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er去哪儿｜加州伯克利、斯坦福、麻省理工，这是你想了解的“学霸”人生

编前：

本文故事是由我们的Zier，James提供。申请季前他和Zi相遇，申请季后他先后就读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本科，斯坦福大学研究生，目前在麻省理工学院读博士。人生轨迹看上去是“完美学霸”的他，其实也有过迷茫，对世界和人生都有很多的思考。让我们一起来顺着他的思考轨迹，看看他的故事。

我的开始

我出生在珠海。家里都是北方人，后来移居到了上海。

因为我的父母生下我之后去了国外读书，所以我是被姥姥从小带大的。我很感激她，可以说没有她也就没有今天的我。我的姥姥成长于30年代，一个身不由己的时代背景下。也是因为这样，小时候我更习惯于遵守一些传统规矩，性格也十分内向。

我没有评判时代的对与错。只是当下的社会，创新和突破是主流，一味做墨守成规的孩子容易吃亏。所以在后来的成长中我会更有意识的突破原有的性格，增加与他人的沟通和对自己的展现。

小时候，因为父母并不常在我的身边，和他们的沟通也就寥寥无几。由于他们的性子比较急，慢慢的和他们交流，我有时也会变得很急躁。如果大家都处在一个交流升温的情景中，那肯定是要“炸锅”的。后来我开始学着平复自己的情绪，更多的扮演一个做调和的“中间人”。

出国读书，是一场偶然。我母亲回国后告诉我，她朋友的儿子正在申请一个加拿大的高中，打听之后觉得这个学校还不错，让我也去试试。这么偶然的，我就去试了，接受了面试也通过了考试，然后就来到了加拿大。

这是一所寄宿制的高中，刚从国内来到加拿大的我就是一个人，非常不适应。在加拿大生活了整整两年，我的英语才达到了真正“无障碍交流”的水平。我那时生活的地方中国人很多，加上后来英语水平的提升，使得我在加拿大并没有遭受太多文化冲击。

申请大学时，我非常坚定的定下了去读美国大学的目标。选择美国大学，原因很简单，我的中学成绩一直很好，对自己的期待也很高，我更希望去教学质量好且教育理念先进的大学。相比于加拿大的公立大学和英国的大学，美国的大学教学质量更好，也可以换专业。

确定了美国方向的大学后，我的申请之路也就开始了。我的申请过程，是我的“学霸”父母做大方向的把控的。他们有留学经验，还分别获得了硕士和博士学位。虽然他们是学霸，但并不会逼迫我也要成绩优异。可是，当他们看到我的成绩也不错时，对我的期待还是提了起来，并希望我能进一所好大学。也正是这个原因，我们找到了ZOOMiN。

我母亲在我申请的过程中参与度很高：和Zi对接、关心进度、修改文书、反馈等等。这期间，我和我母亲之间的观点不同也导致我们俩容易吵架，但现在想想真的不算什么。Zi扮演了非常好的角色，让我顺利度过了申请季，去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本科时，我读的数学统计，这是一个基础的、硬核的专业。选择它的原因，其一正是因为它的基础性，可以让我在本科阶段有时间把问题思考透彻，之后不管学习什么科目，道路都是向我展开的。而另一个原因，则是因为我觉得它有让我做出改变的能力。

从学习数学统计到做出改变

人们对学数学、学统计的人都有很严重的刻板印象，都觉得我们是“理工男”，是“书呆子”。而我却觉得，现在不同性格的人学习不同的科目，这取决于他们自己想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而不是因为学习了什么而变成了什么样的人。当然，“想知道自己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想要什么”对很多人来说并不容易，很多人对这种“自我认知”都是缺失的。

通过学术上对数学统计方面知识的了解，比如说看到一个新的公式、新的知识、新的理论和模型，我就不会觉得那么恐惧，而是会根据环境和条件的不同，使用不同的基本技能，这让我觉得数学本身是非常有趣的。学习这类学科，确实会提高个人的逻辑思考能力，也会让我对事物的看法和态度更加严谨，生活中有时也会刻意的寻找证据去支持自己的结论。

然而真正让我成长的并不只是学科的内容。起初，我对数学统计的了解并不是很深，且我也没有很独立的去思考这门学科，只是觉得和大数据有关，一定有很大的社会影响力。

在学习了数学和统计之后，我发现“对社会产生影响”是能用数据辅助做成的，可数据是死的，人却是活的。很多情况下，数据并不能完全的解决问题，它只是一个工具，如何使用它，才是人需要思考的问题。

比如，在伯克利的时候，我参加了“学生政府”的工作。那时我是亚洲学生和国际学生的代表，主要的工作就是和学校的管理层对接，反应学校的不足之处，改善学校的生活。

伯克利的学生非常的多元，我们“学生政府”的20个成员就可以非常突出的体现这一点：他们中有南亚学生，有非裔学生，也有来自拉丁美洲，还有属于性少数群体的学生以及关注心理健康、性骚扰问题的学生代表等等，如此这般，更不用说整个学校了。

