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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战争的地理枢纽？
战争，是在一定的地理环境中进行的，它的胜负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地理形势的影响。在大规模战争里，某个或某几个地区由于位置的重要，成为交战双方争夺的热点，它的得失对战局常常具有决定性作用，这种战略要地在军事地理学中被称作“枢纽地区”。
“枢纽地区”的军事思想其实起源很早，在《孙子兵法》中，就曾将“诸侯之地三属，先至而得天下之众”的地方称作“衢地”。战国时期的战略家范雎，在对各国地理形势进行全方位分析后，更加明确地把位于东亚大陆中心的韩、魏两国称作“中国之处而天下之枢”。德国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也曾说：“任何国家里都有一些特别重要的地点，那里有很多道路汇合在一起，便于筹集给养，便于向各个方向行动，简单地说，占领了这些地点就可以满足许多需要，得到许多利益。”他将这种地区称为国土的“锁钥”。
“衢地”“天下之枢”也好，“锁钥”“枢纽地区”也罢，其实表达的含义基本一致。一言以蔽之，就是人们常说的“兵家必争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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枢纽地区具备哪些特征？
中国古代内地战争中，枢纽地区往往处在几大经济区交界的边缘地带，是军队行进的必经之地，如豫西在关西、关东之间，淮南、荆襄在南、北方之间，具有防备入侵和准备出击的双重作用。同时，枢纽地区要具备地形、水文优势，可作为天然屏障，有利于组织防御，如豫西处于山区，淮南、荆襄处于江河沿线、水网地带。开阔平坦的“四战之地”，如豫东、冀南、苏北，有利于展开兵力进行会战，但无险可守，是难以成为枢纽地区的。
清代彩绘湖北地图中的襄樊地区
如果内部战争形势为东西对立，则双方对峙争战的主要区域往往是东西方交界的豫西走廊。它以洛阳为中心，东至荥阳，西达潼关，南至南阳盆地，北抵黄河或延伸到晋南的河东（中）地区。中国历史上的秦末农民战争、楚汉战争、绿林赤眉农民战争、董卓之乱、东魏北齐与西魏北周间的战争、李唐政权与窦建德/王世充的交战、安史之乱等，基本上都是以该地为主要战场。
如果内部战争形势为南北对立，则双方的征伐攻守主要在黄河、长江之间的淮河、汉水流域进行。枢纽地区为淮南（江苏、安徽两省淮河以南、长江以北地区）和荆襄（湖北北部江陵、襄樊、汉阳一带，尤以襄阳为重）。三国时魏与蜀、吴联盟的交战，西晋与东吴、东晋与十六国、南朝与北朝及隋的对抗，北宋与南唐、南宋与金朝及元朝的作战，多是在淮南、荆襄两地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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枢纽地区与都城选址有何关系？
历史经验表明，枢纽地区只适宜建立军事枢纽而不适合建立首都。首都如果距离基本经济区的边界太近，在战时容易遭受敌人侵袭，往往陷于被动的局面。
古代有很多这样的事例，如战国初期魏国以安邑为都，和秦国隔河相望，屡屡受以敌军迫境的威胁，后来将都城东迁到大梁，才摆脱了困境。豫西山区的中心洛阳，在东汉、隋唐时期也做过首都或陪都，防卫效果并不理想。
又如东汉定都洛阳，周围虽有崤山、伊阙、黄河环绕，但地域狭小，缺乏防御纵深和作战的回旋余地，位置又在天下之中，道路四通，敌军进犯甚易。所以汉末董卓篡政时，关东诸侯联军来攻，董卓即不敢守洛阳，只得焚宫室、挟天子西迁长安，以豫西为前方战场，与敌军相持。隋朝以洛阳为东都，亦数番受到反叛势力（杨玄感、李密、李世民）的长期围攻，几次粮尽援绝，形势危难。唐朝安史之乱时，东京洛阳亦两度失守，为叛军所据。北宋则选择了靠近南北方交界地带的水陆冲要开封建都，女真铁骑南下时也轻易地将其包围，终至陷落。
