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号晚上，美国媒体曝出了最高法院泄露了内部文件，在文件中的内部投票显示1973年里程碑式的Roe v. Wade判例可能会被推翻，联邦范围内对妇女堕胎权的保障很有可能就此终结。没过几小时，中文媒体中又出现下图。
我一时间感到讽刺又恍惚—在两国分裂和对立已成常态的环境中，对女性身体的管控，剥夺女性的生育选择却成了跨越国界的大和谐。
这个周末是母亲节。然而这份让更多女人做妈，让每个妈都多生几个孩子的大礼，还真是让我笑不出来。
总说历史是螺旋上升的，这几年光见螺旋没见上升, 我脑子里总想起法国哲学家，STS学者Bruno Latour的一本书名《我们从未现代》。当然，这也只能怪自己幼稚。五千多年人类文明史中，有几年女人是可以自己掌控自己身体的？当不当妈，当几个孩子的妈，又何曾是女人自己说了算的？
前阵子看一本关于古典乐的书“The Masterpieces of Music”，这是一本通过深入剖析8个古典乐经典作品以及背后的音乐大师来介绍古典音乐史的书。但引起我注意的一个细节，却是这些音乐家的母亲生育，也失去了那么多孩子。
莫扎特是家中老七，他的5个哥哥姐姐在婴儿时期死亡。贝多芬是七个孩子中的老二，另外四个孩子没有活过婴儿期。舒伯特的妈妈生育了14个孩子，他是5个长到成年的孩子之一。柏辽兹是家里6个孩子中的老大，和另外两个妹妹长到成年 …
这当然不是音乐家庭的特殊性，而是当时的普遍状况。从家族历史，当地统计，教会记录，遗嘱文件中获取线索后，历史学家Sarah Knott教授（下图）告诉我们：17，18世纪的北美家庭平均生育7到8个孩子，在英国这个数字介于4和5之间。到20世纪晚期，数字降低到2.2个。
从8或5到2.2的降低，背后是避孕技术和药物的发展，是让更多婴幼儿得以生存的医学水品的前进，也是养育孩子成本的增加，是以体力为主的农业工业社会向技术脑力占优的知识社会的转变。
而与这一切同步向前的，是女性地位的艰难追赶—从生育是天职，生几个孩子完全听天由命，到自主计划和选择。曾经，女性是机器，工具，手段，客体，唯独不是独立而自主（autonomous)的主体。通过缓慢但坚定的斗争，女人逐渐夺回了对身体的自治，让生育成为满足我们情感需要，丰富人生经历的选择。当“命运” 演化为 “选择”，工具也就成为了人，现代性的人。
我们的女性长辈也走过了这样的路。且不说封建社会男人可以三妻四妾，生几个孩子，是男孩还是女孩，都能直接决定女人的家庭地位。进入现代社会后，我们那些生活在贫穷和战火之下的祖母和曾祖母，一边为家里每一条人命活下去发愁，一边接二连三的怀孕生产哺乳。这是她们自己经过思考而做出的决定么？而历史突然转弯，曾经以为生的越多越英雄的女性，迎来了“只生一个好”的时代。在避孕技术和药品并不普遍，男性的认识也远远落后的那些年，女人们独自承受怀孕又流产的痛苦。
等到独生子女的一代长到生育年龄，刚对“自我” 咂摸出点滋味，又要被实招和硬招“鼓励”生育。而我们的女儿们，她们的身体又要服从怎样的规定呢？
剥夺生育选择，对女性，儿童以及社会有怎样的影响？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妇产生育系教授Diana Greene Foster带领来自心理学、流行病学、人口学、临床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领域的研究者组成的团队，对全美30个机构来寻求堕胎的近1100名妇女，在十年的跟踪研究中进行了超过8000小时的访谈。这项名为Turn Away Study 的研究比较了堕胎被执行和被拒绝的妇女的生活轨迹，从而了被拒绝堕胎对妇女，儿童和社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随着第一个大范围长时间对这个主题进行的研究的完成，很多曾经被误解和忽视的真相浮出水面。 
首先要知道两个重要前提，第一. 研究显示，60% 选择堕胎的女性已经是妈妈。第二.堕胎从来都是女性不得已的选择，堕胎的成本高昂，且涉及经济，心理，身体，社会等多方面。 
那么为什么尽管要付出经济，身心的代价，也要做出如此选择呢？个人做出堕胎选择的原因是复杂的。但最重要的原因包括：
  1. 40% 的被调查女性因为经济上无法承受抚养另一个孩子。 
  2. 当下的处境不适合养育一个，或者多一个孩子。比如刚生产完5个月就怀孕的Jessica, 恶化的身体状况，濒临崩溃的情绪能力和对养育不提供支持的丈夫，让她做出这样的选择。 
  3. 糟糕的男性伴侣也是导致女性选择堕胎的主要原因，这其中包括脆弱的关系，有暴力和虐待行为的男性，和完全不参与养育的父亲。而调查发现，在寻求堕胎之后的两年内，超过一半的女性都和导致怀孕的男性分开了.
