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85岁的美国艺术与科学院、国家科学院院士贾雷德·戴蒙德，或许是我们这个时代极为重要的能对人类社会与文明进行跨学科探究的思想家之一。他的作品曾启发了比尔·盖茨、尤瓦尔·赫拉利等一众如今已成长为商界学界大牛的后辈。
今年年初，贾雷德·戴蒙德教授“人类史”系列作品——《枪炮、病菌与钢铁》《崩溃》《昨日之前的世界》《剧变》等，由中信出版集团在2022年1月重磅推出新版。（友情提示，戴蒙德教授的《第三种黑猩猩》也正在路上了！）
4月21日晚7点，结合戴蒙德系列作品的全新版本，中信出版集团特邀贾雷德·戴蒙德教授与项飙教授以“人类社会如何走到今天？又将去向何处？”为题，组织了一场跨洋对谈，特别邀请浙江大学“百人计划”研究员邱昱担任主持嘉宾。
戴蒙德教授与项飙教授回望了人类文明发展的脚步，探讨现代社会所面对的危机，与书写历史、社会的意义。
赛先生转播了整场直播，知识密度很高，极为精彩，以下为整理出的文字精华稿，值得仔细品味。
  • 如何写完一本又一本书？
进入学术圈60余载，贾雷德·戴蒙德凭借自己的研究获奖无数，至今仍保持着“全球唯一两度荣获英国科普图书奖作家”的纪录。《第三种黑猩猩》使他首获英国科普图书奖，其后的《枪炮、病菌与钢铁》又获美国普利策奖和英国科普图书奖，83岁又出版《剧变》……
在一个碎片化表达成为趋势的今天，他为何仍可以佳作不断？以下，是贾雷德教授的回答。
贾雷德·戴蒙德：
对我来说，我不觉得这是工作，我不觉得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相反，我感觉那是一种乐趣和兴趣。从我3岁开始，当老师的母亲就教我识字阅读。在我3岁的时候就开始在笔记本上写写画画，列举国家，列举河流，列举动物……我一直对语言感兴趣。在前往世界各地工作的过程中，也对不同的族群产生兴趣。
因此，要问我为什么要写书，我写书是因为这是我能做的最愉快、最有趣的事情。
不过，我直到1987年我的双胞胎儿子出生之后，才开始面向大众写书，那时我50岁。而在那之前，我其实一直都在实验室里工作，是一名胆囊生理学家。此外，我还研究新几内亚的鸟类。那时，人们经常会谈论世界将发生什么，比如热带雨林将在2050年消失，2050年世界将面临的问题。
首次当上父亲的我突然意识到，如果真能活到那一天，我都已经113岁了，但对我刚刚出生的孩子们来说，他们那时才是63岁，正值人生盛年。我认识到我儿子的未来，不取决于胆囊，不取决于新几内亚鸟类，而是取决于世界的状况，取决于对世界上不同民族为何有不同经历的理解。因此，正是我儿子的出生促使我从胆囊生理学转向研究历史、地理、人类学和社会科学，并开始写书。
每本书通常需要耗费4到7年的时间来写完，可是我却每每发现，我的上一本书居然没能涵盖世界上所有有趣的事，因此不得不逼着我一本接一本地写书……
我最近的一本书是3年前的《剧变》，2019年出版的。我现在刚刚开始写我的下一本新书，希望能在我90岁生日时面世。
真的，我写书是因为我对我所写的东西感兴趣。
戴蒙德教授的回答，让项飙教授非常感动，他认为，这对我们来说也具备一定的启发意义。

项飙：
很明显，他写这些书不是为了狭义的学术目的。他写这些书是为了解决我们所有人在这个关键时期面临的一些根本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他的视野如此广泛，正是因为这些问题是如此真实，如此根本，以至于不能由任何特定的狭义学科来解答。另外，他写这些书是因为他一直关注子孙后代的未来。
因此，这种驱动力比单纯出于学术生涯考虑或狭义的科学好奇心要深得多，强大得多。我想这解释了为什么这些书有如此广泛的吸引力。
  • 什么是“全球化”
了解完了戴蒙德写书的原因，直播接下来的主题就切入到了戴蒙德思想的主旨——关于人类整体的前景。在这之中，一个核心关键词便是“全球化”。对此，戴蒙德教授有着自己的解释。
贾雷德·戴蒙德：
