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今天是五四，我没有赞歌，因为改造社会是中年人的职责。
那一年，毕业之前，即将离校的某个晚上，他约我到校园散散步，聊聊天。
此前，他到中学实习了半年。他发现，自己确实热爱讲台，喜欢学生。但是，从追踪一段时间的热点新闻中，他逐渐悟出一个道理：在这个社会，只有当官了，才能切切实实地拥有更多。
他的语气中似乎对我充满了歉疚，因为他觉得，自己即将违背我对他的理想主义期望，踏上一条现实主义的人生道路了。
这几年，对于这位学生，我一直在暗中观察。
大一那一年，刚和我接触的时候，他并不喜欢阅读和思考，精力大都投放在学生社团，内心满满的功利诉求。对我这一类思想新颖的老师，他心里暗藏抵触，课上偶尔会提出一些刁钻的问题，以示对我的挑战。
然而，大二那一年，在学生社团“官位”的竞争中，他落败了。从此之后，他开始接纳我了，突然喜欢上我的课，并爱上了阅读和思想。
我知道，他的转变更多是出于对体制的赌气，是一种抱负挫败之后的疗伤。
他主动找我交往，我敞开了怀抱，因为我觉得，既然他愿意读书和思考，那我也愿意启发。大家聊得来，能成就一段亦师亦友的关系，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那一两年里，我不断推荐和鼓励他和其他几个学生阅读了不少好书。
和刚刚认识的时候相比，他们几个学生的视角丰富了，思维能正常运转了，对很多问题的见解更加到位、更加深刻了，对书的品质有了不错的鉴赏力，能够识别什么是优质文章，什么垃圾读物了。
我们还经常隔三差五，三四个人一起吃烤鱼，喝啤酒，夜爬梅兰山，畅谈中国和世界、社会和人生。
这段经历真的非常难忘。一年多的美好时光，简直是飞逝而过。
大三那一年，课程全部结束。带着依依不舍之情，我们喝了最后一次酒，爬了最后一次山。之后，他们便下基层实习去了。
就是这与社会半接触的半年时间，他似乎又悄悄变了回去。
毕业之前的那天晚上，他反复暗示，毕业之后，自己便将辜负我，选择“从政”，选择“懦弱”了。
对于他将来走什么路，我从来不在意，但是，他对自己即将放弃理想主义，选择现实主义而对我略感愧疚的那一番话，却突然让我感受到一种无法承受的精神之重。
言下之意，似乎我之前积极推荐他读书和思考、甚至自己掏钱买书送给他的所有热情，无非是基于让他毕业之后去改造现实、成为斗士的热切期望。
我自己从来不是一个勇敢的人。
作为一个毕业于名校的博士，勉强也算一个知识精英的我，外在的勇敢行为，仅仅止于喜欢在工作上公开提意见，并敢于在多数国内同行曲学阿世的时候，选择做一个保持独立精神，放弃利益角逐、偶尔为弱势群体发发声的孤独学人。
我个人的全部勇敢，不过仅此而已。因此，无论课上，还是课下，我从来不敢教育和鼓励比我年轻20岁的学生，将来做一个斗士，投身积极改造中国现实的伟业。
说实话，连我自己工作和生活的小环境，我尚且无力改变，我哪有脸鼓励90后青年学生去积极改造中国社会呢？
那样做，不但是虚伪，更是卑鄙。
我从来不会在五四青年节这一天为青年人高唱赞美诗，因为我始终觉得，改变中国社会，更多是中年人的职责。
然而，现实最大的悲哀，恰恰在于，广大中年人选择了随波逐流、得过且过，完全放弃了自己对下一代负有的历史责任。他们内心唯一的算盘是，教好自己的孩子，让孩子学会精明一点，管好自己的事，做人别太老实，不要轻易吃亏，就万事大吉。
在中年人群集体“混吃等死”面前，我实在没有脸鼓励青年人当什么勇士或斗士。
对于青年大学生，我惟希望，毕业之后，不管从事什么职业，在追求世俗利益的同时，他们能够兼顾一点社会责任。
“毕业之后，我不期待你们成为斗士，但是，我不希望你们过于冷血，过于自私，过于沉默。不管将来从事什么职业，我都希望，你们能坚持做一个有理性、有温度、有情怀的人。”
这是每一届学生在我的所有课程结束之时，我在课上对他们表达的心愿。
除此之外，还有以下这些话。
“同学们，你不必太勇敢，但别过度自我保护。将来，在不影响自己工作和生活的前提下，至少做一个关心社会发展，对公共问题，敢于通过理性温和的方式，表达诉求的人，而非成为一个只顾埋头溜须钻营的社会混子。”
“你没有勇气成为韩红和袁立，至少你可以做一个为韩红和袁立鼓鼓掌的人。你没有勇气为弱者发声，你可以在别人的发声后面，悄悄点一个赞。”
“对现实保持理性批判的审视，但又不丧失对美好未来的信心，并愿意在自己力所能及的的范围内，把社会和文明往前推进一点点。这才是一个历史专业的学生应该具备的素质。”
在我看来，以上这些都是勇敢，都是在推动进步，却不会伤及自己。
这就是我，一个中年大学教师，对青年学生的最高期望。
那一天晚上，为了不让我过于失望，在散步结束，和我说“再见”之前，他特地补充了一句，他希望自己将来从政之后，能帮助那些受苦受难的人们。
听到这句话，我笑了，但是，是在心里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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