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中和在某些行业已经逐渐从自律、自省,自觉、自愿,衍变成官方计划、行业门槛。
来源 | 中国企业家俱乐部 & 企业绿色发展研究院
2022年4月22日是世界第53个“地球日”,企业绿色发展研究院《企业双碳战略及实现路径》系列线上课的第一期开播了。首期,由《企业碳评价标准》编制专家之一,在欧盟和中国两个碳市场都有第一手实操经验的杨夕女士开讲“2022新碳势与企业碳战略”。
她结合自己在碳交易和碳管理领域18年的工作经验,正本清源,详细回顾了 “碳达峰、碳中和”话题的由来,中国提出“双碳”目标的原因,并对企业实施落地“双碳”战略提出了可行的实操方案。
以下是核心要点:
分享人 | 杨夕
 企业碳战略与碳管理专家
 全球最早一期碳减排与碳交易市场职业经理人
1.碳减排的历史缘由
温室效应是非常简单的概念,人类的生产生活产生的温室气体,罩在大气层中,红外线反射不出去,就导致了全球气候变暖。
其后果就是:冰川消融,海平面上升,极端气候现象的增加;干旱、洪水、飓风,等等,影响了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环境。
那人类做的错事,要想办法自己解决。所以人类社会开始提出减碳,减缓温室效应,保护我们的生存环境,这就是碳减排出现的一个历史缘由。
从广泛意义上的减碳,实际上并不只是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IPCC规定的涵盖在欧盟减排体系下的温室气体有6种,包括二氧化碳、甲烷、一氧化二氮,还有氟化气体中的氰氟碳化物,全氟化碳和六氟化硫。其中后五种气体的温室效应都高于二氧化碳,比如甲烷是23倍,一氧化二氮是298倍,氰氟气体是上千倍,我们都会把它们的温室效应转化为以二氧化碳为标准单位进行计量。
2.欧盟碳市场的发展动线
1979年第一次世界气候大会,是首次科学家在全球范围内提出气候变暖的警告,后面经历了漫长的磋商和谈判,1988年IPCC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成立,1990年第二届世界气候大会开始呼吁缔结全球性的气候变化公约,至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里约公约,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和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签署,成为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第一个里程碑。
再之后1994年,UNFCCC生效。1995年第一次缔约方会议召开,1996年UNFCCC秘书处成立,1997年《京都议定书》正式签署,这是全球第一次在减排目标上对参与国有了法律上的约束,这是第二个里程碑。
1997年之后,缔约方开始制定《京都议定书》的执行细则。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京都议定书》的三大履约机制:碳交易,联合履约机制和清洁发展机制。奠定了碳交易在欧盟减排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也就是说UNFCCC下的《京都议定书》中的减排机制,它的内核是市场交易,是通过经济最优化行为达成减排目标。
碳中和概念的产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这一时期是全球商业体系对温室效应的和二氧化碳减排的一个觉醒时期。
直至2005年,《京都议定书》正式开始实施,制定了3个履约期:2008至2012,2013至2017,2018至2022年。第一履约期的减排目标是在1990年排放基础上减少5%.。前期市场非常火爆,但是2008年金融危机把步调打乱了。经济衰退了,整个欧盟碳交易市场也衰退了,从本质上讲,就是履约国反悔了,不愿意花钱履行减排责任了,想要把钱首先投入到自己的经济复苏了。
导致的结果是:第二履约期被搁置了。目标、细则、执行办法全都推动不了了。这期间就不停在开会,要把《京都议定书》一直推行下去,一直拖到2012年才勉勉强强地把第二个履约期的执行定下来。
在这个期间,就是欧盟各履约国开始把责任弱化和往其他方向转移的时期。这其中最显著的两大后果都与中国相关:
