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毒、死亡、自然灾害......这些事物之所以会让人心生恐惧,是因为恐惧是一种人们在面对危险时所产生的天然情感反应。然而,当病毒演变成一场公共卫生危机,死者的影像作为国际冲突的后果在社交媒体上传播,其中所引发的恐慌和一系列连锁反应或涉及更复杂的形成机制。
也许我们需要思考的是:恐惧在何种程度上是一种个人的情绪反应,又在何种程度上是被构建或压抑的?恐惧的表达和传播路径在当下发生了哪些变化?当恐惧成为一种时代特征,它的反面又指向一种怎样的价值观?
今天分享的文章来自传播学者袁光锋,他长期关注“情感和公共生活”这一议题。文章中,袁光锋区分了恐惧和恐惧文化,认为现代社会中的恐惧表现为一种“想象的威胁”,其作为一种无处不在的文化由不确定性和无力感哺育,最终将侵蚀我们的公共生活,消解我们对于拥抱未知的勇气。而敢于运用理性,或许是一种应对之道。

 图片来自Schirn Kunsthalle Frankfurt官网

文 / 袁光锋(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

恐惧已成为现代社会的流行情绪。新科技、恐怖主义、公共卫生事件、自然灾害、战争、难民等是社会恐惧情绪的来源。恐惧文化影响着我们对新事物的理解和对未来的期待,也建构着不同群体之间的关系。理解恐惧,既是在理解我们的现在,亦是在思考我们的未来。
恐惧的定义并不复杂,它是“对危险的认知”(索罗门,2007: 37),是人们基于对特定危险的判断而产生的情绪反应。不过,这一简洁的定义却有丰富的内涵。危险的类型不同,恐惧也不同。第一种危险是直接的,人们走在悬崖边或在森林里突遇猛兽时都会产生恐惧,这两种危险就是直接体验到的。
第二种危险是间接的,人们虽未直面它,但受媒体等中介的影响,会想象可能的危险。这种危险的来源是明确的,激发的恐惧更多是认知性的,会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例如,大众对外来人口、流动人口的恐惧,可能导致社会对流动群体采取更严苛的控制政策,甚至予以排斥。
第三种是弥漫的危险。它无处不在,却又无影无踪。这类危险容易引发恐惧情绪蔓延,我们当下正在经历的新冠疫情就是典型的例子,病毒是危险源,但大多数人不能具体地感知到它的存在。人们在应对这类危险时,会因缺乏明确的目标而手足无措。
后两种类型的危险都可以被视为“想象的威胁”,它是现代社会更常见的恐惧来源。“想象的威胁”及其引发的恐惧情绪对我们时代的公共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 
/《不要抬头》(2021)/
恐惧,
生物决定抑或社会建构?
个体在与社会文化的互动中形成自己的情感,习得情感体验和情感表达的方式。恐惧也是人们在社会中习得。
我们应该如何理解恐惧?学界对此有两种讨论路径。一种可以被称为“生物决定论”,这一视角把恐惧视为人类的基本情感(primary emotions),即“那些假定为在人类神经解剖系统中具有固定配置的感情唤醒状态”(特纳,2009: 2),是人类面对危险的本能反应。但生物决定论忽视了情感和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瑞迪,2001),遭到诸多批评。
“社会建构论”是理解恐惧的第二种路径,它在个体恐惧与社会文化之间建立了关联,将恐惧看作“被文化、制度、习俗所模塑的一种存在。”(张慧,黄剑波,2017: 7)。每个人都生活在特定的社会文化中,个体在与社会文化的互动中形成自己的情感,习得情感体验和情感表达的方式。恐惧也是人们在社会中习得。
索罗门(Robert Solomon)指出:“恐惧有许多不同的种类。有些恐惧在很大程度上是‘盲目的’神经反应,但另一些则涉及相当的复杂性和学习过程。”(索罗门,2007: 36)以社会建构论的视角来看,恐惧文化的形成与现代社会有不可分割的关联。现代社会让人们产生恐惧,表达恐惧的方式和应对恐惧的策略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恐惧文化的形成 
在恐惧文化的形成中,新科技、恐怖主义、病毒等风险经由媒介进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形成“想象中的威胁”,这是现代社会恐惧体验的基础。
对于恐惧文化的形成而言,现代社会道德框架的变化,世俗化,个体化,人员流动的增强,科技的飞速进步和大众媒介的发展等都是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
道德框架的变化影响了人们的恐惧体验和表达。根据情感社会学家霍克希尔德(Arlie Hochschild)的观点,情感表达遵守特定的社会规则,她称之为“感受规则”(feeling rules)。感受规则引导着人们的情感体验和表达方式(霍克希尔德,2020)
心灵的整顿
[美] 阿莉·拉塞尔·霍克希尔德|上海三联书店 2020
恐惧的感受规则主要受两种框架的影响:一是英雄主义的道德框架,它把勇敢视为一种美德,认为恐惧的表达应该被抑制;二是“追求安全”的框架,在现代社会,追求安全成为公共价值,让恐惧的表达成为合理的事情。
在公共空间中,人们对恐惧的表达司空见惯,可以非常直白地表达对难民的惧怕,对恐怖主义的恐惧,对食品安全的担忧。人们通过表达恐惧来抵制他们认为的风险,从而对政治权威提出要求。恐惧的表达还有其他功能。瑞迪(William Reddy)把情感表达视为一种言语行为,它不仅可以描述某种情感状态,还具有改变情感的功能(瑞迪,2001)。情感表达能唤醒情感体验,恐惧的表达也是如此。恐惧通过表达而被传播开来,唤醒更多的恐惧体验。从这一点来说,现代社会恐惧文化的形成与恐惧的公开表达密切相关。
感情研究指南
[美] 威廉·雷迪|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0
现代社会的世俗化进程导致宗教的衰落,影响了人们对恐惧的应对。随着宗教影响的式微,人们不得不借助政治权威、科技等来应对恐惧,而当政治的权威和科技的力量也遭到怀疑时,恐惧就成了“不可承受之重”。

