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百余年之后，有关于“五四”那些标签化的评价渐渐褪去，这场运动复杂的历史面相逐渐显现。然而历史运动的复杂性又加剧了今天理解“五四”的困难，例如，有关“鲁迅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很多流行说法，在钱理群教授看来，都有些似是而非。
鲁迅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吗？鲁迅怎样看“科学”与“民主”？今天，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强调个人独立价值的“五四”启蒙主义？
在这个五四，活字君与书友们分享钱教授在纪念“五四”九十周年之际所做的演讲，《漫说“鲁迅‘五四’”》。
漫说“鲁迅‘五四’”
——2009年3月11日在首师大举办的“国家历史”讲堂上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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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理群 口述
本文原刊《鲁迅与当代中国》

《鲁迅》俞晓夫 绘
什么是“鲁迅‘五四’”？
我的这个命题是从汪晖在十年前写的《中国现代历史中的“五四”启蒙运动》一文提出的一个观点引申出来的。他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最显著的特征，就是这个运动的发动者、参与者仅仅拥有“态度的同一性”，即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的批判与怀疑态度。
胡适、周作人都说过这样的话，“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核心观念是“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大家是团结在这一口号、旗帜下的。当然，也还有“启蒙”“科学”“民主”这样一些被今人认为是“五四”精神的共同价值理想。但如果再追问下去：以什么标准来“重新估定价值”，要坚持怎样的“科学观”“民主观”“启蒙观？……彼此之间就存在着很大的分歧。
这就是说，在某些大体的，具有某种模糊性的共同价值观念之下，每一个在当时有影响的发动者、参与者，都以各自不同的理解、追求与实践，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上打下个人的烙印，甚至形成某种传统。于是，在总体的“五四”之下，有陈独秀、李大钊的“五四”——那是走向马克思主义的“五四”；有胡适的“五四”——那是走向自由主义的“五四”；当然，也就有鲁迅的“五四”，还有蔡元培的“五四”——我最近在研究沈从文，就注意到，沈从文在六十年前，也就是二十世纪的四十年代写了好几篇文章谈“五四”传统，谈的就是蔡元培的“美育代替宗教”的传统，希望通过文学的复兴来重建信仰，再造中国。
这些年围绕着“五四”传统（与之相关联的还有所谓“北大传统”）有许多争论，或强调马克思主义传统，或强调自由主义的传统，其实都是“五四”传统在某一方面的发展，以李大钊、陈独秀的“五四”，或胡适的“五四”来代表、概括“五四”传统，而且把他们相互对立起来，这背后有一个“争正统，建法统”的意图和心态，但却都在不同程度上使“五四”传统狭窄化与简单化。以此来观照今天的有关“五四”的言说，就可以发现，其实，人们都是在谈各自心目中的“五四”，或者说，是从各自的价值立场、理想来谈“五四”的，有的人是在说李大钊、陈独秀的“五四”，有的则是在说胡适的“五四”，这是不能不做细致的分辨的。