第一,《京都议定书》的履约期和履约责任都被打折了。从原来的2022年提前到2020年。减排目标也从三阶段目标改为两阶段。从原来拟定的三个履约期减排45%,改为了两个履约期,减排20%。
第二,开始炮轰中国。指责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大排放国,却是减排机制下的受益方,没有大国责任与大国担当。要求中国被纳入履约方。
就是在这个时期,中国政府开始在世界上发声。中国政府第一次向全世界提出减排目标就是在2009年底的全球气候变化大会上领导人峰会上:到2020年,GDP单位碳排放强度在2005年基础上降低40-45%。
定立这个目标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把针对中国的声音压下去。让它不要影响我们在减排机制下的收益方的属性和我们的经济发展。其实是缓兵之计。
再之后中国政府的行动,包括交易体系的搭建、市场的建立、目标的制定,都是有原因的。 
最后一条动线就是2020年的《欧盟气候法》,这实际上也是《京都议定书》的延续,它是一个从合到分的过程,欧盟各个国家从欧盟交易体下完成各国减排责任,转变为各国家自主减排。所以欧盟交易体系就告一段落了,各国国家会建立自己的减排交易体系,定位自己的减排交易产品,来完成欧盟整体的减排目标。《欧盟气候法》的目标就是2050年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 climate neutral。这里注意看一下,欧盟目标的climate neutral,不是carbon neutral。这两者是有区别的。二氧化碳对温室效应的贡献占比大约是60%。
关于后《京都议定书》时代欧盟的交易体系有什么转变,以及其中的各种衍生产品,欧盟GO绿证,IREC等等,这里不再展开。
3.碳中和在碳减排市场中的衍生
前面提到了,碳中和的概念,是在1997年伴随着发达国家商业领域对温室气体减排的意识觉醒而产生的,最早由伦敦一家叫做“未来森林”的公司提出,帮助客户测算他们的温室气体排放,之后通过植树的方式抵消客户的温室气体排放,从而到达一个中和的目的。所以我们由此得知,碳中和最早的方式只有植树造林。
直到2006年,碳中和这个词汇第一次被收入到《新牛津美国字典》中。当年的一些重大国际活动,比如都灵冬奥会,德国世界杯都实施了碳中和。随后,碳中和的概念越来越得到一些企业和组织的响应,大家纷纷开始把碳减排或者碳中和列入企业的社会责任书和可持续发展报告中。
在这一阶段后期,中国也开始有一些外资企业积极主动地实施碳中和项目。到现阶段,参与到碳中和中的企业就更多了,当然参与的层面也与之前不同了,比如在某些行业,饮料行业、汽车行业的头部公司,已经开始要求他们自身及他们的上下游产业链都必须达到碳中和了,碳中和已经在某些行业已经逐渐从自律、自省,自觉、自愿,衍变成官方计划,行业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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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碳中和的定义、目标与意义
在国际通用的定义下,碳中和的实施有两个层面:可以通过经济手段进行碳排放的抵消,也可以通过节能减排的方式实现碳中和。
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发达国家和大的发展中国家,比如中国、巴西,都已经公布了自己的碳中和目标,大多数国家的目标都定在2050年至2060年。这其中也包括了中国的碳中和目标2060年。虽然中国定的目标比大多数发达国家晚了10年,但我们的实施难度和实施力度,实施体量是远远大于发达国家的。
首先,UNFCCC的减排机制下有两大缔约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京都议定书》的履约期中,只有发达国家具有减排义务,发展中国家是不承担减排责任的。为什么呢?这里面有一个核心原则:谁先污染,谁先担责。从工业革命开始,发达国家的历史排放远远大于中国,中国的排放量大量增长是在千禧年之后才开始的。而今天地球上这个温室效应的现象,主要是由发达国家造成的,所以你先发展了,先污染了,就要先担责。而且美国至今也没有在《京都议定书》的框架下履约,在这一层面来讲,发达国家要求中国承担减排责任,并纳入他们的减排体制,是非常不讲道理的,是强盗逻辑。
