个巨大难题,那就是:就西域自身情况来讲,明代的西域跟汉唐的西域已经截然不同。汉唐西域是一个个的城邦方国,势力大的不过数万人而已,所以汉唐军队可以轻易各个击破;而9世纪以来,经过回鹘、西辽和蒙古几个游牧势力的整合,西域已经统一为一体,征服的难度已经大大加大。以清朝八旗军队空前的军事战斗力,外加漠北蒙古的鼎力支援,从控制河西到控制西域尚且用了110多年,明军更不可能战胜整合了草原和绿洲力量的强大察合台汗国。
即使明军控制了蒙古高原,又战胜了西域,当时中亚还有以帖木儿帝国为代表的突厥—蒙古军事集团,明朝是否能守住西域也很难。所以,明朝经营西域的天时、地利、人和都不占。相反,清朝开西域的国际形势则颇为有利,当时中亚几个游牧帝国都走向衰落,而沙俄在中亚的影响力还没有完全建立,所以清朝可以趁着历史的间隙,拿得下并守得住西域。
同理,唐不能开拓东北,其主要原因也是军事力量不济,难以组织大规模的远征并且有效占领。经过数百年的经济发展和内部融合、征战,到隋唐时期,东北已经形成了混血的高句丽民族集团以及通古斯语的靺鞨民族集团。这些东北民族的特点是:有发达的农业和商业,相对于草原游牧民和西域绿洲居民,经济有很强的稳定性;有统一的政权组织,并且善于学习中央政治制度文明,形成强大的国家组织动员和军事能力;人口基数庞大,像渤海鼎盛时期甚至达到数百万人,兵员可以近百万;丘陵山地多,远远比蒙古草原和西域易守难攻。
隋朝已经认识到,东北亚的这两个民族集团对边境安全和中原帝国在东北亚影响力的威胁,所以倾其国力也要让高句丽亡国。唐朝也是明知隋的亡国教训,但是太宗仍旧要亲征高句丽。中原王朝对高句丽的征服和处置是很惨烈的,高句丽百姓几乎全部被迁往内地,可见对其势力的忌惮。隋唐与高句丽之战,堪比罗马与迦太基之战。
(渤海上京宫殿遗址,规模仅次于唐代长安宫殿,远远比当时西域城邦国家强大)

高句丽灭亡后,靺鞨又迅速强大起来,填补了高句丽的力量空白。如果有机会考察渤海上京遗址,就可以发现其都城和宫室规模远远大于除了长安以外的当时任何东亚政权的首都,国家规模和文明发达程度不是游牧王朝和西域城邦能比的,它俨然已经是东亚体系的一个中等强国。并且靺鞨的中心区域在长白山松花江上游一带,有辽东山地的屏障,唐朝要消灭渤海,唯一途径是动员几十万军队,在东北山林中长期艰苦作战,这要比消灭突厥或组织对西域远征的难度都大很多。因此,唐朝只有承认渤海作为其主导的东亚国际秩序一员的地位,而无法吃掉它,直接变为州县。
因此,理解中国古代王朝领土的进退,不能用贸易和经济的视角——这显然是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处理国际关系的思维。对于传统帝国来说,领土都是多多益善,统治者看待领土的首要因素不从来不是经济、贸易这些东西。况且对于环绕中原的西域、青藏、蒙古、云贵和东北几个区块,任何强大的王朝,都是非常渴望能够控制的,退可为中原安全屏障,进可扩大中华文明生存空间,现代地缘政治学的东西,古代帝王、能臣也都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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