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伊慈教授访谈摘录(下)--个人经历
导
语
教授也是普通人
受访者
简介
Eva Chen教授博士
毕业于哈佛大学教育学院。
她的研究融合了发展、社会和认知心理学。她致力于研究不同社会和文化背景下幼儿和成人的学习过程；其研究涉及来自美国、台湾和香港不同种族群体。她的研究还包括幼儿教育政策及其对东亚儿童学习的影响。曾在Child Development, Psychological Science等顶尖期刊上发表文章。
 01
研究课题的确定
Eva老师你是如何明确自己想要研究群体关系这个课题呢？
起初，我并没计划去研究群体关系这个课题。当时，我对文化差异很感兴趣，就想做点与这方面相关的研究，所以本科时就加入的Jeanne Tsai的文化情感实验室( Culture & Emotion Lab;https://culture-emotion-lab.stanford.edu/ ) 。除了文化，我因自己的背景也对双语研究有兴趣。我当时最感兴趣的问题是：我们的语言会影响我们的思维方式吗？这是一个非常基本的问题。我在博士申请的statement of purpose里提出的就是这个问题。可是，当时哈佛教育学院没有适合指导我的老师；我就去心理系见了Mahzarin R. Banaji教授。她的实验室(Implicit Social Cognition Lab; http://www.people.fas.harvard.edu/~banaji/ )做的主要是关于内隐联想（ implicit association ）和内隐社会认知(implicit social cognition)的研究。虽然 Mahzarin老师也不是直接做我有兴趣的议题，我认为跟她做研究可以学习到我需要的知识，于是就加入了实验室。
我认为群体关系这个课题对我来说如此有趣的原因是因为其中所包含的文化差异。首先， Mahzarin的研究非常有趣，我可以设想到许多有趣的方式来将她的研究与我另一位导师， Paul L. Harris的研究结合起来。 Mahzarin的研究是关于大众如何看待社会群体差异；Paul的研究是关于儿童如何学习。如果你把这两个课题结合在一起看，是可以具象成一个越来越热门的社会话题:在世界各地，许多社会正变得越来越多元化。而它们是否同时也变得越来越具有包容性？
我认为社会的包容性在香港是一个大问题，在美国也是一个大问题。我猜，即使在内地，人们也会越来越频繁地面对这个问题。包容性不仅仅是基于种族或民族--也有可能是关于性别、地域、社会阶层等等。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研究课题，但在当时却比较少有人涉足。我对这个课题感兴趣并想试着填补这片空白。
从更个人的角度来看，群体关系在我的个人经历中也是一个躲不开的话题。当我在台湾时，我是“自己人” （ ingroup ），是“大多数”里的一份子。我不会因为我的种族或民族而受到歧视。然后，我去了美国加州求学。如果你去过美国的湾区，你就会知道亚洲人也不是真正的少数--我们随处可见。再然后，我去了波士顿。那时候我才真的，真的明白成为“少数”意味着什么。因为我们在东海岸谈论的主要种族问题都是从黑人白人的角度出发的。种族问题还可能会牵扯到拉丁裔。可是，亚洲人通常是不在种族问题讨论范畴内的。
尽管严格来说我是亚裔美国人--我是亚裔，也是美国公民，但其实我是在台湾长大的。我不能对一些亚裔美国人所面对的问题做到感同身受。作为一个不算国际生，也并不像亚裔美国人的人，我没有很多地参与到对于种族的讨论中去。就个人而言，我当时所面对的困惑是：我是自己人还是外人？我属于什么样的群体？
然后来到香港，我算是一个外群成员(outgroup member) ，但同时又是一个社会地位较高的外群成员。这种身份组合真的很有趣。我的高社会地位是基于哪方面？是美国国籍，是台湾背景，还是毕业院校？
现在，对论文进行审查时，我会时不时提醒作者们：不是每个读者都是美国人。当你说出“在过去......” ，并不是每个读者都能理解这个“过去”涵盖了怎样的历史背景。我明白，如果你来自美国，你自然而然会了解这些背景。但不是每个读者都是美国人。就像我们在进行美国之外的研究时必须描述实验所在的社会背景一样，美国本土的研究也需要提供对研究课题背景的解释。我认为这是Society for Research in Child Development改革可以推进的一个方向。
 02
科研道路上的挑战
Eva老师你在科研路上有遇到过什么挑战和困难么？尤其是在疫情期间？
在新冠刚刚开始的那一年，香港的防疫政策比较严格，幼儿园及小学的政策会一直变。这意味着2020年全年招被试的计划要打水漂了。我在招被试者时并没有尝试很强硬地与学校交涉。一来是我不认同这样做，二来是我很同情相关负责人的处境。我和我的学生其实算很走运的了。我们在2019年完成了一个计划的数据收集，而且刚刚好是在疫情爆发之前的几周收好了。我也真的很庆幸能在2019年获得终身教职。如果我没有获得终身教职，亦或是没有事先收到这些数据，那感受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