我们身处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改用马克思的名言来说就是:在现代社会,一切确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新科技带来的风险、频繁发生的政治冲突、公共卫生危机……各种类型的未知危险无处不在。面对它们,人们会产生一种无力感。鲍曼指出:“正是对现时的不安和对未来的不确定孵化并哺育了众多恐惧中最令我们无法忍受的那些。而这种不安和不确定则源于我们的无力感:不论是单个、几个或者集体,我们似乎都不再能掌控生活。”(鲍曼,2012:33)不确定性以及人们的无能为力,是现代社会恐惧和焦虑的根源。
流动的恐惧
齐格蒙特·鲍曼|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2
谈及恐惧文化,我们也需要讨论媒介(尤其是社交媒介)的作用。媒介不只是恐惧文化形成的推动力,也是恐惧文化得以运作的基础。在恐惧文化的形成中,新科技、恐怖主义、病毒等风险经由媒介进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形成“想象中的威胁”,这是现代社会恐惧体验的基础。
报刊、电视等传统大众媒介尚可提供较为稳定的知识体系,让人们获得一定的安全感。而在人人皆可发声的社交媒介上,信息变得纷杂、无序,真真假假,畅通无阻,再加上社交媒介缺乏传统意义上的信息权威,让人们在面对错综复杂的信息时手足无措,从而加剧了焦虑感和恐慌。无数匿名的个体都可以传播信息,导致社交媒介提供的世界图景更为碎片化。知识体系能给人们提供稳定的秩序感,当人们失去了知识体系,只有碎片化的信息时,不确定感和恐慌就会加剧。
/《不要抬头》(2021)/
恐惧的传染机制
最初,人们的恐惧源于未知的病毒;随着恐惧情绪的传染,“陌生人”或“外来人”成为一些地区排斥的对象,因为他们被视为不确定的群体。
恐惧通过传染对社会施加影响,因此,分析恐惧的传染机制对理解恐惧文化至关重要。在传播技术发展迅速、人员流动加速的现代社会,各类风险的图景瞬间就可以在全球蔓延开来,“9·11”事件中被摧毁的大楼图像通过电视、互联网为世界各地的人们所见,新冠疫情的信息在社交媒介上快速流传,恐惧传染的范围和速度都已今非昔比。在网络化的时代,每一个新媒介的使用者都是传播的节点,他们分享自己对于事件的认知和情感体验,彼此连接,相互呼应。恐惧就这样借助新媒介的渠道扩散开来。
9/11: One Day in America 
(2021)

在现代社会,恐惧不仅拥有更便捷的传染通道,还具有强大的自我繁殖能力,它不一定需要强大的推手,自己就可以借助人类的心理和行为进行传播。鲍曼指出:“恐惧现已深入我们的生活,渗透进我们日常的生活规律当中。它不需要任何外来的刺激,因为它日复一日所激发的人类行为已为其复制自身提供了足够多的动力与能量。”(鲍曼,2012:12)“非典”时期抢板蓝根,新冠疫情期间抢双黄连,“抢”原本是为了减弱不确定性带来的恐惧,但在“抢”的行为中,恐惧却又得以自我复制和自我增强。
恐惧的自我繁殖能力源于现代社会的不确定性。人们在面对确定的、已经发生的危险时,会尽力运用理性思考应对的策略。而不确定性让风险无影无形,既无处不在,又无从把握。鲍曼指出:“恐惧最令人恐慌之时,是在它弥漫开来、呈分散之势时,这时的恐惧模糊不清、无依无支、自由飘荡,谁也不知它从何而来或又当如何处置;恐惧莫名其妙地困扰着我们,我们所害怕的威胁似乎处处可窥见,却又无处得见。‘恐惧’是我们给予这种不确定性的名号,我们以之称呼我们的无知。”(鲍曼,2012:2)
恐惧在蔓延中对社会产生了不可预估的影响。在扩散过程中的每一步,恐惧都有可能变换目标,甚至改变形态,这一点在新冠疫情中表现得很明显:最初,人们的恐惧源于未知的病毒;随着恐惧情绪的传染,“陌生人”或“外来人”成为一些地区排斥的对象,因为他们被视为不确定的群体。由此,对病毒的恐惧变成了对陌生人、外来人的排斥。
“安全”
成为不确定时代的价值观
恐惧文化指的则是在现代社会,“安全”成为这个不确定时代的价值观,与之相呼应的是对恐惧无处不在的渲染和营销。
恐惧与恐惧文化对社会的影响是不同的,不能把二者混为一谈。恐惧通常是在个体的情感和情绪层面被讨论的。恐惧文化指的则是在现代社会,“安全”成为这个不确定时代的价值观,与之相呼应的是对恐惧无处不在的渲染和营销。

