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向松祚
知名经济学家、大湾区金融研究院院长

来源 | 正和岛
任正非为什么与众不同?
陈为(正和岛总编辑):您跟任正非不止一次地聊天,他见人时候谈话的风格是滔滔不绝的,你们一般聊什么
向松祚:大多数有伟大成就的人,谈话时大都表达得比较多,这可能是一个共同特征。我和任正非有过很多次谈话,当然更多的是通电话,每次也是他讲的多一些,但他也会问我关于一些问题的看法。
据他身边的人透露,他和别人谈话主要都是他在说,和我谈话时说的相对算少一点,因为我比较喜欢挑战他,问他一些可能挺难回答的问题。
首先,我认为任正非应该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了不起的一位管理思想家和战略家,从与他的谈话里,能感受到他的管理思想和战略是基于非常深刻的价值观的。
企业家都讲战略,战略最终会归结于价值观——为什么做一些事以及做事的终极目的是什么,而任正非在价值观上是高于很多企业家的,他当然追求赚钱、追求利润,但他还想了更深远的一层:自己到底要做什么,靠什么赚钱,赚什么样的钱。
所以我们能够看到,《华为基本法》里第一句话就是“顾客至上”,以客户为中心,为客户创造价值。
所以我们能够看到,创办华为30多年以来,任正非可以去搞房地产,也可以去参股、控股银行或者做投资,但他都没有去做,他的战略就是一条道走到黑,沿着通讯科技的主航道拼命向前走,从很多年以前就开始将大把的钱投入研发,一定要在这个领域做到世界领先,而且不断朝着产业乃至科学的前沿迈进。
这些选择都是基于任正非的价值观,正是价值观决定了他为什么要走这条路,哪怕这条路事实上是很艰辛的。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全世界,这样的企业家都是不多的,很多企业家是把钱赚到手上再说,能上市就上市,市值越大越好,但走着走着,很多人就忘了最初的目的是什么。
这两年中国一些著名的企业家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我相信他们也会反思自己追求扩张的价值在哪里,反观任正非,他从最开始再到发展之中,对这个问题想得都非常明确。
其次,我认为任正非是一位真正的爱国者。我和华为好几位高管一起私下聊天,他们对任正非也是这样评价。
什么叫真正的爱国者?爱国口号喊得响就是爱国吗?天天骂美国骂得慷慨激昂就是爱国吗?一位真正的爱国者一定知道国家靠什么才能强大,在这一点上,任正非几乎比所有人想得都透彻。
几乎每次我和任正非通电话,他都会对我说,一个国家的强大要靠四大基础——基础教育、基础研究、基础科学、基础产业,办好基础教育才能让人才冒出来,搞好基础研究才能站在科学研究最前沿,基础科学有了突破才能够发展基础产业,才能不被别人“卡脖子”。
在任正非看来,这四个基础不强大,国家怎么能强大呢,而我们国家在这四个维度上与国外先进水平还有很大差距。所以他一再呼吁我们的教育需要改变,中国的聪明人多得是,但我们的教育有问题,让很多聪明人埋没了。
所以他也花了大把的钱,在华为搞“天才少年计划”,还把全世界很多顶级数学家、物理学家招揽到华为公司——2021年华为年报显示研发经费是1427亿元人民币,占营收的22%,折合200多亿美元,全世界研发费用超过华为的公司寥寥无几,大多数企业家可能很难理解这个做法,或者不会这样做。
前些时候任正非亲口对我说,他把最优秀的天才请到华为,相信他们一定会做出最好的东西,这些好东西当然是华为的,但也是中国的,其他国家想要用,就得向中国买。
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任正非是一位真正的爱国者,他真正知道国家强大靠什么,知道要怎么做,而且尽全力去做。
我相信大多数中国人都是爱国的人,这一点毫无疑问,但只会喊口号、骂外国是不行的,要踏踏实实朝着帮助国家强大的方向去努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所有的企业家都应该向任正非学习。
陈为:任正非提出要重视基础教育,不只是因为他的父亲是中学教师,更多的是为国家的未来谋划人才。关于这一点,我们这些从乡村走出来的人是很有感受的,优秀的人可以培养更优秀的人,但基础教育的现实与理想的差距比较大,很多聪明人甚至天才在早期教育阶段可能就埋没了,这一点让人很痛心。
向松祚:任正非反复呼吁,希望提高乡村小学老师的待遇,因为对于一个人特别是一些伟人、伟大科学家的成长来说,小时候的教育环境能否启发天才是最为关键的。如果一个人的好奇心、想象力和雄心壮志在小时候没有被激发出来甚至被掐死的话,长大以后就很难有什么希望了。
管理学大师德鲁克就在一本叫《旁观者》的书里回忆他的两位小学老师,认为他们对他一生影响最大。所以,为什么说任正非是一位真正的管理思想家,因为他对人性的洞察、对国家如何强大的认知是非常深刻的,他抓住了问题的根本。
当务之急是重振企业家信心
陈为:除了有的大企业遭遇了一些困境,有不少企业对未来的预期也有下滑,该怎么办?