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条就是：首都设在基本经济区的边缘地带，这样在战乱时期就不得不充当军事枢纽，把国家的政治中枢推到作战前线，无异于与人争斗时不用手足，而以头相搏，自然是十分危险的。
首都设在某个基本经济区的中心，距离边缘地带较远，还有战略枢纽的保护，便可以收到较好的防御效果。如秦都咸阳、西汉首都长安，附近沃野千里，又是四塞之国，关东势力来犯时，可以凭借荥阳至潼关的豫西数百里山险步步为营，设防抗衡。历史上在关东建都者多选择河内（冀南）为定鼎之地，如战国时赵都邯郸，十六国、北朝之君常都邺城，是华北平原的中心，四周山川环绕，自古称为形胜。江南立国则多在建康（金陵），它“内以大江为控扼，外以淮甸为藩篱”，龙盘虎踞，为王者注目。上述三个地点都周围经济发达、物产丰饶，能够在较大程度上解决统治集团的物资需要，又离所在基本经济区的边缘地带较远，外有山岭江河为险阻，敌军来袭时可以用作缓冲之地，避免受到直接的军事威胁。比起洛阳和开封，长安、邺城与金陵作为都城在战争防御上的地理条件要优越得多了。
以上内容摘编自宋杰所著
《中国古代战争的地理枢纽》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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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书中内容节选。可先睹为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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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选《第十七章 蒙古灭宋中的襄阳》
南宋景定元年（1260），忽必烈在上都开平（今内蒙古自治区正蓝旗东闪电河北岸）继承了蒙哥的大汗宝座。他在即位之后先稳定后方，先后平定了其弟阿里不哥、关陇蒙古贵族和山东李璮的叛乱，并推行汉法，劝耕农桑，扩充军队，为最后灭宋、统一天下做好了各种准备。在攻宋具体战略计划方面，窝阔台和蒙哥时期虽然都分兵两淮、京湖、四川三路，但是进攻的重点始终在四川。“其中原因就是以四川远离南宋的统治中心临安，防御力量相对薄弱，而京湖、两淮是南宋重点防御地区，又多江河湖泊，不利于骑兵的冲突。如嘉熙二年（1238）以后，蒙古对襄阳的弃而不守，淮北、山东地区多命汉人军阀驻守，宝祐六年（1258）蒙哥汗亲率主力攻蜀，而命忽必烈的偏师攻鄂州，都是实施这一战略方针的具体表现。”
值得一提的是，景定二年（1261）南宋泸州守将刘整降蒙，他在景定四年（1263）向忽必烈建议于襄阳附近以开榷场为名修筑城堡，获得成功。咸淳三年（1267）十一月刘整再次朝觐时，又献计曰：“攻宋方略，宜先从事襄阳。襄阳吾故物，由弃勿戍，使宋得筑为强藩。若复襄阳，浮汉入江，则宋可平也。”他总结了以往蒙古攻宋的战略得失，主张以重兵进攻襄樊，在中路取得突破，然后既能西应巴蜀，又可顺流东下，直取临安。他对忽必烈说：“攻蜀不若攻襄，无襄则无淮，无淮则江南可唾手下也。”“进攻之计不于淮、不于湖广、不于蜀、独于襄者，盖知襄者东南之脊，无襄则不可立国。吕祉尝谓得襄阳，则可以通蜀汉而缀关辅，失襄阳，则江表之业可忧者，正此也。”元世祖采纳了这项计策，决定以襄阳作为进攻的重点，并任命兀良哈台之子阿术为都元帅，与刘整共同指挥这一军事行动。