在2021年，我放下了对线下实验的执念而转向线上实验。幸运的是，一年的延迟意味着我虽然没有招到被试，但却可以向2020年一直在做线上研究的人取经。而且2021年，香港的防疫政策没有那么严了，所以我们也能够进到一些学校里去开展实验了。
还有一点困难是，当下，越来越多的外籍人士因为相对较严格的防疫政策会决定搬离香港。而我现在正在进行的研究恰恰需要白人小朋友。其他种族的小朋友我们都招满了，就差白人小朋友了。香港本来白人就少，现在又因为疫情原因让他们变得更稀有。所以如何找到白人小朋友来做被试对我来说变成了一个很大的挑战。2020及2021数据的顺利收集，功劳必须归于我勤奋尽责的学生跟研究助理，她们绞尽脑汁设计不同的 recruitment materials,积极地联络学校及幼儿机构，是我非常珍惜的助手。
 03
向西？向东？何处是归属
Eva老师您在美国，香港，台湾都生活过。能和我们分享您每一次去到一个新地方是如何作出决定的么？
我出生在美国，当时我父亲正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后来，我父母意图回台湾，他们想在台湾工作，并希望我和我的弟弟在那里长大。在我六岁的时候，我家搬到了新竹 （台湾北部的一个县）从我小学一年级一直到高中毕业都待在那里。
我是个有点害羞的人 （虽然你们现在可能看不出来！）在申请大学的时候，我选择了位于加州的斯坦福，因为这所位于美国西海岸的学校能让我离家乡稍微近一点，不用转机就能到达。作为我很重要的家人，我的爸爸一直努力陪伴在我身边。因为他是新竹清华大学的教授，自从我去斯坦福以来，他总是想办法在我就读的地方做学术访问。
在斯坦福的时候，我一开始尝试了各种不同的专业，包括资讯科学、人类生物学、人文科学和心理学等。最后，我终于发现我的心头好是心理学。我去寻求父母的建议，他们没有像很多华人父母那样说：“我更希望你成为医生或者工程师。”他们充分地尊重了我的选择，告诉我说我可以做任何我想做的事。他们让我仔细地考虑，并告诉我走学术这条路是从事人文社科方面最稳定的职业选择之一。在父母的支持下，我学了心理学，并且申请到了哈佛大学，在那里取得了博士学位。
我在哈佛心理学博士毕业后，遭遇了美国经济危机。从当时的情形看，要找到一份工作真的很不容易。考虑自己想到距离家乡台湾近一点的地方工作，我申请了香港大学的职位。当我在香港做博士后的时候，爸爸也到港科大做了学术访问。他偶然在港科大的网页上流览到适合我的职位，找到了招聘资讯。这个职位在当时的我看来简直完美。
我在香港过得真的很开心，也曾想过一直留在这里。所以直到疫情之前，我在香港生活得算是顺风顺水。在香港，我可以在90分钟内飞回台湾。我的父母也可以随时从台湾来香港探望我。
然后疫情来了。我没办法回家。我当时有远亲在台湾突然过世，他在去世之前都无法见到自己的独生子。疫情的结束似乎遥遥无期。我想到父母年纪越来越大，如果在台湾有事情，我无法马上赶回家；弟弟已婚并在美国定居，所以也没办法帮忙照顾。这种种因素促使我开始思考如何给父母养老。
而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新竹清华开始招兵买马。以前，清华有工、商、理科，还有一所比较小的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但他们没有心理学系，也没有教育学院。由于低生育率，台湾一直在合并大学。清华和当地的新竹师范大学合并了。师范大学就此成为了清华的教育学院。作为教育学院，院长非常渴望让更多从事研究的人去加入学院。我跟院长和院里教育心理及咨商系的老师谈了几次。渐渐地，我意识到回去为教育学院转型为以研究为导向的学院出一份力是有意义的。
我爸是清华大学的教授。所以，当我说我在台湾长大的时候，我其实是在清华度过了12年。我们家住在教职工宿舍里。到了清华工作，对我来说就像回家一样。
教育学院有心想把我聘进来，提名我参加玉山青年学者计划，这是我职业生涯中所获得的最负盛名的奖项之一。我处在评选资格的最后一年，所以才会在今年一月，港科大学年中途离开香港。我虽然心中仍有些犹疑，但当清华向我提供这个职位，而我又成功获得玉山青年学者计划的肯定时，我似乎越来越意识到香港不会成为我永久的家。
回头看自己的经历，我对我在斯坦福和哈佛接受到的学术训练，以及在港大和港科大得到的独立研究教学的栽培充满了感恩。没有这些机会，没有这些单位扶持我的老师们以及为研究努力的学生们，我绝对不会有今天的成果。虽然每一次离开一个地方都充满了不舍，我仍期待在新的地方迎接新的挑战。我希望之后能够帮忙教导培养新一代的学生，和同领域的学者们继续为儿童发展这个领域继续努力贡献。
策划/编辑/排版 赵思齐 殷和阳
执行主编 赵思齐 殷和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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