全球化，在某些方面，已经改变了世界的规则。我这里所说的全球化，不仅仅是交通运输的全球化，还有全球性问题，即人们意识到整个世界所面临的问题。这是新的东西。
一战后，肺炎在全世界蔓延，但它传播得很慢，而新冠肺炎疫情在全世界的蔓延非常迅速。有史以来第一次，世界各地的人们都认识到我们面临一个全球性问题，我们需要一个全球性的解决方案。
项飙：
全球化对我们所有人都有影响，我认为今天我们面临着一种非常奇特的全球化状况。
第一，在技术层面，全球互联程度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第二，在意识形态或情感层面，世界不同地区对全球化存在深深的怀疑。第三，正如你所阐述的，对有意识的全球协作的需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然而现在我们似乎面临着某些矛盾。
以前，至少在大约1500年当欧洲开始对外殖民或海外探索时，世界以一种有组织的方式连接在一起，但这主要是通过竞争、对抗、自我利益驱动的贸易和自发的移民实现的。之后我们经历了战争，我们建立了联合国，等等。
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我们试图建立一个世界社会，并设立特定的机制来保证一定的秩序感。但不知为何，我不知道戴蒙德教授是否同意，今天的情况与以前不同。
首先，我们知道，基于竞争和自我利益驱动的贸易与交流的全球互联互通，已陷入了死胡同。实际上，很多生产和贸易活动很可能会回归本地，出于生态保护和可持续性方面的考量。
其次，协调和合作变得更加重要。然而，我们看到它是缺乏基础的，即便有所有这些国际机构，但我认为实际上它们现在都处于相当深的危机之中，除非我们能够在未来几年对联合国进行重大改革，但我不知道具体如何实现这一点。
因此，全球社会架构正处于困境，而人们对合作的需求实际上比以往更加迫切。所以，我们是否可以说现在是一个新的全球时代？
贾雷德·戴蒙德：
这是一个新的全球化，而且是以多种方式实现的，以项飙教授提到的方式，还有通过移民实现的全球化。
在中国，有考古证据表明，45万年前的中国人和今天的中国人之间有一种联系。45万年前的所谓的“北京人”的化石有一个特点，即头部有一块印加骨，这是一种独特的头骨连结方式，而今天的中国人也有。
还有牙齿，中国北方的人，如果我把手指伸到我牙齿后面，能感觉到我的牙齿的后表面是向外凸出的。在中国，北方人如果把手指伸到牙齿后面，会感觉牙齿像铲子一样是凹陷的。但中国南方人的牙齿后表面则像欧洲人一样，是向外凸出的。
45万年前的中国人也有那些像铲子一样的牙齿后表面。这表明中国人的基因延续已经超过45万年。
在美国，情况并非如此。今天的每一个美国人都是移民的后代。甚至本土的印第安人也是在13000年前移民过去的。以我个人的家族和我妻子的家族来举例，我的父亲出生在现在的欧洲国家摩尔多瓦。我妻子玛丽的父母来自波兰。他们在二战之后三年来到美国。
  • 气候变化，一个比疫情更加棘手的全球化议
关于“全球化”，最近几年，由于疫情带来的封锁与隔离，在全球范围内已经有了非常多的讨论。但在戴蒙德教授看来，比起疫情，世界还面临严重得多的问题，特别是气候变化。对此，戴蒙德和项飙进行了深刻探讨。
贾雷德·戴蒙德：
世界现在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消耗率，即我们美国人和欧洲人消耗水、电、金属资源和食物的速度，是不可持续的。
当前的世界已没有足够的资源，来供发达世界继续消费。然而，美国和欧洲却在告诉非洲、印度，只要你努力工作，就可以过上美国人的生活。事实上，那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个世界没有足够的资源。
如果印度和非洲人民达到同样的消耗率，相当于要以当前的消耗率养活900亿的人口。
今天的世界连养活75亿人都勉强。又将如何养活900亿人？
