兔主席 20220429
下面再聊聊疫情防控的事情。
本文写在2022年4月下旬北京疫情的初期。希望这波输入疫情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
Omicron之前的COVID-19世界
首先，再不厌其烦地提一下我国目前的防疫政策——“动态清零”。对此政策，很多人简单理解为“清零”——但对其核心要旨理解得并不准确和全面。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在2022年3月17日召开会议讨论疫情防控工作。总书记指出：
“统筹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采取更加有效措施，努力用最小的代价实现最大的防控效果，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这里明确指出了，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不能是对立的关系，要减少疫情防控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利影响。
我们不断分析过一个简单的道理，即大规模、长时间的隔离防控（所谓“封城”），搞一、两次可能还可以，搞多了，一定会对经济社会及人的心理产生巨大负面影响，没有一个国家/地区/社会能受得了。中国大陆以外地区大多最终选择“躺平”（早在Omicron出现之前就已躺平），并非政府不愿防控COVID-19，也不是看不见COVID-19会造成医疗资源挤兑、病死及一些更加长期的经济社会及公共健康负面效应，但如果手头的工具只有依赖单纯大规模的社交隔离及封控手段进行“硬清”的话，经济社会成本太高，肯定不可持续。
疫情以来，中国内地之所以没有“躺平”，还可以坚持“动态清零”，就是因为中国掌握了许多独特的核心能力——数字化的公共治理，360度网格化立体化的管理体系，全面的社会组织及动员能力，集体主义、家长主义、敬老等传统社会价值的协同作用，等等。这些能力，使得中国能够以相对最小化的代价防控疫情，平衡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在全球疫情爆发下，甚至使疫情防控成为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中国这套能力所依托的制度、社会、文化的组合，很多是中国独有的，其他国家和地区也无法复制。
在探讨疫情防控政策时，人们总愿意诉诸伦理叙事，例如：人的生命的价值是不能用金钱和物质来简单评估和衡量的；保障最广大人民的生命安全才是真正的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中心，是真正指向公共利益的；尊老扶弱，保护弱势群体，也是人类社会文明性的表现，等等。这些价值观符合人们的道德直觉，相信很少人会加以反对。但在现实世界里，人们又是“理性”、和“务实”的，对一项公共政策长期合理性与合法性的评估，不可能不考量经济社会效益。
简单说来，大多数人会认为：疫情防控的“收益”（包括公共健康、伦理、社会收益等等）应当显著大于其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成本”）。
如果疫情防控体制的成本过高，经济社会发展承担的代价过大，人们就会认为疫情防控体系“得不偿失”，丧失了合理性与合法性，宁愿转而求其次，看看能不能换得经济社会的保障与发展。（这就是其他国家地区选择对COVID-19“躺平”/“共存”的原因。）
如果疫情防控体制的成本是总体可控的，经济社会发展良好，那么人们会认为疫情防控体制是合理的，可取的，哪怕短期会产生一些不便或代价，社会作为一个整体也应该承担。
这也是把 疫情防控 与 经济社会发展 统筹、平衡好的重要性。最终，它关乎的是疫情防控体系的合理性乃至合法性问题。
Omicron之后的COVID-19世界
首先要指出，早在Omicron变种出现之前，绝大多数国家已经“躺平”了。另外，不要忘记，Omicron就是在这些国家里“发展”出来的。未来，病毒广泛传播之下，注定还会不断出现新的变种。