因此，我今天来谈“五四”，就先要向诸位交代清楚：我谈的是“鲁迅‘五四’”。我更要强调的是，鲁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上打下的个人印记，从而形成的鲁迅传统，这是“五四”大传统下的小传统。就是说，鲁迅传统在基本方向上和“五四”传统是一致的，是其有机组成部分，它和其他人的“五四”不是对立，而是相互补充和制约的；鲁迅的贡献是独立而重要的，但绝不是唯一的，尤其不能以“鲁迅‘五四’”来代表整个“五四”传统。——我之所以要强调这一点，并作为我们今天讨论的前提，是因为在很长的时间里我们都有一个说法，直到今天还很有影响，就是“鲁迅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的方向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方向”：而这恰恰是应该质疑的。
首先，鲁迅自己就不承认。他在《〈自选集〉自序》里说他是“尊奉”“五四”文学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而写作，并自觉“和前驱者取同一步调”的：“遵命”这一说法本身就否定了“主将”之说。鲁迅自己是明确地说过，“五四”文学革命是胡适“提倡”的（见《无声的中国》）。如果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有“主将”的话，那就是陈独秀：这大概是这些年学术界的一个共识。陈独秀在鲁迅逝世以后，写了一篇《我对鲁迅的认识》，有这样一个回忆：“鲁迅先生和他的弟弟启明先生，都是《新青年》作者之一人，虽然不是最主要的作者，发表的文章也很不少，尤其是启明先生；然而他们两位，都有他们自己独立的思想，不是因为附和《新青年》作者中哪一个人而参加的，所以他们的作品在《新青年》中特别有价值。”——“不是最主要的”，当然不是“主将”；但有“自己的独立思想”，因而“特别有价值”。应该说，这是一个客观的，准确的评价。
鲁迅对启蒙主义话语与实践的复杂态度
那么，鲁迅的独立和独特价值在哪里呢？这首先表现在他对“五四”启蒙主义话语和实践的复杂态度。鲁迅在谈到“我怎么做起小说来”时，明确地说，他的写作坚持的就是“五四”启蒙主义。
但他在同学们在高中就读过的《〈呐喊〉自序》里，谈到当年“金心异”，也就是钱玄同劝他加入《新青年》时，他又对启蒙主义提出了两个质疑：一个是“铁屋子”单凭思想的批判就能够“破毁”吗？再一个是你们把“熟睡的人们”唤醒了，能给他们指明出路吗？
因此，在“五四”运动一周年，即1920年5月4日那一天，他在给自己的学生写的一封信里，对学生爱国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所引发的“学界纷扰”，出乎意料地给予了冷峻的低调评价：“由仆观之，则于中国实无何种影响，仅是一时之现象而已。”到后来大革命失败了，目睹年轻人的血，鲁迅更是痛苦地自责自己的启蒙写作，只是“弄清了老实而不幸的青年的脑子和弄敏了他的感觉，使他万一遭灾时来尝加倍的苦痛，同时给憎恶他的人们赏玩这较灵的苦痛，得到格外的享乐”，鲁迅甚至怀疑自己不过是充当了“吃人的宴席”上“醉虾的帮手”。
但他最后的选择，还是从“淡淡的血痕”中“看见一点东西，誊在纸片上”。——在坚持中质疑，又在质疑中坚持：这样的启蒙主义立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至整个现代中国思想文化界，都是非常特别而独到的。
他不仅对“五四”启蒙主义采取了这样的“既坚持又质疑”的复杂态度，而且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两个核心观念：“科学”与“民主”，也有复杂的分析，也是既坚持又质疑的。
鲁迅对“科学”“民主”的坚守和质疑
《鲁迅先生》俞晓夫 绘 
为什么会采取这样一个看起来不那么鲜明，而多少有些犹豫不决的复杂态度？这就需要了解这一代人所面临的双重困境：一方面，他们面对的是政治与思想上的封建专制主义，要对其进行“价值重估”，就必须引入西方的科学、民主、启蒙观念；另一方面，从世界范围看，西方社会里工业文明的许多弊端已经暴露，科学、民主、启蒙这些观念开始受到了质疑。用鲁迅的说法，封建专制主义是“本体自发之偏枯”，西方文明病是“以交通传来的新疫”，正是这“二患”使鲁迅那一代知识分子陷入了双重疑惧和忧患之中。由此导致的是四种不同的选择：
