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唐德宗送来的免死铁券,李怀光心灰意冷。


先讲唐德宗,他锐意进取,想要扫清割据藩镇,重建中央威权,但在错误的时间选择了错误的对象开战,又不能及时止损,投入的化为灰烬,那就再投一轮,关中军队打没了,就抽调西北军队投进去。直到军兵畏难,发动兵变,拥立赋闲在家的前幽州节度使朱沘,把德宗逼出长安,团团围在边陲小城。


再讲李怀光,继郭子仪、李光弼以后的朔方军节度使,唐廷当时倚重得上的惟一支柱力量。李怀光本来在河北作战,听闻德宗有难,辗转血战,千里回军,振德宗于重围之中,延续了朔方军光荣传统,立下不亚于郭李前辈的功勋。


然后,德宗连面也不见一面,让李怀光立马去攻长安。笼络最值得自己信任又最强势的力量是皇帝的基本操作,德宗偏不,为什么?


表面上,他受了宰相卢杞蒙蔽。卢李不和,卢杞之所以不想让皇帝与大将相见,是怕刚立下大功的李怀光要是面请皇帝废掉卢杞,皇帝没法拒绝,于是建议直接派发。卢杞这么想正常,但皇帝之所以接受建议,只是因为他也不想见李怀光,而他之所以不想见,同样是因为不想面对李怀光废掉卢杞的呈请。


卢杞这个人,德宗有定评:学识没有,定见没有,但有一腔忠诚,自己说什么,他便说什么。德宗只信卢杞,废卢杞等于自废一臂。


乘舆播越,被困边城,如果说德宗学到了什么教训,那就是自己一贯正确。别说河朔一群反骨仔,就连朱沘早年放弃卢龙节度使之位留在长安,向来藩镇典范,一有机会也窃居大位。李怀光虽立大功,朔方军虽然忠诚,但他们说到底也是藩镇。不见也罢,不能为笼络他牺牲心爱的卢杞。


李怀光反复上书请求驱逐卢杞。等来的,便是德宗一张免死铁券。


铁券可谓古代最隆重的制度,但既然是制度,它就跟所有制度一样,服从于两句相互冲突的名言:


徒法不足以自行。谁来监督执法者?


徒法不足以自行,因为制度不能保卫自己,人才能保卫制度。问题在于,等到要靠人来保卫制度时,往往会发现人也靠不住。执法者并不解决执法问题,谁来对执法者执法?


说到底,一项制度之所以被遵守,是因为每个人都预期别人会遵守它,于是相应调整自己行为。大家生活在彼此预期交织的空间中,构建共同预期,这个共同预期就是有生命力的制度:大家共同预期它会被大家遵守。


徒法不足以自行这话不对,反过来才对:能自行的才是可靠制度。


铁券行吗?


君王与臣下的忠诚信义关系显然是不可靠的,它要变可靠需要一个皇帝新衣式转换:本来都知道它是假的,但如果大家都预期对方认为是真的而且认为是真的对彼此都有利,它就是真的。


通过将忠诚信义关系物化,铁券试图完成这个转换。铁券最早见于刘邦打下天下之后,是君臣之间的庄重誓约:剖符作誓,丹书、铁契、金匮、石室,藏于宗庙。后来,铁券加上免死条款,除非犯下谋反大罪,否则凭券可免死,最多可免十死。走完全套庄重神圣的仪轨,就是为了给它穿上皇帝的新衣。


只不过,这新衣被皇帝自己揭掉了。对皇帝来说,君臣忠诚信义关系固然是好的,但更好的是对方信自己不信。司马迁统计过,汉初发过100来张铁券,最终免死的只有5个人。


到了李怀光接到铁券时,它已经被君王用废了,皇帝想除掉谁就先给谁发一张免死铁券。皇帝还以为它有点障眼法作用,但已没有谁会被它蒙蔽了。铁券所凝聚的已从忠诚信义变成了你不仁我不义。


当着钦差的面,李怀光把铁券扔到地上:“疑怀光邪?人臣反,赐铁券,怀光不反,今赐铁券,是使之反也!”


李怀光其实没有反,只是退出战争,回到朔方军根据地。他既没有取而代之的野心,也没有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自觉,他选择割据一方保命全身,没有实现。随着他身死族灭,朔方军也从朝廷支柱变成了泯然一藩镇,藩镇有的心思逆方军一样也不会少。


这多半正是德宗想要的结果。对他来说,只有败亡的藩镇才是好藩镇。他转手以神策军为核心重建中央军队,开创以宦官领兵的先河,以打造一支绝对强势又绝对服从的力量。宦官权力再大也可控:“我家老奴耳,何能为!”


报应如轮回。德宗之后,连续三任唐帝死于宦官之手。权力天然能突破既有藩篱,不为过往的主从关系所限。


当皇帝新衣被揭破之后,大家都失败了。
继续阅读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