在Omicron出现之前，有些地方尚能坚持过去“清零”政策（典型如中国香港）。但在Omicron出现之后，在中国大陆以外，所谓“清零”与“共存”之争已实质终结：几乎所有的社会都不得不选择与Omicron“共存”。
今年，Omicron大量传至中国内地，给中国的防疫体系带来了空前的冲击。Omicron的特征是传播力极强，传播速度极快，传播范围极广。呼吸道传染病防控与消防一样：我们需要在火灾爆发的最初期即采取措施，扑灭火种。一旦火势蔓延，就会造成巨大损失。由于Omicron传播力非常强，能够迅速突破我们精心构建的防疫体系，导致爆发，甚至不可收拾，也就使得疫情局势失控的“临界值”变得特别的低：只要在最初若干天的窗口时间里未能采取有效措施阻断病毒的传播，导致了社区的爆发，甚至出现了跨区的扩散，积累了一定数量的感染者，就会使得后来“动态清零”的成本很高，经济社会发展影响很大。治理者也因此而陷入很大的被动。
所有人都不得不承认的是，Omicron构成了对中国内地COVID-19防疫体系的巨大挑战与冲击，甚至有可能冲击中国一直以来处理得比较好的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间的平衡关系。
许多因素会发生作用，负面影响人们对我国防疫体系的积极性。这里，还可以对相关因素再做一些分析、分解。
1.Omicron病毒自身特性所带来的社会撕裂——Omicron在个人健康与公共卫生安全之间是存在着极大的不对称性及不对等性。这个特性接着会带来“负面外部性”、“道德风险”、“搭便车”等经典问题，导致人群及社会的撕裂，社会动员及治理的失效。概念性的阐述，请参见上一篇（《【合集】撕裂人类的魔幻病毒》）
2.矛和盾的关系：对付Omicron，如果不升级我们的防疫体系，则疫情防控的经济社会代价肯定会提升。Omicron好比是“矛”，它本身是SARS-COV-2的“迭代发展”，我们的防疫体系好比是“盾”，如果还按照对付Omicron之前变种的老办法去应付，一定会被矛伤及，承担更高的经济社会代价。要对付矛，就得有升级的盾。这一条应该是很清楚的
3.防疫代价是真实的、自己的，收益却是理论上的、公共的：大多人都可以直观感受，并参与承担疫情防控所带来的成本，但却无法直观体会疫情防控带来的收益（没有“获得感”）。人们觉得，代价都是真实的，例如企业商家的生意受到影响；个人出行与生活遇到的不方便；学生不得不居家上网课，以及疫情管控、封控阶段带来的诸多限制，等等。而这些，往往又与人们的现实利益与经济社会发展有关。而此时，疫情防控带来的收益——防止病死、防治医疗资源挤兑等，却只限于“理论”和“数字”——我们说，中国的疫情防控在过去两年（pre-Omicron时代）避免了数十万、上百万人甚至更多人的病死，在未来（post-Omicron）也可以避免数十万甚至上百万人的死亡，但这些都是推演的数字。大多人认为这些数字与己无关。单凭理论推演，很难打动普通人。（但反过来说，如果没有这套防疫体系，出现了大规模的病死，并且死亡来到了自己的身边，人们就不会这么认为了）
4.大规模的封控清零可能会消耗甚至透支防疫抗疫意志。个别城市被Omicron突破，疫情爆发越过了临界值，而为了保有全国一盘棋，不得不进入大规模的封控状态，并且一旦疫情越过临界值，斗争就非一两周可以解决，需要相当的时间、定力、全民配合。过程中，一定会影响许多人的生活生计，影响经济社会的发展。为了顾全大局，“硬清”是没有办法的事。但这样的举措肯定是有代价的，过程中肯定难免出现许多问题，最终使得人们疲惫不堪，进而透支防疫抗疫意志与热情，降低对防疫体系的支持度。应该说，一个地方如果是意外破防，搞个一两次的“硬清”，人们应该能够接受，但如果反复、持续、频繁地进行——比方说，经过十几周（甚至更长）的时间完成“清零”，如果很快又再陷入长时间的大规模封控，人们就很难承担了。这时，人们就会认为经济社会发展代价变得大于疫情防控收益。这其实也是大多国家在Omicron之前就被动放弃对抗、选择“共存”的原因