一是坚持首先全面引人西方文明，即所谓“全盘西化”，以期彻底解决东方专制主义的问题，以后再来处理西方文明的弊病问题——这大概就是胡适和中国自由主义者的思路；
二是因为看到西方工业文明的弊端，就转而回到中国传统文化，以期用东方文明来拯救中国与世界——这大概就是“五四”时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以及以后的新儒家的思路；
三是引入批判西方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以期达到反对封建专制主义，避免资本主义的双重目的——这大概就是李大钊、陈独秀和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思路（晚年陈独秀的思想有变化，应另作讨论）。应该说作出以上选择的知识分子，都是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充满自信地走自己选定的道路的，因为在他们看来，他们的选择，是能够解决困境，避免偏颇的救世良方，是通向真理的理想之路。
而鲁迅却恰恰没有这样的自信，他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立场是坚定的，但他对西方工业文明的观念（例如科学、民主）的态度却是“既坚持又质疑，既吸收又批判”，他说自己要找的是一条“似乎可走的路”，并不把自己的选择绝对化和理想化，他更不试图去寻找一条毫无矛盾和缺陷，全面而完美的，一劳永逸的彻底解决问题的理想之路，他正视矛盾，不回避选择的困惑，始终在矛盾的张力中，在充满怀疑与绝望中，坚持探索，追寻。但他的选择又不是折中主义的，他并不回避自己的“偏至”：尽管存有质疑，但他依然积极参与“五四”启蒙运动，坚持科学与民主，也就是他所说的始终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流保持步调的一致，这也是时代的要求使然：在鲁迅的时代，封建专制主义是主要的危险；西方文明病，就全局而言，还只是一个潜在的危机。
《鲁迅先生》俞晓夫 绘
这就说到了我们这个时代，既和鲁迅的时代存在着历史的连续性，又有巨大的不同：我们今天既面临着并未退出历史，并具有时代新特色的东方专制主义，同时，又要面对日趋严重的西方工业文明病，也即现代文明病。这又使我想起了鲁迅对中国社会的一个经典概括：“中国社会上的状态简直是将几十世纪缩在一时：自油松片以至电灯，自独轮车以至飞机，自镖枪以至机关炮，自不许‘妄谈法理’以至护法，自‘食肉寝皮’的吃人思想以至人道主义，自迎尸拜蛇以至美育代替宗教，都摩肩挨背的存在。”（《随感录·五十四》)——
在我看来，这也是当下中国的现实：我们正是一个“前现代”“现代”“后现代”都“摩肩挨背的存在”，“缩在一时”的社会。这就决定了中国的思想、文化、学术界所要面对的，也必然是把几个时代的问题“缩在一时”的充满悖论与混乱的状态。就今天我们讨论的“五四”传统问题而言，我们就有相互矛盾的两方面的任务：面对“前现代”的专制主义，我们必须坚持“五四”科学、民主、启蒙的传统；而面对“现代”文明病，我们又需要质疑科学、民主、启蒙；由于我们必须有坚守，又要对消解性的“后现代”的质疑进行再质疑。这样，“鲁迅‘五四’”，鲁迅式的“既坚守又质疑”的复杂态度，特别是鲁迅式地在肯定的同时进行质疑，又在质疑的同时作出肯定，在质疑与肯定的不断往返中深化自己的思想的思维方式，以及他的既反对专制主义，又批判现代文明病的“横战”立场，在今天就具有了特殊的启示意义。
《鲁迅写在上海之三》俞晓夫 绘
有意思的是，正是鲁迅立场的双重性，在今天就遭到了两个方面的质疑和挑战。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来纪念“五四”九十周年，实际上是面临着两种思潮的：一个是否定科学、民主、启蒙的思潮，一个是科学、物质、民主崇拜，将其绝对化的思潮，而这两个思潮都会导致对“鲁迅‘五四’”的否定，我们今天要坚持、发扬“鲁迅‘五四’”传统，也还是必须“横战”。