所有这些都说明，要想在2050年有一个稳定的世界，就不得不降低美国、欧洲、日本和澳大利亚的消耗率。
所以说，我认为，50年后的世界，如果想拥有一个幸福的未来，就要打造一个欧洲、中国、印度、非洲和美国之间生活水平和消耗水平更加平等的世界。
如果不能实现公平，那么我们就会面临一个不稳定的世界。
贾雷德·戴蒙德指出：
气候变化是一个全球性问题，需要一个全球性解决方案。没有国家能够阻止大气中造成全球变暖的二氧化碳的流动。
如果我们只专注于竞争，我们都将被毁。世界的未来取决于中国、美国、欧洲、印度和日本通力合作，合作解决全球气候变化，合作解决资源枯竭，合作解决不平等问题。
对于全球合作的前景，项飙教授认为：
对于世界在未来几年将变得更加协作，我一点也不乐观。应对气候变化的运动已经提上日程。
我们能做什么？我认为，“南方”的作用，可能是非常重要的。
现代化的叙事确实给我们呈现了一个相当扭曲的画面，即每个人都应该渴望拥有欧洲人或美国人那样的生活方式。

但我们知道，从历史上看，这种生活方式是建立在枪炮和病菌殖民之上的。它在道德上是大有问题的，在生态上是不可持续的。
因此，全球南方的任务实际上提供了一个全球性的答案。我们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
我们有过像甘地这样的人物，我认为他是非常有创意的思想家，深有远见。在当时的中国和日本，还有像章太炎、竹内好这样的人，他们对所谓的西方工业文明展开过深刻的批评，并试图想象以另一种方式来组织我们个人和公共生活。我们可以恢复这一传统。对于知识分子应该承担的巨大任务来说，有一件重大的事情要做，那就是发展全球南方的文化自信，呼吁像甘地这样的人物站起来，宣布：
你们拥有所有这些物质财富，但我们并不感兴趣。我们的幸福感、获得感和你们不同。我们还没有看到这样的现象。我想这可能听起来很不友善，但恐怕这是一场必须从观念层面开始进行的革命。
接着是全球南方的体制问题。大国应该停止干涉全球南方国家的内部事务，这可能是一个起点。我们必须要有非常冷静的头脑。我认为未来几年并不容易，我们需要进行一些深刻的批判性思考、宣传以及辩论。
  • 历史，到底是不是一门科学
关于西方工业文明发展的辉煌历史与资源消耗率、全球气候变化的现实等问题的讨论，也很自然地引出了一个问题，即，不同种类的概念、期望和现实之间的裂缝。
所以，我们读到历史，究竟是一门客观的科学，还是只是一种道德故事？
项飙教授以戴蒙德的一系列著作为例，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项飙：
贾雷德·戴蒙德是个了不起的先驱，是把我们的视野扩大到这样一个全球性的、悠长历史的范围的一个榜样。他的书是重要，重塑了公众对我们自身存在的想象，对我们的过去和未来的想象。但同样重要的是，它本身在定义上是有争议的。
我认为历史不能成为一门科学。因为从根本上说，历史是人类的活动。除非是自然的进化史，那是另外一回事。但如果它是一部社会历史，它就需要被定义为是谁的历史。征服者的历史和胜利者的历史，不可能是受害者的历史、战败者的历史。
我之所以提到这一点，是因为如果历史不是一门科学，那么对我来说，历史是一个道德故事，具有非常重要的功能，可以赋权人们去理解他们所处的位置，并指导他们如何行动。
根据目前的历史叙述，郑和的远航错失了机会，因为殖民化、扩张、发达的工业以及采掘原材料等，才被认为是历史的推动力。但这是历史的一个版本。如果你从拉丁美洲、非洲的人民，特别是像夏威夷或玛雅帝国几乎被灭绝的土著人和澳大利亚原住民的角度来看，历史就是规则的历史、野蛮的历史。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拥有多样的叙事呢？我想，我们可以给予那些不是历史中心的人一种力量感和目的感。然后他们可以站出来说：这是我的理解，这就是我选择的生活方式。
因此，我再次强调贾雷德的书是如此重要，他提出所有这些问题，可能会引发其他叙事方式出现，并丰富我们对人类的理解。
贾雷德·戴蒙德：