5.悖论之：疫情在一地爆发，如果最后发现后果并没有那么严重（即病死率很低），反而会消磨人们的意志。首先，病死率不高，本身的原因就是防疫抗疫体系的有效性：疫苗是有效的，并且得病者也得到了及时的救助和治疗。按说，应该是夸奖防疫体系才对。但大多数人的观感可能是：“这说明这个病并没有什么可怕的呀，就是大号流感么”（注：很多中国人无法分别“感冒”common cold与“流感”influenza）；“我打了疫苗，不是很安全么”。这时人们的关注和叙事会转变为：“比病毒更可怕的是对病毒的恐惧”；“不怕得病，就怕去方舱”。另外会集中关注防疫抗疫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导致的各种问题。例如，人们不太可能关注“躺平”、“共存”后可能导致的医疗资源挤兑及超额病死——因为那些都是理论上的，并没有真实发生，人们只会关注因为疫情防控而未能得到及时就诊所产生的医疗问题，将不满转化为对防疫体系本身的批评。总之，疫情爆发后，前期预防工作（疫苗接种）和对患者的救助治疗工作做得越好，疫情的公共卫生影响越小，人们反而越会认为疫情防控的收益要小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代价，越会认为防疫体系的好处并不那么明显，对防疫体系的支持度反而会下降。这是个经典悖论
6.地方“层层加码”问题会增加疫情防控的经济社会成本。目前，各地看到了Omicron的可怕性：疫情防控的阈值很低，一旦破防，再回过头来管控，成本就不可控了。所以，必须在源头上避免破防，不致使自己陷入更大的被动。这时，各地方的第一反应是：对原有的疫情防控系统（“盾”）进行加码，严加应对，甚至这种加码还有相互比较、学习、“内卷”的成分。请注意，这个“加码”，只是“加码”而已，更加的严格、严厉、严苛，但并非技术与体系上的迭代发展。各地会认为，与其在后来再补救，不如在早期就加码（网友语：“早封封一周，晚封封三月”）。确实，在防疫体系与逻辑不变的基础上，这样做，可以最小化Omicron疫情防控所产生的经济社会代价。但也要承认，从全社会来看，疫情防控的成本确实提高了，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平衡关系受到了影响。这有可能弱化人们对疫情防控体系合理性的认定
7.悖论之：疫苗接种的不断推广，反而又可能懈怠人们的防疫意志。要在未来逐步放开，我们就要确保大比例的人口（特别是老人）完成了三针疫苗的接种。悖论在于，在完成疫苗接种后，人们就认为自己“安全”了，防疫抗疫的斗志与积极性会下降，反而会成为Omicron的“代理人”，加入到制造“负面外部性”、“道德风险”及“搭便车”的行列里，弱化全社会联控联防的机制
8.悖论之：开展对Omicron的科学教育，反而有可能懈怠人们的防疫意志。中国的防疫体系要求全国一盘棋，各地联防联控，全社会机构与民众众志成城，共同参与。对病毒的重视是很重要的。而要重视一个病毒，首先就要看到它的危害性，不仅仅是对社会的危害性，也有对个人、对个人家庭的危害性。说白了，要团结人民一起防疫抗疫，对病毒没有一点点的恐惧与担心，人们是很难被团结起来的。这里出现了一个悖论，未来要逐步放开（例如采取地方试点的方式），对人们开展更多的教育是一个前提，例如Omicron已经“上呼吸道化”，不同于初代版本的“肺炎”；轻症（包括一定程度的发烧）在未来就需要居家观察了，不能到医院挤兑医疗资源，等等。可以想见，未来真的要放开，就要做系统的准备工作，让人们在医学上和心理上更加了解并“接受”Omicron，但一旦广泛宣传，人们的防疫意志就会发生懈怠，防疫体系也会因此软化、弱化。在一些教育水平较高、信息发达的城市，其实已经出现这样的情况，使民众配合“动态清零”的难度更高
9.国外的影响。这两天，Fauci宣布美国已经走出了COVID-19疫情（“out of the pandemic phase”）。大多人并不会关注美国因COVID-19已经死掉一百万人，以及大量的超额死亡——毕竟对一个中国人来说，那死掉的一百万美国人和自己是无关的，就是一个数字，很难找到情感联系。人们只会关注美国“走出来”的现状，那里看似已经恢复正常生活。并且，希望“共存”、“放开”的人们还会选择性的吸收信息，希望证明这些国家已经全然无事。当越来越多“踏着尸体走过来”的国家处在这种看似无事的状态，并进入彼此的大循环，就可能会动摇和懈怠部分国人的防疫抗疫的意志（“人们已经没事了，我们还这样”），将他们推到“动态清零”政策的另一面。另外，国外与中国的经济合作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在中国从事直接投资或与中国开展贸易的外国企业也会评估中国的疫情防控政策：对于商业合作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之前，肯定是弊大于利的，中国疫情之后的迅速复苏，使得供应链被稳定在中国。但如果Omicron使得中国疫情防控体系不断加码，管控的频度、密度、广度不断增加，使得防疫成本开始高于其他国家，那么就有可能影响外国企业的评估，考虑将供应链逐步移出中国。这无疑会加大疫情防控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负面影响，并进而动摇一些人对防疫的斗志与决心