主攻方向确定之后，如何夺取防守坚固的军事重镇襄阳，元朝统治集团经过深思熟虑，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对于瓦解该城的防务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筑围立垒，封锁交通
修筑围墙、城堡壁垒及各种路障，阻断襄樊与后方的水陆交通线。即准备采取长期围困襄阳、持久作战的方针，抛弃过去游牧民族抄掠袭击而不久驻的传统，也不使用快速猛攻坚城的战术。因为城防坚固，采用围困而不急攻的做法可以大大减少兵将的伤亡。
其筑垒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1、建立立足点。刘整了解襄阳守将吕文德有勇无谋而贪利的性格，故在景定四年（1263）六月向忽必烈建议：“南人惟恃吕文德耳，然可以利诱也。请遣使以玉带馈之，求置榷场于襄阳城外。”忽必烈听从了他的建议，派遣使者送礼于吕文德，并提出开设榷场的要求，果然得到了同意。使者又以保护榷场安全为由请求构筑防御工事，吕文德上奏朝廷获准。于是在七月间，蒙古“置榷场于樊城外，筑土墙于鹿门山，外通互市，内筑堡壁，蒙古又筑堡于白鹤。由是敌有所守，以遏南北之援，时出兵哨掠襄、樊城外，兵威益炽。文德弟文焕，知为蒙古所卖，以书谏止，文德始悟，然事无及，徒自咎而已”。鹿门山在汉水东岸，临荆襄大道。蒙军在此构筑壁垒后，取得了进逼襄阳的立足点，又对该地和后方的陆路交通构成威胁：“咸淳五年，蒙古将张弘范军于鹿门，自是襄、樊道绝，粮援不继。”
2、在外围各地修筑壁垒。宋度宗咸淳三年（1267）八月，蒙古征南都元帅阿术“观兵襄阳，遂入南郡，取仙人、铁城等栅，俘生口五万。军还，宋兵邀襄、樊间。阿术乃自安阳滩济江，留精骑五千阵牛心岭，复立虚寨，设疑火。夜半，敌果至，斩首万余级。初，阿术过襄阳，驻马虎头山，指汉东白河口曰：‘若筑垒于此，襄阳粮道可断也。’”。次年，阿术与刘整在襄樊“遂筑鹿门、新城等堡”；《宋史》卷46《度宗纪》亦载咸淳四年（1268）正月己丑，“吕文德言知襄阳府兼京西安抚副使吕文焕、荆鄂都统制唐永坚蜡书报白河口、万山、鹿门山北帅兴筑城堡，檄知郢州翟贵、两淮都统张世杰申严备御”。
3.建筑长围、阻断汉江。即将防御工事的修筑由点扩张到线，把襄樊城池与后方的水陆交通彻底截断开来，使其守军无法获得粮饷器械和兵员的补充。咸淳五年（1269）正月，忽必烈派遣重臣史天泽与枢密副使呼喇楚前往督战。根据史天泽的主张，在襄阳城外“筑长围，起万山，包百丈山，令南、北不相通。又筑岘山、虎头山为一字城，联亘诸堡，为久驻计”；九月，蒙古又设立河南行中书省，任命呼喇楚、史天泽并为平章政事，阿哩为中书右丞，并在襄阳城南数里的岘山之上筑城以安置行省。《读史方舆纪要》卷79《湖广五》襄阳府襄阳城：“岘山，府南七里。亦曰南岘。《唐六典》：‘岘山，山南道之名山也。’黄祖为孙坚所败，窜岘山中。羊祜镇襄阳，尝登此。亦曰岘首山。晋建元二年梁州刺史桓宣击赵将李罴，败于丹水，移戍岘山。宋嘉定十年金兵犯襄阳，复围枣阳，孟宗政午发岘首，迟明抵枣阳，驰突如神，金人骇遁。《水经注》：‘山上有桓宣所筑城。’今凤林关在山上。”另外，主帅阿术“继又筑台汉水中，与夹江堡相应，自是宋兵援襄者不能进”。
咸淳六年（1270），蒙将张弘范又在襄阳城东“戍鹿门堡，以断宋饷道，且绝郢之救兵”。他还向史天泽建议彻底断绝襄阳城通过万山和汉水与后方的联系。《续资治通鉴》卷179咸淳六年载其事：“蒙古张弘范言于史天泽曰：‘今规取襄阳，周于围而缓于攻者，计待其自毙也。……而江陵、归、峡行旅休卒，道出襄阳者相继，宁有自毙之时乎？若筑万山以断其西，立栅灌〔罐〕子滩以绝其东，则速毙之道也。’天泽从之，遂城万山，徙弘范于鹿门。自是襄、樊道绝，粮援不继。”
《元史》卷7《世祖纪四》载至元七年（1270）“八月戊辰朔，筑环城以逼襄阳”。至此，蒙古方面通过数年的工事修建，完成了对襄樊地区的严密封锁。如宋将李庭芝所奏：“襄围不解，客主易位。重营复壁，繁布如林。遮山障江，包络无罅，旷岁持久。”加上救援的宋军在数量和战斗力上均无优势，所以屡屡失利。
