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控刚刚进行四天,生活似乎也并非不可忍受,但静下心来,我愈发清楚地意识到,因为疫情,我所拥有的选择余地在不断缩小,就像我能够到达的地理空间。上一次出国已经是3年前。再上一次离开北京,已经是1个多月前,我的工作原本每个月都可能出差。而现在,我无法离开小区,随着小区出现阳性,我甚至可能面临无法离开楼栋的风险。
在这样的现实中,病毒和封控,就像头顶不知何时就会笼罩而下的阴影,作为普通人,我们能做些什么呢?
撰文李婷婷
编辑张瑞
出品腾讯新闻 谷雨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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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5日,封了还是没封
坏消息是在4月22日北京“摘星”第一天冒出来的。白天我还在畅想五一假期去哪儿玩,晚上我就收到通知,我所住小区隔壁街道——朝阳区潘家园街道出现1例新冠确诊病例和9例核酸初筛阳性人员。
我住在劲松街道,出门走200米,就能看到一块路牌上写,“欢迎进入潘家园”。这一带离北京的CBD只有两三个地铁站的距离,我经常去吃饭、健身、看病、逛眼镜店。
25日,整个朝阳区要求全员核酸。这天中午,我吃了一顿外卖,收了一个送货上门的快递,一切还秩序井然。但到了下午,我发现附近除了超市,所有商店全部关门,连邮局摆在路边的邮筒口都贴上了封条。我常光顾的一家烤栗子店,在紧闭的闸门上贴了一张看起来有点仓促的手写纸条:马上回来!
紧闭的烤栗子店大门上贴着手写纸条“马上回来”
我突然感到恐惧,立即折返回小区问保安,我们小区会封吗?保安正在保安亭里埋头吃饭,他抬起头淡定地告诉我,周边是有几个小区封了不能出,但我们小区还可以自由出入。
虽然得到了确认,我还是掏出手机,赶紧点也许是最后一顿的外卖。这回要吃顿贵的。我点了一份150元的外卖,但又出于一种省钱的微妙心理,我剔除了两碗价值10元的米饭,给和我住在一起、正在家里工作的小王发消息:记得淘米煮饭。
小王是一位纪录片导演,她揣着一个DV机下楼了。绕着小区,我们一路走一路看。一位骑自行车的大叔,肩上驮了两袋米。还有一位年轻人拉着行李箱,站在路边打车,我问他去哪里,他说家里没有食物,要搬去别人家住。
当我们走到小区的北边,发现两个工作人员正在费劲地封锁北门。原本的铁门缺了一扇,怎么也关不拢。他们不知从哪弄来两扇木门,一扇黑的,一扇绿的,用铁丝把它们和其他铁门拧在了一起,但因为事起仓促,不合规格,木板堵住的门边还剩下一条缝,足以让一个人侧身走过。
被封锁的小区北门
我再一次问门口的保安,我们小区会封吗?保安再一次告诉我,还没封,可以出去。
回家吃完昂贵的外卖,已经过去了1个小时。我不放心,再次下楼,南门口聚集了几十人,再问保安,被告知小区封了,只能进不能出。
一位穿白衬衫的男子提着一个露出一截大葱的购物袋,刚迈进大门一步,保安说,想好了,只进不出,男子非常果断,立马掉头走了。还有一位焦虑的女士,她在等马上要送来的冰柜,小区没封的话,冰柜还能送上门,这下她要找人和她一起扛上楼 ,而我们小区全是六层的红色小楼,没有电梯。
就在南门外,我看到一个穿长靴短裤的漂亮女孩眼角淌着泪水,是在哭的样子。她说,她住在某一栋楼里,但平时走的门关了。有人指引她来到南门,但她害怕进了这陌生的门,如果找不到家又要遵从“只进不出”,那不就被困住了?平时我所在的小区分成好几块,块与块之间有小铁门,但平时都是锁着的,互相走不通。
小区南门门口聚集了一些人
我和小王决定帮这个女孩试着走一趟回家的路,走得通再回来告诉她。在昏黄的路灯下,我们摸索着绕过了几道小铁门(这天晚上全部开着,可能也是封控的附带措施),经过了两家小卖部和两家理发店(我第一次知道小区里居然有小卖部和理发店),终于找到了女孩的家。
送完女孩,我们来到北门。不出所料,意外没封牢的缝还在,旁边坐着3个保安。保安说,这缝只进不出。有一位老人拉着一个装满食物的拉杆菜篮要从这条缝进来,保安得先伸手接过菜篮,再扶着老人进来(路面有很多碎石子)。一位保安穿着短袖,看着也就20岁出头,他说他们是临时被公司从海淀区调来的,到了才知道,有可能要在这里守三天三夜,但他们只是轻声抱怨,什么也没带,手机要没电了。于是我们又回家给他们拿了两个充电宝。
那天晚上,我累得早早上床睡觉。凌晨2点,安静的街道上突然传来一个高声打电话的男声(我住的这栋楼临街)。“现在只进不出了,我还要不要回去啊?”