我在这里认识了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成长环境的人，贫穷的，富裕的，甚至还有在美国都没有合法身份的人。跟这些人接触，我们也会自然而然的去从不同角度思考问题，更能接受他人看待世界的方式。

反而在一些顶尖大学中看不到这种多元化，就拿我读研的斯坦福大学和读博的麻省理工学院来说，这些大学录取的人都是精英。虽然精英的聚集，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但是反过来说，也正是因为他们是精英，所以他们生活和看待世界的方式可能也会局限在“精英”这一个角度中。

继续说回伯克利，在我跟不同的人交流的过程中，我意识到我对“影响和改善社会”这类事情的热爱。“学生政府”的工作尤其能让我感受到更多的不公以及人们面对不公时的无奈，改变的尝试也就此开始了。

我们那一届主要做出的改变是体现在国际学生身上。当时，去留学的国际生是没有奖学金的，并且学校还有一些强加给国际学生的费用，比如“实习时需要强制交1000美刀”。凭什么身为留学生就要受到不同的待遇？

于是，我们代表国际学生向学校进行交涉，并申请到了几十万的奖学金，以便这些国际生们在紧急情况时可以使用；我们还和学校就“实习费用”达成协议，之后学校最多再收一年，且费用从1000美刀降到了200美刀。此外，我们还申请增加了如春节、元宵节、端午节的一些活动及夜市等和学生生活相关的活动。

在尝试解决后，我发现我们也是能做一些改变的。这不能说是一种无私的贡献吧，我更多的是有一个单纯的想法：“就算有一些改变也是好的。”而且，在我参加改善校园生活的过程中，我自己的生活也得到改善了，我自己和他人是息息相关、紧密相连的，所有人都是一体的，很多参与这项工作的人并没有意识到。

继续向前，发现自己

现在的我，在麻省理工学院读市场营销（Marketing）博士。我目前专注的方向是营销中与统计、计算机联系比较大的“量化营销”（Quantitative-based）。博士这个阶段，最主要的不是课业，而是如何根据自己学业上的欠缺去进行补充。学校没有规定上课的内容必须是怎样的，如果学生觉得自己理论知识已经够用了，可以完全不上课。

在读博的时候选择市场营销，一是因为我在本科的时候做了很多跟营销相关的活动，使我对消费者和人的行为研究非常感兴趣。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我也能建立新的模型去更好的帮助公司或者消费者。

另一个原因，我知道自己是一个对“真实应用”感兴趣的人，我想做出有社会影响力的活动去帮助他人。市场营销就是这样一个结合理论与应用的学科。在学习营销的过程中，我能直接将我做的模型放到现实中应用。这让我感觉，我做的事情是真正有意义的。

我现在的规划是希望毕业之后找到教职类的工作，对于专业上的探索和时间上的安排都会相对自由。如果在公司里工作的话，可能会被分配到一些自己并不想做的工作，也会失去探索我感兴趣的领域的动力。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曾经有人问我，我想做什么样的人。实话说我并不知道，我不喜欢说“假大空”的话，也不喜欢给自己贴标签。“做自己，做感兴趣的事。”可能就是我的所想吧。

说到感兴趣的事，不得不提我在本科时参加的社团活动——戏剧。

小时候，我很喜欢看百老汇和电影。本科阶段，能在做社团活动的时候接触到戏剧，我很开心。因为我非常享受一群人一起为了一个目标和理念雕刻出一个艺术品的过程。当时，我参与了灯光设计，还做过导演和舞台监督，每一个职责都会要求的不同的技巧，我都要去学习。毕竟，大家都不是一开始就知道该如何去做，“现学现卖”是常事。

彼时，我最喜欢的职责就是导演吧，学习数学使我更加擅长逻辑方面的东西，而在导演影片时的逻辑思维还是很重要的。同样的，我也会希望自己能通过做导演能有设计和创新的机会。我导了一部英剧改成中文的情景喜剧，叫《窗户上的尸体》。这个剧并没有什么让人深思的点，但是却完完全全是我自己独立导演的一部剧，对我来说，意义重大。

现在回看过去，因为申请季时Zi的支持和帮助，到如今我一直坚持在探索我真正喜欢的东西、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对什么感兴趣。我还记得，那时候文书写的非常糟糕。我当时想的也很多，故意写的非常复杂，想要追求结构的不同和创新，有一种“小孩子要当大人”的心态。

那时写出来的东西，让我自己有一种挫败感——我的文书并没有反映出我是一个怎样的人。经历了夹着PSS和文书的申请季，Zi的老师教给我寻找自我认知的思考方法：不断的对自己所经历的事件进行解构再整理，分析它对于自己思维、行为产生的影响，从而对于自我有更清晰、明确的理解。并且在后来的生活中，我都能一直用这种方法去思考，自己是怎样的，自己想要什么。

一路走来，迷茫当然有。本科的申请不是一帆风顺，大学生活的第一年也非常的平淡。但我正是因为逼自己去突破自己的边界，才能真正遇到更多的人，找到自己感兴趣的东西。

虽然这句话很土，但是我还是想说：“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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