恐惧已成为主导人们行为的逻辑,是人们认知世界和评判政策的框架。恐惧文化意味着恐惧自身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一种文化,政府、社会组织、媒体、专家都在传播风险的图景,通过唤起公众的恐惧来获得对政策、新技术、新理念等的支持。例如,“9·11”事件之后,美国政府通过建构人们对恐怖主义的恐惧来推行自己的政策,反对转基因的专家诉诸人们对健康的忧惧来获得认可,媒体通过营销恐惧来获取注意力。
当“追求安全”成为一套被认可和广为接受的理念时,任何风险都成为人们避之唯恐不及的东西。由于社会的变革和新兴的事物都带有不确定性,会引发人们的恐惧情绪,因此,它们都有可能成为人们排斥的对象。关于“道德恐慌”的研究也显示,一些新的道德观念、文化现象(如亚文化、越轨文化)很容易引发恐慌和社会的排斥。
恐惧文化盛行的时代,人们评价各类事物、制定公共政策都经常以减少恐惧、追求安全为目标,自由、进步、勇气等被启蒙主义者推崇的价值有可能退居次要地位。恐惧文化会让社会更加保守和退缩。以新冠疫情为例,病毒在全球范围的流动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引发恐慌,使世界各国更倾向于采取保守的政策,如减少跨国流动的机会。
恐惧会促使人们消灭恐惧的来源,以确保自身的安全,这就有可能走向政治和社会排斥,乃至令使用暴力被合法化。恐惧文化还与良好的商议民主格格不入。商议民主要求参与者能尊重他人,尊重差异,通过理性的讨论,追求相互之间的理解。但恐惧文化难以容纳这些要素,受其影响的人关注自身的安全多于关注他人的观点和立场,对减少来自他人的不确定性的渴求超越了对他人权利的尊重,其追求安全的欲望可能会压倒理性的价值。
美国哲学家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认为,恐惧是一种自恋的情感,“驱逐了所有对他人的关切”(范昀,2019:77),一语道破了恐惧的这一本质。
/《不要抬头》(2021)/
回归理性,拥抱未知 
勇气和信心不是盲目的、肆意妄为的,不是鼓励狂妄、激进和随意的冒险,而是主张对人的理性能力的审慎运用,反对被恐惧操纵、畏缩不前。
恐惧文化正侵蚀着我们时代的公共生活,动摇着人们应对变革的信心,消解着人们面对未来的勇气。被恐惧文化包围的社会,会把主要的注意力集中在获得安全感上,极大地压缩其他的可能性。那么,面对正在蔓延的恐惧文化,我们要束手就缚,放弃人类的理性而甘愿服从恐惧的逻辑吗?我们宁愿沉溺于惶恐之中,而不敢积极变革吗?
应对现代社会的不确定性和无处不在的恐惧,我们需要回到人类的理性。康德说,要敢于运用自己的理性。这句话中包含的两个词——“敢于”和“理性”,前者是一种摆脱恐惧的勇气,后者是对人类能力的信心。勇气和信心不是盲目的、肆意妄为的,不是鼓励狂妄、激进和随意的冒险,而是主张对人的理性能力的审慎运用,反对被恐惧操纵、畏缩不前。
如果我们依然热爱自由的生活,愿意用勇气、信心拥抱未知和未来的世界,那么,敢于运用我们的理性,就是应对恐惧文化的唯一办法。
/ 注释 /
[1] 齐格蒙特·鲍曼. 流动的恐惧[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
[2] SOLOMON R C. True to Our Feelings: What Our Emotions are Really Telling U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3] 乔纳森·特纳. 人类情感:社会学的理论[M].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9.
[4] REDDY W M. The Navigation of Feeling: A Framework for the History of Emotion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5] 张慧,黄剑波. 焦虑、恐惧与这个时代的日常生活[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2017(9).
[6] 阿莉·拉塞尔·霍克希尔德. 心灵的整饰:人类情感的商业化[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20.
/ 文章原载于《信睿周报》第44期,原题为“一切确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我们时代的恐惧文化与公共生活”。本文在原文基础上略作删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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