10.悖论之：退出计划。不少观察者说：中国对COVID-19好像没有一个“退出计划”（exit plan）。所谓“退出计划”，就是如何在中国内地全域结束动态清零，与世界各地实现疫情之前的通航、循环与融合。这其实就是所谓的“终局”。终局可以有很多版本。比方说，中国可以研发出一种打败Omicron的无敌疫苗，真的实现“群体免疫”，然后全面放开，这是一种终局。抑或，中国达到了某种准备条件，开始有信心地逐步放开，从局部地方到全境。这也是一种终局。总之，这个终局，一定是中国与世界其他地方的自由通航。目前的情况是，民众不清楚“退出计划”是什么，例如，会不会放开？何时放开？如何放开？什么条件？等等。都不清楚。对未来的不清晰，会引发人们的焦虑。但悖论是：一旦正式宣布了“退出计划”（结束全域动态清零的路图），其产生的效果，可能并不是在奥运会马拉松比赛里跑进体育场冲刺最后的400米，而是有如决堤状，导致人们对防疫体系迅速懈怠，这样就很难组织起来完成最后的冲刺。所以，“退出计划”太晚说不好，但“太早说”也不妥
11.掌握舆论/舆情话语权的人往往是制度与政策的批评者。这些人往往受过较好的教育，能够获取国内外的多样信息，居于超一线高能级城市，有不错的收入（居于社会上中层至上层），能够获得较好的医疗资源，接种过疫苗，自认为自己和家人不会受到COVID-19的影响，比普罗大众（中国的中位数人群）更加善于写作或表达，在工作单位、同事及同学圈、线上线下的“朋友圈”里有一定的影响力，以及有一定的国际联系与交往需求。并且不特如此，他们可能对体制与政策有自己的看法，愿意择场合表达不同的意见及情绪，并在一些重点问题（例如COVID-19防疫）上聚合起来。这部分人的意见是很重要的，需要被聆听，但他们对舆论和舆情也是有很大的话语权的，甚至是超比例的话语权。因为他们既能说，也愿意说。请注意，这里所指的舆论、舆情，并不是官方媒体的若干文章或报道就能主导的，也不限于互联网平台，而是指的广义的公共空间：包括线上、线下，公开、半公开及私密朋友圈及团体里的表达、交流与讨论。批评者是可以发出声音的，而且声音很大，能够影响和带动舆论，形成对防疫政策的批评力量。
实事求是的说，Omicron之后的COVID-19疫情时代里，中国的防疫体系遇到了两年多以来最新也是最大的挑战与考验。一个体系能否持续下去，核心是要把握好、平衡好、统筹好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如果全国放开的条件暂不成熟，在未来一段时期内还需要坚持“动态清零”，那么就需要总结全国最佳实践，对现有的防疫体系做有针对性的优化、升级、迭代，使其能够大部消解Omicron所带来的防疫成本升级问题。
最重要的是，要千方百计地避免高能级城市再出现长时间的全域静态管理。
——既要在最早的时候发现疫情，切断病毒传播链条，避免社区爆发，避免出现大规模管控甚至封城的被动情况；
——又要做到最小化对经济社会的影响
这就真正地要在瓷器店里抓老鼠了。需要的是真正的精准防控能力。既要有理念，也要有科技赋能，还要有管理手段和动员能力。对治理是个大考。
最终，只要大多人的朴素看法是：疫情防控体系的成本/代价可控，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有限，那就能够坚持下去。这个“坚持”，指的是大多数人都能积极投身进来，而不是消极配合。
但同时，中国也不能浪费时间，必须为未来的政策演进与迭代做好准备。
（全文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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