对科学、民主、启蒙的否定，来自三个方面。一些人在“批判普世价值”的旗号下，将科学、民主，以至自由、人道等理念通通送给“西方资产阶级”，而加以拒绝。一些人则从民族主义、保守主义立场出发，指责“五四”启蒙主义输入西方科学、民主理念，批判儒学，导致中国传统的“断裂”，是“文化大革命”的源头，有人甚至因此给鲁迅戴上“汉奸”的帽子。还有一些人也用后现代的理论来批判启蒙主义。
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辩明。首先是如何看待“五四”启蒙主义对儒学（即所谓“孔家店”）的批判。我在很多场合都讨论过，不妨再重申我的两个观点：一是“五四”对儒学的重新评价，其批判锋芒，是指向将以儒学为中心的传统文化神圣化、宗教化的中华中心主义，和独尊儒学的文化专制主义的；把孔子从“圣人”的地位请下来，让他和诸子百家平起平坐，这才是真正恢复了孔子的本来面目。二是“传统的断裂”确实是我们当下必须面对的现实，但却不是“五四”造成的。事实上直到我们的老师辈——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知识分子都有很高的传统文化的修养，真正的文化断裂是从我们这一代五六十年代的知识分子开始的。而这正是从1957年反右运动以后推行的“批判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文化”的极“左”路线所造成的恶果，其背后是一个文化专制主义的体制问题。如果把责任推给“五四”那一代人，就不仅会客观上形成对体制弊端的掩饰，而且还会把其内含的“思想专制”的逻辑继承下来，这是必须警惕的。
其次是如何认识鲁迅的启蒙主义。确实，有一类“启蒙者”，自命为真理的掌握者、垄断者，以导师以至国师自居，他们的所谓启蒙，是要向芸芸众生宣示真理，强制灌输：这样的启蒙主义是有可能导致专制主义的。而这正是鲁迅所警惕，所要批判和反对的。他一再声明，自己绝不是、也当不了导师，更不是国师，道理也很简单：我自己都不知道路该怎么走，如何给别人指路？因此，鲁迅写文章，演讲，总是把他自己的困惑，没有想清楚的问题，同时告诉我们：他要和我们一起探讨、追寻真理。他绝不试图“收编”我们，他只是要逼我们独立思考。——在我看来，这才是真正的启蒙主义，我们今天也还需要这样的鲁迅式的启蒙主义。
也还有些人，因为鲁迅在坚持民主的同时又质疑民主，而给鲁迅戴上一顶“反民主”的帽子，据说这也是鲁迅和专制主义合谋的铁证。
我说过，这是一个可悲的隔膜，恰恰暴露了批判者的民主观的浅薄：实际上陷入了民主崇拜。这里还可以补充一点：鲁迅对民主、科学、物质的批判性审视，是和他对现代文明（他当时称为“近世文明”）和国家现代化的理解联系在一起的。他明确指出：绝不能简单地“以富有为文明”，“以路矿为文明”，“以众治为文明”，而同时必须立人，也即必须把“人的个体精神独立与自由”作为中国现代文明、现代化的基本目标，在立人的基础上立国。
——在今天这个唯物质主义、唯科学主义、消费主义泛滥一时的时代，鲁迅的立人思想的意义，我想不用多说，同学们都是很清楚的。而他对个体精神自由的呼唤，更是提醒我们：在关注多数人的民主的同时，也要注意保护少数人的精神自由。此外，鲁迅在三十年代还特别提出了社会平等问题，强调要维护劳动者的利益，这都是对“鲁迅‘五四’”的重要发展，在今天的中国，更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当然，还是我们今天的演讲一开始就说过的那句话：鲁迅的思想传统（还有鲁迅的文学传统，那是需要另作讨论的），仅是“五四”传统的一个方面；他所发表的许多意见，可以给我们巨大的启示，但并不具有方向的意义，也是可以讨论，包括质疑的。我个人最看重的，还是背后的精神，一是彻底的怀疑、批判精神（包括对自我的怀疑与批判)，一是独立、自由的创造精神。我以为，这也就是“五四”精神的核心。我们今天纪念“五四”九十周年，最应该继承的就是这样的“五四”精神。因此，我就把这八个字奉献给诸位，以此结束我的演讲，这就是：“独立，自由，批判，创造”。
2009年3月24日—25日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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