  4. 在60%已经是母亲的受访者中，大约一半人提出因为需要照顾已有的孩子，想成为“好妈妈”已经占据了太多资源，而没有能力再照顾另一个孩子。 
  5. 有五分之一的女性因为一个新的婴儿会打乱她们的人生计划和职业目标而选择堕胎。
  6. 也有数量可观的女性因为自己的身体和精神健康原因做出选择。 
Turn Away Study 核心研究团队，右数第四是Foster教授
研究者发现，顺利进行堕胎的妇女，人生轨迹很少发生偏转，她们的经济状况稳定，继续上学或者工作，在更周全的环境里努力照顾已有的孩子，并在状态更好的晚些时候选择生育，按照自己的节奏继续生活。与他们相比，选择堕胎却被拒绝的女性，生命轨迹往往被改变，通向更糟糕的困境。这些困境包括：
第一，持续数年或者更长的经济困难和不安全，很多女性从此跌入贫困线以下，争扎着获取基本的生存所需，她们的信用记录降低，负债增加，更容易丢掉工作，被驱出住所。被拒绝堕胎的妇女和子女生活在联邦贫困水平以下的可能性比得以堕胎的妇女和子女们高3倍以上。要知道，选择堕胎而被拒绝的女性，本来大部分就是经济社会地位较低的人群。但凡经济社会条件不错，人们就有时间和金钱跨州进行手术，有能力抚养的家庭，或者更自然的—庆祝一个新生命的到来。
第二，更久的停留在一段糟糕的关系之中，无依靠的独自抚养孩子。正如前面提到的，很多选择堕胎的妇女，正处在暴力和即将破裂的关系中，让女人怀孕常常是暴力关系中控制女性的一种手段。而一个孩子的到来，让她们更加脆弱，也更难逃脱有毒的关系。 
第三，对于孩子，无论是已存在的或被迫生下的，都有负面影响。贫困的加剧，母亲精神和身体健康的恶化，母亲感到被扼杀的绝望，都让孩子和母亲无法建立安全的连接，更难达到成长里程碑。甚至出现更多弃婴。
最后，被迫继续孕期并生下孩子的女性也更多的发展出身体和心理疾病。 
违背女性意愿的怀孕和生育，也许给社会带来了更多“人口”，也许满足了反堕胎人士臆想出的道德优越感，却造成实实在在的悲剧和社会问题。 
1974年夏天，芝加哥郊外的一个白人中产社区，38岁的Joanne Michulski用一把屠刀将自己最小的两个孩子杀害并肢解。Joanne 有从2个月到18岁大不等的八个孩子，而她最爱的，恰是自己亲手杀掉的两个最小的孩子。 
这件惨剧在当时掀起了轩然大波，人们震惊于一个表面幸福和美的的中产家庭女主人为什么会做出这样反人性的行为。而从她丈夫，邻居，精神科医生，警察的口中，人们得知了以下信息：
Joanne的八个孩子，没有一个是出于自己的意愿想要的。生下每一个孩子后，她都会陷入抑郁。在有了第三个孩子之后，她和丈夫商量开始避孕，但丈夫从未认真对待。丈夫说她从来未对孩子暴力相向，尤其对最小的孩子倾注大量的爱，是一个很不错的妻子和妈妈。但也提及她有间歇性的关闭自我，晃神，极度疲乏，并因为忧郁进过三次医院。她和丈夫商量找帮手，或请丈夫多支持，但丈夫坚持唯有妈妈和孩子不能分开，所以她必须自己24小时和孩子们待在一起，直至悲剧发生。 
视觉艺术家Jennifer Linton根据Joanne的事件创作的作品
杀婴是贯穿人类历史的现象，这甚至在斯巴达，古罗马时代开始就被系统性的当作控制人口的措施而执行。当人类文明逐渐向前迈进，这样的行为被越来越多视作犯罪。犯下这个罪行的妇女被认为和撒旦通奸，是魔鬼化身。她们被活埋、焚烧、或直接刺死。但现代的研究逐渐认识到，杀害自己孩子的女性，并非恶毒的罪犯，而是绝望的人类。她们被迫性交，生育，养育，无法掌控自己的身体和命运。正如 Adrienne Rich说的：“被剥夺自治（autonomy) 和选择的母亲身份，是通往失控感的最有效捷径。” 毁灭，也许是她们作为人，最后仅存的权力。
