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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财权与事权的运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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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财权与事权的运作体系
这几年最流行一句话“下一盘大棋”,只要出现了什么难以理解的东西,又不能说这是错的,就有人想出各种奇怪的逻辑,再冠以“下一盘大棋”。
就在几个月前,我还看到“防疫大棋论”,说某市政府在下一盘大棋,外松内紧,防御病毒于无形防线,歼灭病毒于无形包围圈,现在也不知道这盘棋下到哪一步了……
“大棋论”的背后,是因为大部分读者没有政府部门工作经验,甚至缺乏大型企业工作的经验,对于大型组织有一种天然的敬畏。
在“江湖之远”的想象中,“庙堂之上”应该是这样的:
  • 高层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憋各种大招,而且从不告诉别人为什么这么做,类似《三体》中的“面壁计划”;
  • 所有决定都有严密的计划,对未来的变化都有应对,就算出现了没有料到的事,也会立刻想出应对之策;
  • 命令从发出到执行几乎不需要时间,几乎没有理解偏差,也没有一个人有自己的想法;
  • 如果最后发现做错了,都是下面执行者的问题,要么是腐败,要么是思想意识的问题,甚至不排斥境外势力渗透;
“大棋论”的背后,是一个普遍的想法:上面掌握的信息比我们多,应该有自己的道理,只是不方便告诉我们。
但是非常遗憾,这样的组织只存在于武侠小说中,我们接触的真实的政府,本质上都是一个官僚体系的组织,由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组成,我们任何一个人都有机会成为其中一员——请注意,官僚体系是一个中性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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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权与财权
在日常语境中,官僚是一个贬义词,但在行政管理的角度,官僚体系才是大型组织的常态,它通常由大量技术官员组成,看一看每年的公务员考试的要求与录取率,就明白了,每一个人都是相应“条线”上的专业人才。
官僚体系非常重要,它上接决策者(这些决策者也是从官僚体系中选拔出来的),下接企业和普通百姓,是这个国家实际上的管理者。
官僚体系不是铁板一块,而是由不同的利益主体组成,比如中央和地方,比如“条”(垂直管理部门)和“块”(地方)。
每一个利益主体都有两项权力:
一为“事权”:决定做什么事、怎么做事的权力
二为“财权”:决定钱从哪里来、花在哪里的权力
简单说,做事就要花钱,花了钱就要出成果,这两大职责,事权是目的,财权是手段,事权是利益主体存在的意义,财权是存在的前提,两者缺一不可。
以央地关系中的乡镇为例,我国大量的工作都由乡镇这一级完成,特别是城市化之前,乡镇人口占比远超现在。改革开放之初,各级财政都没钱,为了激励地方政府把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中央开始实行“放水养鱼”的“财政包干制”制度,就是各级财政每年只要上交约定的税收后,剩余的都归地方统筹,多收多得。
这一体制下,各地乡镇开始大搞乡镇企业,特别是容易上马的轻工业,当时还是物资紧缺状态,只要有产品,就不愁销路。乡镇企业就意味着财税交完国家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还能解决就业,农民离土不离乡。
这也是中国乡镇最有活力的几年,特别是江浙一带,今天很多上市公司前身都是乡镇企业。
但这带来了一些问题,比如重复建设问题,比如地方保护主义的问题,其中最严重的是上缴中央财政不足,弱化了中央调控能力。
所以从1994年后,“包干制”变成了“分税制”,即地方与中央分税并向中央倾斜。
由于当时最大的税源增值税大部分都属国税,乡镇企业对于乡镇的意义就小了,亏损还会拖累地方经济,地方上就把注意力转移到农业税、营业税这一类完全归地方的税源上。
营业税主要来源于服务业、建筑业和房地产,是典型的城市税,所以,“收农业税”就成了乡镇政府的核心工作。
农业税和各种名目的乡统筹,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很多在中西部农村长大的读者,可能都见识过乡镇干部为了收农业税,到农民家里到扒房拆瓦,以至于一位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向总理发出了“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呐喊,促成了后来的农村税费改革。
中央取消农业税后,转移支付又没有跟上,而且大多是专款专用,教育就占了一大半,中西部乡镇财政出现了严重危机,很多乡镇成为吃饭财政,乡镇建设基本处于停滞状态。
而同时,城市走出了一条“土地—金融—招商—财政”四位一体的发展道路,市政建设完备,大批农民进城,通过乡镇消亡的方式完成“城市化”。
乡镇的兴亡史,就是一个组织中的利益主体,关于“事权”和“财权”的争夺史,官僚体系中存在不同的利益主体,存在复杂博弈的关系,个个都需要在各种政策中找到自己存活的方法,并实现基本的管理功能,否则就会消亡。
官僚体系的各种行为,包括你看不懂的“大棋”,都是围绕“财权”与“事权”展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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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竞争
官僚体系有两大特点,第一就是内部竞争。
张五常的《中国的经济制度》一书中认为,中国经济奇迹根本原因在于县域之间的竞争。
古往今来,任何官僚体系,最核心的激励机构都是“升迁”,变化的是官员考核的内容,在确立“经济建设为中心”后,竞争的重点就一直是招商引资,把经济搞上去,并由此创造出“土地—金融—招商—财政”四位一体的发展道路。