被吵醒后,我忍着困意,掏出手机,眯着眼点开了线上买菜App,又下了一单。

4月26日,焦虑与平静
我又试着点了一份外卖。中午,外卖小哥接单后,迟了半小时,我才从封锁的小门门缝里接过外卖。他解释说,往常走的路都封了,他绕了10公里才找到一条通的路,然后又摇摇头,表示不想再往我们这儿送,“有外卖小哥送到别的小区,直接困里面出不来了。
又一次吃到外卖后,我和小王看着满冰箱、满储物柜的食物,决定下一顿非做饭不可了。在囤菜这件事上,我们俩可以说是走在前列。自从3月底上海实行“全域静态”管理后,我总能从朋友圈里看到许多在上海抢不到菜的朋友,大家甚至开始以物换物,一罐面霜换一听可乐。焦虑感隔着屏幕传到了我这儿。就在4月5号当天(原本是上海计划解封的日子),我下单了一个水培菜箱和一包生菜种子,决定有备无患先种菜。
从那一天起,我和小王的囤菜之路开始了:鸡肉、鱼肉、牛肉、各式蔬菜装进冰箱,番茄罐头、水果罐头、鱼罐头、酱牛肉、脱水蔬菜、榨菜、米面粮油、螺蛳粉、牛奶饮料、各式各样的零食、药品塞爆了储物柜(不得不在鞋柜边上再辟出一个区域)。在我们小区被封10天前,小王发了一条朋友圈:家里的食物已经能养活我们俩和并排另一家两口至少一个月
如今,当封控意外降临,我的水培生菜已经有6棵从种子长成了10厘米高的小苗,按店家的说法,再过半个月就可以收获(希望那时我们已经解封了)。
我的水培生菜
但无论做了多少准备,当小区真的封了,食物不再唾手可得——线上买菜App一度只剩鲜花和花瓶在卖——我还是有一种不真实感。每天醒来,我总以为自己还在未被封控的世界里。但同时,我的焦虑变得越来越细微。我买了7斤新鲜番茄,把它们当做最后的番茄那样对待,先是网上搜了各种储存攻略,然后按攻略说的,用厨房纸巾包紧每一颗番茄,再找了一个纸箱,番茄蒂朝下,一颗一颗地摆放,最后放在阴凉处,而不是放在冰箱——事实证明,新鲜番茄还是得赶紧吃,因为第三天就有一颗番茄长了白色的毛。
打开买菜App,开屏页面上写着,请非管控区的北京市民尽量减少线上买菜,而是把菜留给管控区里的人。我们其实不缺食物,就在我住的这栋楼隔壁,是一家生鲜超市,前门开在小区外头,后门开在小区里头,如今超市还在运营,前门封锁了,后门则对我们小区开放。
我和小王做了最坏的打算,如果我和她确诊了,两个身强体壮、都打了疫苗的年轻人也许问题不大,但家里的4岁小猫咪,无论如何也要请朋友把它安全接走。为此,她已经拜托了三位朋友。
虽然平时我并不是一个很爱出门的人,但当小区封了,我常常像小王养的猫一样,站在阳台盯着窗外向往着外面的世界,但其实什么也看不到,视野所及也是小区,也在被封控。窗外的绿树倒是茂盛地在等待夏天。
4月26日,天气特别好,下午的气温将近25℃,有阳光,有蓝天,也有微风,泡桐树开满了淡紫色的花,珠颈斑鸠在咕咕咕地叫。我决定下楼在小区里溜达,顺道去取订购的蔬果(买菜永无止境)。
刚一下楼,我就看到一位老人坐在楼下小广场里吹口琴,老人还带了一本曲谱和一个曲谱架。在他悠扬的琴声中,广场另一端有两桌老人戴着口罩在打扑克牌、打麻将(小区被封当晚11点,我也看到有几位老人在小广场上挑灯搓麻将)。而一张乒乓球台上,两位白发苍苍、戴着口罩的大爷还在切磋球艺。
老人在小广场上挑灯搓麻将
我的焦虑与眼前所见格格不入,仿佛紧张的情绪在阳光下消弭无踪。在面积相当于16个足球场的小区里,简直像正在举行一场互不干扰的口罩运动会,但运动程度并不剧烈,人们更像是为了打发时间。有把篮球框安在树上打篮球的父子,有打羽毛球的中年夫妻,有三个小孩在打排球,有独自跳绳的,还有一个戴着黑框眼镜的滑板男孩,我问他多大了,男孩用童声回答自己刚上一年级。还有一位戴着口罩、耳机、短袖短裤的男士从我身边匀速跑过,路边的保安用一种混合着不解和钦佩的语气说,他已经跑了很多圈了,估计是在跑马拉松。
