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白宫或国务院的重要政治人物退休后，都会出版个人性质的回忆录或其他国际情势著作。
比如克林顿的《我的生活》、小布什的《抉择时刻》、奥巴马的《应许之地》等。
不止是总统会出书，国务卿、副国务卿、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等大咖都会写。
一方面是因为美国官员的退休金不算高，总统就20多万美元，远不能支撑其庞大的开销。
而一本畅销书的版权费动辄上千万美元，非常可观。
另一方面呢，暂时下野的美国政治人物在东山再起前的蛰伏期里，往往会受聘于一些智库机构。
既然还有政治上的“想法”，自然需要通过出书、上节目来延续自己的影响力。
为个人以及受聘的智库公司刷存在感。
由于这类书的题目和作者名头十分唬人，使得部分朋友会将其视为“权威著作”“代表美国官方立场的著作”等等。
其实并不是这样的——中美毕竟国情不同。
抛开基辛格《大外交》那种宏观叙述的风格不谈，当非现任美国政客针对国际问题发表意见时，只能代表其个人看法。
可信度与预测准确率是不高的。
为什么呢？
因为对任何政权来说，一项具体决策的做出都强烈依赖着情报系统。
当然，此处的“情报系统”是广义的。
间谍、侦听、卫星、外交、专线以及各种官方决策咨询机构的建议通通囊括在内。
无论多么厉害的战略家、多么高明的国际情势分析大师，一旦缺乏了这套情报系统的信息支撑，功力都会大打折扣。
比市面上抛头露脸的那些媒体分析人员强不了太多。
相对来说，宏观一点的国际形势问题还算是容易的。
如果拿一个纯粹的军事事件出来做分析或者预测，情报信息在决策中占的比例会更高。
因此，美军那些几星上将退役后写的文章，大家看看就好。
既然情报是做出决策的关键支撑，那么是不是只要广布间谍卫星，综合各种信息分析便可以高枕无忧了呢？
现实情况远没有那么简单。
有了情报只是决策的第一步，还有一步更关键的——鉴定情报的真伪。
通常情况下，重大决策需要将多个不同渠道来源的情报进行互相验证，才能支撑判断。
回顾历史，即使是大国之间，发生战略误判也属家常便饭。
接下来以朝鲜战争的爆发做一个案例，来聊情报与决策的故事。
李承晚比金日成大了近四十岁，不过二人可谓是一拍即合，都是愤青
1950年6月~10月，朝鲜战争的两大阵营之间至少发生了以下两次重大误判：
1、苏联和金日成误判美国不会大规模出兵；
2、美国误判中国不会大规模出兵。
先谈第一个。
整个1949年下半年，“三八线”附近一直处于零星的交火中。
由于中苏两国的约束，金日成并没有轻举妄动。
事情的转折发生在1950年3月，就在毛泽东刚刚访苏回国后的半个月，金日成去莫斯科与斯大林密谈。
此次密谈斯大林与金日成达成了共识：
采用“闪电战”迅速拿下南朝鲜，赌美国人不救。
我们抛开斯大林做局拖中国下水这种阴谋论不谈，按照正常的逻辑思维，斯大林与金日成做出该决策强烈依赖着一个前提——
美国不救。
地球人都知道，只要美国狠下心出兵救李承晚，朝鲜人民军不可能是美军的对手。
到时候北朝鲜能不能保住都是个问题。
那么斯大林和金日成究竟是如何得出美军不会救这一结论的呢？
站在相对成熟的斯大林一方角度，目前公开的信息点主要有以下几个：
1、据说苏联方面得到了情报（事后证明不准）；
2、金日成向斯大林保证美国不会参与，因为南方有二十万朝鲜地下党准备起义，进攻将在三天内取得决定性胜利，想救也来不及；
3、美国在1950年初宣布的“防御圈”不包括朝鲜半岛和台湾；
4、朝鲜与中苏接壤，有着先天地利优势，美国会有所顾忌。
综合看下来似乎挺有道理的。
要知道1950年美国陆军只有不到一百万人，而苏联五百多万，中国五百多万。
可尽管如此，美国决策层还是选择了打。
这一打不要紧，朝鲜人民军全线崩溃。
战前年轻气盛的金日成在中国领导人面前一拍胸脯，扬长而去，临走前留下一句话：
“不用你们帮忙，我所要的一切斯大林同志都给我了。”
可没过几个月，再次致信时已是完全不同的画风：
“目前战况极端严重，只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是难以克服此危机的。因此我们不得不请求您给予我们特别的援助……”
下面谈第二个误判。
美国大军仁川登陆后，中方通过诸多公开和秘密渠道向美国传递消息，警告美军不得越过三八线。
公开渠道就不必多说了。
中国几乎每天都通过广播警告美国：
如果跨过三八线，中国就会出兵。
为了表明严正立场，时任代总参谋长的聂荣臻还和总理周恩来联合发出讯号——

“若联合国军越过38度线侵入北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中立政策可能改变。”
秘密渠道方面，周恩来找到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传话。
请印度政府出面转告美国：
若美军越过三八线，则“我们要出兵”。
那么美国是完全不重视中国的立场吗？
当然不是。
中国的背后是苏联，中苏刚刚签下准军事同盟条约，这一点美方当然清楚。
具体到陆战层面，真打起来美军不一定是苏联的对手，毕竟兵力悬殊。
而即使苏联不直接出兵，采取中方出部队苏联出装备的模式，也足够美军喝一壶的。
正因如此，朝鲜战争初期美国一直在多方搜集中苏两国的信息，包括各种兵力部署调配等。
按照今天披露的资料看，当时美国人的预案为：
只要中苏果断出兵，美军将退回三八线以南。
可结果呢？
仁川登陆是9月15日，韩军越过三八线是10月1日，美军越过三八线是10月7日。
整整一个月，中苏两国迟迟没有实质性动静，有的只是一封又一封声明。
按说在如此重大的军事行动之前，作为同盟的一方需要提前拟定好详细的应对预案。
Plan A，Plan B，Plan C.
或许是沟通的原因，亦或许是其他各种问题，苏联这个老大哥当的很不称职，准备工作极其仓促。
经过一番情报搜集后，美国人判断中苏只是虚张声势，并不会出兵。
于是在10月15日的“威克岛会面”中，麦克阿瑟向杜鲁门保证：
“中国和苏联出兵干预的可能性非常小。中国在东北有三十万军队，只有五六万人可以渡江作战。如果中国人试图推进到平壤，他们一定会遭到人类历史上最惨重的伤亡”。
朝鲜战争是新中国与美国的第一次重大交锋。
尽管事前双方都发出过讯号、都做了情报信息搜集，但毕竟是头一回打交道。
中美对彼此的套路都不熟悉，且缺乏直接沟通管道，最终导致了严重的误判。
时间来到1965年，这次发生战事的地点变成了中南半岛上的越南。
年初，约翰逊总统拍板大举增兵，准备大干一场，彻底剿灭越共。
中国方面则又一次发出警告——“决不会坐视美军地面部队越过17度线”。
中南半岛的17度线和朝鲜半岛的38线类似，是1954年法越停火后中方替越南在日内瓦会议上谈出的南北越分界线。
一回生，二回熟。
越南战争中双方的底线摆的十分清楚。
整个越战期间，美国执行“南打北炸”的策略，地面部队始终没有越过17度线。
某种程度上看，算是双方风险管控的成功案例。
而对越南战场风险管控的成功，客观上也为中美关系正常化提供了较好的前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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