很多人会说，早知道会到这一步，当初为什么要让自己怀孕？对这是个容易钻进错综复杂的兔子洞出不来的问题，Foster教授的切入角度是：问题的关键，是避孕和堕胎通常被认为是女人的事情 —如果怀上了不想要的孩子，这是女人的错误，也是女人得承受的后果。
但显然，单靠卵子是无法怀孕的。从月经初潮到更年期这中间3，40年要持续做好避孕，需要的不仅是金钱，也是持续的努力和压力，严谨的安排，承受医疗介入带来的副作用。
就以18岁到45岁中间的生育年龄来算，如果一个女性想要两个孩子，那她需要服用6844颗避孕药，或使用大约2000个避孕套，或更换975个避孕贴，325个阴道避孕环，或4-6个宫内避孕器。而那怕她做到了这所有，依然有可能受孕。
并不是说女性不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而是这不应该是一个性别单独承受的。造成意外怀孕的直接原因看似是没有进行避孕，或者避孕失效。但技术原因的表面之下，却是更复杂的图景。科学健康的性教育，平等尊重的两性关系，容易获得的避孕产品，这些都是减少违背意愿的受孕的前提。相反，在预防措施稀缺，社会、家庭或男性认知落后的情况下，女性只能独自承受身心创伤，还要被剥夺最后的自救手段，这只能让人绝望和逃避。
20年前我上大学时，认识的女生中大约有一半在校期间堕过胎。我记得她们的慌张、眼泪和苍白的脸，但幸好，她们的人生并未就此脱轨，因为还有选择。多年后，我们也都在自己准备好的时刻，成了妈妈。当妇女对受孕和生育有更多主动选择的空间，遵循自己意愿成为母亲，儿童，家庭和社会都会受益。
昨天伯克利大学的学生们走出教室，用自己的声音回应高院的文件。图中女生手中的文字和脸上的表情让人看见力量。
作为一个社会，我们要的不应该只是“人口”，也不是通过压迫女性、剥夺人类对自己身体的自主权，制造人生悲剧而获得的道德满足，而是健康成长，推动社会和文明发展的公民。他们来自有生育意愿和养育能力的父母，和对父母和孩子提供全面支撑的社会。依恋理论的提出者约翰.鲍比反复强调：一个珍视儿童的社会，就是善待父母的社会。
生活在保守州的作家Margaret Renkl在高院爆出文件之后，发表了题为“美国的妈妈们真正的需要是什么？” 的文章。她认为提供支持，而非剥夺选择，才能真正减少堕胎。无论是选择堕胎，还是不愿生育的女性，背后的核心原因非常简单，那就是在她们所生活的社会，养孩子太难了。
“除非你很富有，否则在这个国家为人父母可能是非常困难的。如果足够幸运，你可能获得来自亲戚和朋友的无偿帮助，也那些帮助也是有限的。当孩子生病，需要突然从学校回家时，你可能有后援，但你可能不能指望别人支付孩子上大学的费用。父母在很大程度上是靠自己的力量。
但支持可以带来巨大改善，而且不仅是对贫困妇女。我说的不是丹麦或瑞典级别的支持。我说的是适度但真正改变生活的资源，其他富裕国家的人也认为理所当然的。比如带薪家事假、高质量的托育机构和较灵活的工作时间表，强大的公立学校和负担得起的高等教育。体面的医疗保健，安全的居住地，可靠的交通和健康的食物。当然，更基本的是，没有人—无论是母亲，父亲，还是孩子—应该睡在桥下或一天吃不上饭。”
这当然不仅是某一个国家的母亲们想要的，而是更多女性希望看到的。支持比惩罚好，尊重比剥夺好。让每一个女性，活得有尊严，有选择，才能通往更文明也更健康的世界。
这，就是2022年母亲节，我想写下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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