在一栋看起来像废弃仓库的矮楼,门前有一棵大树,树下摆着一张也像是废弃了的三人花布沙发,一个扎麻花辫的小女孩慵懒地躺在沙发上,翘着小腿晒太阳。我在远处久久地看着她,感受到一丝久违的平静,仿佛生活并未被疫情困住。
扎麻花辫的小女孩躺在沙发上

4月27日,核酸和阳性
上午,我听到窗外的广播声在一遍一遍地播放,请大家不要再下楼了,现在做核酸的人太多了!我们小区没有什么住户群,通知基本要靠广播。这天的核酸从早上8点开始,到了中午12点,我听见广播说,请第1到第4栋楼的住户下楼测核酸。到了下午2点,没有新的广播通知,但估摸着可能要轮到我所在的楼,我也下了楼。
一整天,天都是阴的,时不时就下起小雨。一天前在小区溜达的我,刚好撞见社区的几个工作人员站在一个岔路口讨论,他们正在为第二天的核酸检测选点、设计排队路线。整个小区有30多栋楼,粗略估算下来,也有几千人。要给这么多人做核酸,而不让他们聚集,避免交叉感染的风险,显然是一个大工程
实操这天,核酸的队伍从南门蜿蜒到了北门,绕过了三四道弯。当天最高温只有14℃,我穿了两件长袖,手冻到不能灵活摁手机,排在我后面的女生说后悔穿了凉鞋,我看到的最勇猛的一位,是穿了一条五分裤的男生。整整一个半小时,我挪动了300多米,终于领到了核酸瓶,成功实践了张嘴不呼吸的核酸方法,赶紧逃离了那里。
回家的路上,我发现小区里有一栋楼被一面绿色铁板围住了。铁板内露出半个穿防护服的人的头。铁板外面则有人负责递物资进去。
阳性楼栋被一面绿色铁板围住
这栋楼怎么了?我问铁板外穿防护服的人。
有一例阳性,昨晚拉走了。对方说。
前天小区封控时,我们小区是没有病例的。我一直乐观地以为,我可以挨过三次核酸,在29日那天迎来小区解封之日。这下真是遥遥无期。但路过的人并没有我那么慌张,他们看起来很淡定地穿过了这里。
我有些担心住在小区里的老人。按照上海的防疫经验,老人是最脆弱的,很多都有基础病,囤的物资也不多。我所在的5楼,就有一户住着一对老人。在测完核酸回家时,我看到那两位老人正走在楼梯后面,于是刻意地等了他们一会儿。
在这之前,作为邻居,我从未和他们打过招呼。看到我,两位老人很诧异,他们早就习惯了换来换去的邻居,所谓流水的租客铁打的老人,他们已经在这栋楼里住了40年。两位老人分别是86岁和84岁,头发都花白了。他们说,家里并没有囤菜,大概只够吃2天,毕竟现在每天都能下楼买点儿。我想把手机号留给他们,告诉他们如果有需要可以给我打电话,两位老人耳朵都很背,我得很大声传递出自己的意思,弄明白后,倒是表示不用留电话(估计他们不容易听清),“我们这么近,我直接来敲门就行。”

4月28日,
延长的封控和小区里的养老院
最新的北京疫情报告出来了,我所在小区正式通报确诊了1例阳性。管控区的封控时间,从4月28日起再延长7天。
虽然对这个坏消息早有预料,封控刚刚进行四天,生活似乎也并非不可忍受,但静下心来,我愈发清楚地意识到,因为疫情,我所拥有的选择余地在不断缩小,就像我能够到达的地理空间。上一次出国已经是3年前。再上一次离开北京,已经是1个多月前,我的工作原本每个月都可能出差。而现在,我无法离开小区,随着小区出现阳性,我甚至可能面临无法离开楼栋的风险。
在这样的现实中,病毒和封控,就像头顶不知何时就会笼罩而下的阴影,作为普通人,我们能做些什么呢?