其次,我们再看各大经济体的达峰时间,这些发达国家经历长达百年的发展,碳排放早已经达到峰值了,他们已经进入自然减排阶段了。所以他们2050的碳中和目标是在自然排放已经进入下降时期的前提下制定的,按照他们的目标,他们要从达峰到中和要花费80年的时间。与此相比,中国在还在发展上升期定出的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而且中国的达峰与中和中间只有30年的时间,这实际上比欧盟各国的中和目标都要厉害的多。因为我们都知道,排碳限制的本质,实际上就是对发展权的限制。所以中国政府能够制定出这样的目标是非常有魄力的。
5.中国碳市场的发展路线
前面我们提到了2009年底的时候,中国政府第一次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领导人峰会上提出了中国的减排目标,主要目的是为了安抚发达国家的情绪,保证中国的业主在《京都议定书》的清洁发展机制体制下产出的减排指标的利益输入不受影响。因为在这个清洁发展机制体制下产出的减排指标,累积已有20亿吨了,按均价8欧元计算,发达国家支出了上百亿欧元,但这其中有65%的指标都来自中国,也就是说,中国成为了欧盟减排体制下,发达国家补偿碳配额的最大输出国,分走了欧盟减排体系下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红利,导致了中国在欧盟减排机制下被各个国家口诛笔伐。
所以在中国政府提出减排目标后,7个交易试点的交易所陆续挂牌,至2011年,中国政府开始在7个试点地区开展试点交易。但这个试点交易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碳交易,更多层面上是单向议价和协商转让,交易量也是非常有限,非常小。并不具备特别明显的实践意义。
随后《京都定义书》进入第二履约期,欧盟碳交易市场进入低迷期,碳价一降再降,我们前面提到第一履约期CER签发量有20亿吨,而第二履约期8年时间总共签发量才1亿多吨,由于经济低迷和发达国家的逆反情绪,一度导致了CER的市场价格甚至低于联合国收取的管理费用0.2美元,出现价格倒挂的现象。
于是,很多中国的业主转为开发中国自己的减排项目CCER项目,寄希望于在中国自己的碳交易体系下消化减排指标。同时,中美的大国责任被一提再提,于是2014年中美发布了《气候变化联合声明》,这是中国第一次提出2030年左右实现碳达峰。我们注意到这一时刻,中国政府还并没有正式公布要建立全国范围内的的碳排放体系和碳交易市场。理由也不难理解。从非担责方到担责方,从减排指标的利益输入方变为利益输出方,这是从根本上的立场转变,我们一旦开了口,要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所以我们接着看到,后期又发生了什么,促成了中国政策和碳市场的发展。
由于中国在欧盟碳减排市场上的巨大收益,很多发达国家开始提出向中国的产品征收“碳关税”,而碳关税的本质,就是贸易壁垒。2015年,我国对外出口约6亿吨CO2,其中对美出口2.26亿吨,占比约35%。假设国际对我国按40美元/吨征收碳税,增加开支约260亿美元;按100美元/吨,增加650亿美元。假设我国碳排放成本全部内部化,2019年,我国碳排放98.26亿吨,按碳价100美元/吨测算,需增加9826亿美元来应对贸易壁垒。
这其中对中国影响最大最深远的一个行业,就是航空业。第一是因为这个行业的碳排放体量非常巨大,甚至超过整个欧盟碳交易体系;二是因为它的机制特性,没有权利,只有义务。
航空业是额外于欧盟减排体系的一个单独的减排体系。它本该在《京都议定书》阶段就被纳入减排行业,但是由于它的物理边界超出欧盟范围,导致实施困难,所以航空业作为一个特殊行业,被从《京都议定书》的框架下拿出来,自成一个体系,联合国给予了航空业更多的时间去规划这个行业的减排体系与减排方案,但同时也取消了它获得减免配额的资格。
航空业的减排已经从2021年开始启动了,而航空业的减排管理机构ICAO国际民航组织已经强制把中国纳入了它的减排体系,要求中国所有飞入欧盟境内的航班都要承担减排责任。所以实际上,发达国家已经开始通过贸易壁垒,用倒逼的方式强制中国承担减排责任。