通过经营土地,扩大“财权”,来获取预算外收入,通过市政建设,招商引资,发展工业,积累政绩与升迁的资本,这就是“事权”与“财权”的相互促进。
之所以张五常认为县域竞争是中国经济奇迹的原因,是因为官僚体系激励机制的特点是“对上不对下”,升迁只需要上级认可,就很容易漠视民生,而经济建设毕竟是与民生最相关的,所以,以经济为核心的考核,相对改革开放前“政治挂帅”的考核,对老百姓显然更有利。
但围绕经济建设的县域竞争也有其弊端,曾子说:“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以利为利的政府,会造成缺少工业化的城市化,地方政府的竞争,加剧了东西部发展失衡,城市陷入“内卷”,需要中央的协调。
这就是官僚体系的另一大特点:统一领导,集中力量办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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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力量办大事
都知道我们体制的优势是“统一领导,集中力量办大事”,但具体如何“集中力量”,大部分人未必知道。
这不仅仅是一句口号,而且有一系列的方法,比如从财政角度的“财权层层上收,事权层层下放”。
前面已经说过了,事权是目的,财权是手段,两者缺一不可。但分税制后,越往基层,能够有自主分配权的钱越少,但事情并不会少,反而随着经济发展和考核目标越来越多,形成了“财权层层上收,事权层层下移”的结果。
为什么这样就能加强统一领导,集中精力办大事呢?财政比较抽象,我打个生活中的比方:
你让钟点工做菜,每个月给她固定的菜金,怎么买怎么做,由她安排,这就是“财权事权全部下放”;如果你完全是自己买菜,钟点工只负责做菜,那就是“财权事权全部上移”;但如果你让钟点工买菜做菜,每顿买什么,多少价格买,怎么做,都由你来决定,她每一笔都要跟你报账,那就是“财权上收,事权下放”。
最能体现“财权上收,事权下放”这一特点的是依赖转移支持的中西部地区,能自主花的钱是很少的,大部分都是专款专用,该用于水利的钱,不能用于景观改造,该用于教育的钱,不能用于盖办公楼,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中央政策的落实。
但这也带来一些问题:专款专用全国一盘棋,导致地方上无法“因地制宜”;暂时花不了的钱躺在账上,急着花钱的地方又没有钱,而且审批程序繁杂,很多需要“跑步前进”,反而造成浪费。
分税制后,总体趋势是中央的控制能力不断强化,如果未来土地财政无法为继,地方的活力将会进一步下降。
“内部竞争”和“集中力量办大事”都有各自的问题,而政策就是平衡的艺术。当中央觉得经济缺乏活力时,就会给地方上放松一些“财权”;一旦中央认为经济过热失控,或者要出其他社会问题,就要收回一些“财权”。
分析完这些官僚体系最本质的特点,我们就可以看一看,为什么这个看似完美的体系,也有失控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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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规矩办事
几个人一起做一件事,任何一个人说一句,所有人都能立刻听见,应变能力是最强的,也最可能出现“下一盘大棋”的玩法,只要几个人心照不宣,就能瞒天过海。
从管理学的角度看,一个人能管理的下属数量是有限的,超过这个数量,就要增加管理的层次,所以,管理人数越多,体系越复杂。
中国历史上的政权只到县一级,县以下都是乡绅自治,现在已经到了村(居委会)这一层次,如果把这个体系比喻成一个人,你朝它的屁股上踢一脚,可能几天脑袋才觉得疼。
所以组织越大,越不能靠计谋管理,更不能“下一盘大棋”,而是要依赖流程、计划、惯例、规矩等成文或不成文的路径,并尽可能让执行的内容更简单直接,理解上不出偏差,尽量避免“既要……又要……”。
好在政府处理的事务99%有惯例可循,所以政府一旦认真起来,效率都会出奇的高。
换言之,一旦出现了那1%之前没有出现过的事务,那就很容易出问题。所以在官僚体系内,任何创新都有可能引发灾难的后果,当没有惯例可循时,每一个参与的利益主体,都会从现成的条文和惯例中,寻找符合自身的利益或安全的方法,最后导致问题越来越不可思议,在外人看来,就是上面在“下一盘大棋”。
但变革的时代,每年都有新情况,在实践中,官僚体系是如何解决这1%的问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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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田
官僚组织应对变革的方法,就是划定一小块区域,搞新方法实验,成功了,就总结经验,向更大的范围推广,万一失败了,也不影响大局。
而对于地方而言,这个“试验田”通常带来更多的“事权”或“财权”,所以,各种试点从来就是地域竞争的重点。
这个应对变局的方法,通常很有效,也是官僚组织生存下来的必须条件,所以说,“内部竞争”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矛盾统一,不仅仅适用于搞经济,更适用于政策上的创新。
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中,论述“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时说:
“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中央的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必须有全国的统一计划和统一纪律,破坏这种必要的统一,是不允许的。同时,又必须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各地都要有适合当地情况的特殊。”
“我们要提倡同地方商量办事的作风。党中央办事,总是同地方商量,不同地方商量从来不冒下命令。” 
前一段是央地关系的原则,后一段是央地关系的方法,这些原则和方法,至今都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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