向松祚:我现在感受到的是企业家普遍信心不足。
我观察经济的方式很简单,会看一看数据,但不太依靠什么复杂的模型,主要还是经常跟企业家交流,听听他们的想法与预期。一个国家经济的动力是什么?是企业家。
如果政府无为而治,企业家积极发挥能动性,那再好不过。如果政府有好的规划与呼吁,企业家也随风而动,那也很好。但如果政府天天规划和呼吁,企业家根本不想动、不敢动,那经济肯定是不行的。
现在企业家有很多担心和焦虑,普遍信心不足,所以对未来预期很弱,我认为这是对中国经济的最大影响,其他都是次要的,甚至美国的制裁也是次要的。假如中国的企业家充满活力与信心,一切问题都不会成为问题。
研究经济应该回到一个基本点上,就是熊彼特所说的“企业家是发动一切的力量”。如果一个地方没有企业家,那么当地的经济就是死水一潭,不可能活跃与增长;一个地方的企业家多,企业家也充满活力,当地经济一定会好。改革开放以来,为什么长三角、珠三角这些地方发展得最好,就是因为有企业家。
所以我现在与政府官员一起交流时会非常直率地说:要检讨一下所负责的地方或者领域的政策,凡是企业家不喜欢的,最好取消;政府制定政策和规划最好多听听企业家的,少听经济学家的,经济学家经常只是讲一通大道理,没有用的。
最重要的创新是思想创新
陈为:我们的思想市场发育还不完全。郑永年教授对此有个观点,思想市场上基本上是两拨人,一拨人只是做政策的图解、阐释,一拨人是随西方的指挥棒来起舞,您怎么看?
向松祚:郑永年教授描述的这种现象确实存在。至少在经济学领域里,相当一部分人确实只是在诠释政策,诠释政策当然也是必要的,但我认为这不是真正的学者应该做的主要工作;另外,现在大学里面各种院长、博导、教授大都是西方回来的,确实也有充当“西方思想的传声筒”的现象。
陈为:实际上,如果没有思想的创新和思想的活力,经济的发展也很难持续。
向松祚:这也是我经常表达的,我认为这一点是最大的遗憾——中国的商界、学界乃至政界,很多人还没有认清思想创新的价值。

今天大家都在谈科学创新、技术创新、模式创新,把创新挂在嘴边,但是很少讲思想创新,然而一切创新的前提是思想创新。没有思想的独立创造、自由竞争,没有学者的独立思想、自由精神,就不可能出现人类的科学革命,绝不可能,这是东西方文明走向不同路径的一个关键所在。
17世纪欧洲步入科学时代之前发生了什么?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理性得到高举,思想开启解放,然后才打响了现代科学的第一炮——哥白尼挑战“地心说”、提出“日心说”,之后又有伽利略、牛顿等知识分子冒着宗教迫害的危险不断发出新的声音,不断提出新的思想。
但遗憾的是,直到今天,中国人也没有充分认识这个最基本的道理,好像还是既追求思想统一,也要搞科学创新,这是缘木求鱼。
科学的本质就是思想,如果一个人不能挑战别人的思想,权威像紧箍咒一样把他的脑袋箍住,那还可能有科学创新吗?那是不可能的。
继续阅读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