（二）聚重兵于襄樊，又分偏师牵制
为了在襄樊地区形成兵力上的绝对优势，忽必烈曾多次向该地区增调援军。
咸淳三年（1267）十一月，他听从刘整的建议，“诏征诸路兵，命阿珠（术）与（刘）整经略襄阳”。咸淳四年（1268）六月，阿术又向忽必烈请求增调汉族军队，声称“所领者蒙古军，若遇山水寨栅，非汉军不可，宜令史枢率汉军协力征进”，并得到许可。咸淳五年（1269）正月，蒙古再次“括诸路兵以益襄阳”。除去各处守垒的兵将，阿术和刘整部下的机动部队就有五万之众。见《元史》卷161《刘整传》：“（至元五年）九月，偕都元帅阿术督诸军围襄阳，城鹿门堡及白河口，为攻取计。率兵五万，钞略沿江诸郡，皆婴城避其锐，俘人民八万。”至元九年（1272）正月，“河南省请益兵，敕诸路签军三万”。花费的资财人力更是为数浩繁。如胡祗遹所称：“我军围襄樊六年于兹，戈甲器刃所费若干，粮斛俸禄所费若干，士卒沦亡若干，行赍居送人牛车具飞挽损折若干，以国家每岁经费计之，襄樊殆居其半。”
在集中兵力围攻襄樊的同时，忽必烈又分派诸将率领偏师在两淮、京湖和四川多个方向发起佯攻，以分散和牵制南宋各地的军队，使其难以抽调兵马支援襄樊。如《元史》卷7《世祖纪四》所载，至元八年（1271），“五月乙丑，以东道兵围守襄阳，命赛典赤、郑鼎提兵，水陆并进，以趋嘉定，汪良臣、彭天祥出重庆，札剌不花出泸州，曲立吉思出汝州，以牵制之”，亦取得一些战果，“所至顺流纵筏，断浮桥，获将卒、战舰甚众”。
（三）大造战船、兴练水军
襄阳被围之后，南宋多次组织援军输送物资，和蒙军发生激战，但是很少获得成功。仅在咸淳五年（1269），宋将夏贵率水师“乘春水涨，轻兵部粮至襄阳城下，惧蒙古军掩袭，与吕文焕交语而还。及秋，大霖雨，汉水溢，贵分遣舟师出没东岸林谷间”。因为襄樊地区水网交织，蒙军的骑兵、步兵优势得不到发挥，据张弘范所言：“曩者，夏贵乘江涨送衣粮入城，我师坐视，无御之者。”这充分暴露了他们在水战方面的劣势。
咸淳六年（1270）三月，阿术与刘整计议，认为必须建设一支强大的水军，来抵消南宋仅有的军事优势。两人上奏朝廷道：“我精兵突骑，所当者破，惟水战不如宋耳。夺彼所长，造战舰，习水军，则事济矣。”此计得到忽必烈的批准：“乘驿以闻，制可。既还，造船五千艘，日练水军，虽雨不能出，亦画地为船而习之，得练卒七万。”这一举措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弥补了蒙军的固有缺陷，随后与宋朝水军作战时连连获胜，使襄阳战局发生了变化。
如咸淳七年（1271）六月，宋将“范文虎将卫卒及两淮舟师十万进至鹿门。时汉水溢，阿珠（术）夹汉东、西为阵，别令一军趣会丹滩，击其前锋。诸将顺流鼓噪，文虎军逆战，不利，弃旗鼓，乘夜遁去。蒙古俘其军，获战船、甲仗不可胜计”。此后宋朝水师再不敢逆汉水来攻，只是在咸淳八年（1272）派遣襄、郢、山西民兵三千人在勇将张贵、张顺率领下乘舟突围至襄阳，送去紧缺的盐、衣等物资，但是在返回时受到蒙军水军阻击：“阿术与元帅刘整分泊战船以待，燃薪照江，两岸如昼，阿术追战至柜门关，擒（张）贵，余众尽死。”
（四）断浮桥以绝襄、樊之联络
蒙军虽然以重兵长期围困襄阳，隔绝其后方的供应，却未能迫使守军投降。
《元史》卷128《阿里海牙传》曰：“然城中粮储多，围之五年，终不下。……阿里海牙以为襄阳之有樊城，犹齿之有唇也，宜先攻樊城，樊城下，则襄阳可不攻而得。乃入奏。”获得批准后，蒙军乃于咸淳八年初开始对汉水以北的樊城发动猛攻。三月甲戌，“蒙古都元帅阿术、汉军都元帅刘整、阿里海牙督本军破樊城外郛，斩首二千级，生擒将领十六人，增筑重围守之”。
而南宋的樊城主将牛富又坚守内城达数月之久。宋军原先在汉水中树立木桩，用铁链连锁以架设浮桥，周围还有战船保护，借此作为联系襄阳、樊城的交通孔道，危急时可以通过浮桥来支援。元将张弘范向阿术建议先毁浮桥，再攻樊城，语曰：“襄、樊相为唇齿，故不可破。若截江道，断其援兵，水陆夹攻，樊必破矣。樊破则襄阳何所恃。”此计得到了主帅的赞同。