所以碳减排对于中国来讲,已经演变成一个躲不过去的事情了。也就是说,不管咱们是主动承担,还是被动接受,要为此付出代价已经成为无法扭转的趋势了。那么既然这样,我们与其被动挨打,受别人的掣肘,那就肯定要变被动为主动了。所以2017年中国政府宣布了要建设全国碳排放交易体系,2021年宣布全国碳排放交易市场正式启动。这些动作背后的意义,第一,与其躲不过,我们要自己掌握主动权与话语权,第二,我们虽然减排,但我们要在自己的体系下管理,不会接受被纳入联合国的减排体系和监督管理中。第三,是从经济层面的意义,中国这些年积压的大量CCER减排指标,也可以在全国碳交易市场的机制下,左手出右手进,通过最有效和经济效率最优化的方式进行消纳。
6.中国碳达峰与碳中和
首先,要强调碳中和背后的意义。我们提出的这个碳中和目标,其实与发达国家各国提出的目标是有区别的。从中文角度上不容易看出来,我们看他们的英文说法, 欧洲气候法中提出的2050年的中和目标,叫climate-neutral,而中国提出的中和目标,叫carbon-neutral。
这两者有什么区别。这里面实际上有一个概念升级。Carbon-neutral碳中和到zero emission零排放到climate neutral气候中和,在目标等级上是递增的,carbon neutral碳中和,简单意义上就是实现二氧化碳排放的中和,我们前面提到过,IPCC涵盖的温室气体有6种,二氧化碳只是其中一种,所以zero emission零排放,则是强化了物理手段降碳,它是碳中和的升级,再到climate neutral气候中和,就是在温室气体排放中和的目标下,还要消除温室气体排放对生态气候造成的破坏。
在很多行业领域,碳中和和零排放和气候中和是近似等同的,但是在某些特定行业中,他们又是有很大差别的,比如说,对于航空业来讲,气候中和与碳中和的区别就非常大,因为在航空业中需要大量使用氰氟气体进行冷凝,而我们前面提到了氰氟气体的温室效应是所有温室气体里面最显著的。所以当我们了解到这些讯息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中国政府把我们的减排目标定位为碳中和,而不是零排放或是气候中和的原因了。并且为什么主席每一次讲话必会反复强调的,这是中国的国家自主贡献,这其中是有深意的。这是中国政府与各发达国家及各大减排体系之间的博弈。
7.碳中和对中国企业的机遇
在眼下中国的双碳政策下,对于一个企业,或者说一个排放的主体,他的痛点是什么,他的需求是什么,他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国家纳入碳排放交易权市场的主要是八大行业,目前首先被纳入的是电力行业,对于这八大行业来讲,他们面临的痛点是什么呢?
首先是,我不知道我排放了多少碳,不是事后不知道,而是事实上的不知道,对于一个企业来讲,要实时知道自己的排放是多少,如果生产活动结束之后知道排放是多少就来不及了,因为无论是多了,还是少了,都无法弥补了。
再有,降碳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方案,企业最需要专业赋能的领域。企业到底该怎样降碳呢,如果要做一个方案,一个层面是通用层面,一个是自己的核心工艺层面。后一方面就需要非常专业的机构带领去做了。
还有就是我做了,我在方案实施之前要知道我的降碳效果是怎样的,能不能通过一种数字化仿真模拟的手段看到实施了措施以后我的降碳目标能不能达到要求。目前,我们的技术能力已经可以帮助企业实现提前模拟仿真降碳举措能不能达到政府提出的降碳要求了。
碳资产管理,我们要把政府给我们的目标作为基准线,我们的排放水平在基准线之上,减排就是我们的责任。如果在基准线之下,对于企业来说,就是一个机遇。
8.专业机构能帮助企业做什么呢?
他们可以告诉企业,企业的降碳活动已经产生了降碳指标可以把降碳的效果量化出来,按照国际或者国内的要求,向政府申报,变为一个降碳的项目。申报成功了以后,量化出来的指标就可以在碳交易市场出售。从而,实现价值变现,而且不是一次性的,而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降碳指标就会随着企业的生产持续而持续给企业带来额外的价值收益。这就是政府政策给降碳企业带来的红利。
另外,作为大型品牌企业的上游供应商,要被下游企业倒逼去做降碳的事情,要如何把企业碳排放情况测算出来,并提出可行的降碳方案,是需要专业性的。目前,这些就是中国企业在碳交易市场里面面临的痛点和存在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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