我试图使历史比历史学家所追求的更科学。各民族之间存在着如此大的差异，它们不会呈现历史的普遍教训。可我看到了普遍历史教训的潜在可能。
我从两个角度来看。
第一角度是，我在新几内亚的工作。新几内亚人表面上与美国人很不一样，与中国人不一样，与地球上的任何民族都不一样。新几内亚人直到最近还在使用石制工具，而不是金属工具。他们没有政府，没有文字，他们不断地打仗，他们是食人族。尽管如此，在新几内亚人和美国人之间仍然有共同的基本的人性特征。这对我来说，意味着历史的普遍性。
第二个角度来自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
他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展示了千年以来主要帝国战争背后的一些普遍的信息：如果你不发出信号，对方就会对你的行为感到惊讶。这是历史上的普遍教训。
所以我谨慎乐观地认为，是的，我们可以把历史发展成科学。
  • 对年轻人，关于写作的几点建议
在本场直播的最后，两位学者针对当代年轻都非常头疼的“写作”这一课题，都提出了一些自己的建议。
项飙：
写作最重要的是必须有目的驱动，有沟通的欲望。所以我认为这对于在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长大的年轻人来说可能特别重要。
因为我们往往特别看重写作，认为写作是一场表演。你必须遵循一定的框架、一定的体裁、一定的公式，以证明你有能力驾驭某种写作风格，那么你是在为幽灵写作，为权威写作，而权威会批准你获得任何你想要的奖励。
如果你这样写，就是没有目的的写作，那就不要再写了。
写作是为了交流。因此，不要担心形式，不需要花太多时间担心风格、表达形式等，因为最重要的是要传达的信息，如果有信息，那么风格，语言会水到渠成，想法也会得到有效传递，因为想法和观点是现成的。
如果你没有信息，那么你只是在写作，如果你把写作变成简单的手艺，那么没有人会感兴趣。正如当今的社交媒体时代，矫揉造作的同理和虚张声势的写作已成为了普遍的趋势。
所以我想说的另一点是，在今天的社交媒体时代，写长篇文章和书有很多挑战，因为人们或读者可能没有太多的耐心。
但同时我们的读者，年轻人的教育水平已有了如此戏剧性的提高，特别是在亚洲和全球南方，年轻人渴望，渴望新的想法、新的分析，渴望语言，以便他们可以使用来对自己的存在进行批判性思辨。
因此，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性的机会，可以让我们进行有文化深度的、与公众相关的写作，从而影响公众的思想，促进社会变革。
贾雷德·戴蒙德：
我有三个关于写作的建议。
因为我是老一辈的人，我用一根0.9毫米的自动铅笔写作，我在写作中不使用电脑，比较低科技。这是其一。
其二是关于我的写作内容，我写的东西不是我的专长，我的专业是胆囊和新几内亚鸟类。为了能写作，我必须与很多人交谈，我必须大量阅读。
我的写作是一种合作的写作方式，我从其他人那里学习，我喜欢从其他人那里学习。我发现人们都很慷慨地向我讲解他们的专业。
然后我写成一个草稿，我把我的草稿寄给向我提供信息的人。他们纠正我草稿中的错误，结果是，我写作中的错误，在作品发表之前被专家纠正了，而不是在发表之后被书评者纠正。
然后关于写作的第三个建议，是我从一位伟大的英国科学家鲍勃·梅那里学到的技巧，我觉得非常有用。
他的写作分为两个阶段。首先，他写的是他所谓的潦草涂鸦，他把所有的想法都写在纸上。然后他开始给它们编号1、2、3、4。一旦他把他的想法组织好了，他就把那个潦草的草稿一行一行地重写，把它变成文笔优美的文章。
精髓在于，把你的写作分成两个阶段。
这是我学到的鲍勃·梅的秘密，我现在提供给可能成为作家的你们。
制版|小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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