《元史》卷128《阿术传》曰：“先是，襄、樊两城，汉水出其间，宋兵植木江中，联以铁锁，中造浮梁，以通援兵，樊恃此为固。至是，阿术以机锯断木，以斧断锁，焚其桥，襄兵不能援。”在断绝了襄、樊两城的交通之后，元军向樊城发起猛攻，守军由于寡不敌众而被攻陷。“城破，（牛）富率死士百人巷战，死伤不可计，渴饮血水，转战前，遇民居烧绝街道”，直至最后牺牲。在烧绝浮桥的战斗中，蒙古的水军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元史》卷128《阿里海牙传》曰：“先是，宋兵为浮桥以通襄阳之援，阿里海牙发水军焚其桥，襄援不至，城乃拔。”
（五）重炮的使用
在攻取樊城和襄阳的战斗里，蒙军还使用了当时先进的攻城武器“回回炮”，又称“西域炮”。忽必烈因为襄阳久困不下，向西域诸蒙古汗国征发炮师，得到著名工匠如阿老瓦丁、亦思马因等人。
回回炮
《元史》卷203《阿老瓦丁传》曰：“阿老瓦丁，回回氏，西域木发里人也。至元八年，世祖遣使征炮匠于宗王阿不哥，王以阿老瓦丁、亦思马因应诏，二人举家驰驿至京师，给以官舍，首造大炮竖于五门前，帝命试之，各赐衣段。”《元史》卷203《亦思马因传》曰：“亦思马因，回回氏，西域旭烈人也。善造炮，至元八年与阿老瓦丁至京师。十年，从国兵攻襄阳未下，亦思马因相地势，置炮于城东南隅，（弹）重一百五十斤，机发，声震天地，所击无不摧陷，入地七尺。”
“回回炮”在进攻樊城时功效显著。《元史》卷166《隋世昌传》曰：“（至元）九年，败宋兵于鹿门山。元帅刘整筑新门，使世昌总其役。樊城出兵来争，且拒且筑，不终夜而就。整授军二百，令世昌立炮帘于樊城栏马墙外，夜大雪，城中矢石如雨，军校多死伤，达旦而炮帘立。宋人列舰江上，世昌乘风纵火，烧其船百余。樊城出兵鏖战栏马墙下，世昌流血满甲，勇气愈壮，而樊城竟破，襄阳亦下。”一般认为“回回炮”是石炮，即抛石机，但是《元史》卷161《刘整传》曰：“时围襄阳已五年，整计樊、襄唇齿也，宜先攻樊城。樊城人以栅蔽城，斩木列置江中，贯以铁索。整言于丞相伯颜，令善水者断木沉索，督战舰趋城下，以回回炮击之，而焚其栅。”炮弹会使木栅燃烧，周宝珠据此认为可能亦有火炮。总之，炮兵的运用对于蒙军最后攻陷襄、樊两城，是发挥了一定作用的。
咸淳九年（1273）二月，樊城攻破之后，蒙军“移其攻具以向襄阳。一炮中其谯楼，声如雷霆，震城中。城中汹汹，诸将多逾城降者”。襄阳主将吕文焕见势穷援绝，被迫出降，经历数载的襄樊保卫战至此宣告结束。蒙古攻占襄阳之后，因为耗费甚巨，元气大伤，亦无力继续南征。
经过了一年多的恢复准备，咸淳十年（1274）六月，忽必烈以南宋扣留元使郝经为借口，下令南征。“诏益兵十万，（阿术）与丞相伯颜、参政阿里海牙等同伐宋。”其主力部队就是由丞相伯颜统率，从襄阳沿汉水而下，攻郢州、鄂州，再顺长江直取建康的。沿途攻战势如破竹，连败宋朝水师、步兵，在德祐二年（1276）二月进入临安，俘宋恭帝，结束了南宋自建炎以来的偏安局面。
襄阳占有地利，城高池深，兵器粮饷储备充足，守军不乏抗击的决心，所以能够浴血奋战，抵御强敌达数年之久。但是，南宋统治者昏聩，对战役的指挥部署屡次犯下严重错误。关于这个问题，前人多有论及。毋庸赘言。
蒙古灭宋战争中的围攻襄樊之役，前后历时六年，耗费了巨额的财赋和人力，才攻陷了这座号称“京湖之首”“天下之脊”的枢纽要地，打开了进军江南的大门。此后，蒙军“乘破竹之势，席卷三吴”，顺利地实现了预期的战略计划。襄阳对于江南政权的屏蔽作用，在这次战争中表现得可谓淋漓尽致。正如顾祖禹所言：“观宋之末造，孟拱复襄阳于破亡之余，犹足以抗衡强敌。及其一失，而宋祚随之。即谓东南以襄阳存，以襄阳亡，亦无不可也。”
（文中图片部分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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