在这天下午,我突然想起,前一天溜达小区时,远远就看到一栋白色小楼,小楼边有一个写着“老年家园”的巨大牌子。当时我没细想,也没走过去查看,平时我从未在意过小区里存在一个养老院的可能,事实上,作为一个老小区,小区老年人众多,在这里出现一个养老院,一点也不违和。我在手机里搜索养老院的名字,找到了图片,研究了一番,非常确认养老院的门就开在小区里头,这代表他们也被封控了。
傍晚6点,我给养老院打去电话。电话通了,一个女声问我,有什么事吗?我不知道该如何解释,磕磕巴巴地说,我是小区的居民,不知道小区封了之后,养老院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对方停顿了一下,说养老院还在运营,有老人住在这里,物资倒是不缺,但她还是记下了我的手机号。
电话挂断不到5分钟,同一个电话打了过来。是另一个女声。对方说,她是养老院的医生,现在养老院封闭管理,医生也出不去,而她两天前有一批药物刚送到小区外的一个快递站里,直到现在都取不了。
我赶紧自告奋勇。在楼下,我找到了一辆共享单车,不知是谁把它骑进了小区,现在它也出不去了。快递站在小区另一个被锁的门外,出不去,但可以隔着铁门取快递。我大概骑了200米就到了,但说来惭愧,我需要开着手机导航,因为在此之前,我从未完整走过这个小区,就像这几年一个流行的说法,我对自己的“附近”异常陌生。而小区弯弯绕绕,像一座迷宫,你不知道从哪个小门进,也不知道从哪个小门出。这次穿行,就当作探索“附近”吧。
到了快递点,快递小哥已经等在铁门外,而医生的快递有两颗篮球那么大,穿不过铁门的缝隙,快递小哥只能踩上一处半米高的石阶,一棵绿树笼罩在我们的头顶,我看着他的双手捧着快递,从茂密的树叶中穿了过来,一把接住了它。
我并不知道快递里装着什么药物,箱子上没有写明,但掂着得有十斤重。我把快递勉勉强强放进车篮里,快递太大,转弯的时候会卡住刹车,每次转弯,我都得放慢速度,或者干脆下车推着走。
跟着导航,我骑到了养老院。这是我第一次从正面看清这座养老院,三层楼高,从远处能看到二楼有一个露天阳台。养老院的玻璃大门紧闭,门口放着一张小桌子,上面放着酒精消毒液。我把快递放在桌子上,然后敲了敲玻璃门。玻璃门里看不到寄居其中的老人们,只有一个清洁工在打扫卫生。女医生出现了。她看起来很年轻,扎着马尾辫。
可能是我戴着一顶棒球帽和口罩,遮得严严实实,她的表情一开始有点疑惑,我赶紧指了指一旁的快递。她这才意识到我是送药的人,灿烂地笑了起来,“谢谢你啊。”
隔着一道听不太清声音的玻璃门,我朝她点了点头,跨上自行车回家了。
(来源:腾讯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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