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外循环到内外双循环，是当下中国的时代主题。东亚的集体主义文化天然适配大规模资源调动和组织生产。就像乒乓球一样，发源于英国，发扬于中国，工业文明起源欧洲，最后在亚洲找到了繁荣之道。全球化分工是市场选择的结果，去哪里生产又去哪里消费的背后是制度，文化，人口，和历史阶段的共同作用。
有些国家体系天然有利于生产，而压抑消费；有些国家体系天然激发消费，而弱于生产；也有两者皆贫瘠的；而两者皆强，并且和谐共处互相促进的，实属非常难得和稀有。内外双循环，就是要走那条难而正确的路。
生产者只能集体完成使命，消费者从来都是个人主义。外需和内需的齐头并进，其实是要完成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无缝融合。个人主义搞不好生产，因为行为的自由随性和各自为政是组织生产的大敌；集体主义也搞不好消费，因为整齐划一的秩序性和管制分配是消费欲望的噩梦。
内外双循环，不是简单的外贸转内销，国产替代，消费升级，和产业升级，而是一系列的平衡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制度性安排。
#1. 1994 年的分税制改革使得地方政府重视生产和投资，意外促成地方政府的企业化。
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更像是一种“经济联邦制”，因此财政收入里的一部分不是税，而是租。地方政府对于企业起到了总部式服务的作用，地方官员则是一种另类企业家。1994 年企业增值税改革后，因为增值税在生产环节征收，所以地方政府更加关心企业所在地而不是消费者所在地，导致了地方重视制造生产而轻视民生消费。
1998 年福利分房停止和征地制度确定，2001 年企业所得税改革，于是轰轰烈烈的土地金融和土地财政正式登上历史舞台。一方面各地低价补贴工业用地招商引资，推动制造业发展和劳动力人口净流入；另一方面，人口集聚起来，城市的住宅用地供不应求价格飙升，住宅用地的财政收入不断上涨。从此地方政府开始在工业化和城市化之间实施起“交叉补贴”的双轮驱动模式。
过去 30 多年的中国经济奇迹本质上是县级政府的竞争结果，各级政府扮演着当地“经济中台”的角色，但郡县制的宿命一定是产能过剩，因为官员的任用周期，与企业的生命周期，市场的供需周期之间不能完全协调匹配，加之官员的晋升在某种程度上是零和博弈，无法对市场做出及时的正和调整。这种“内卷化趋势”需要通过战略性中央政府来宏观调控，而如何消化如此庞大的产能成为了政策的重中之重。
#2. 中国的“体制内市场”本质上是一套经济动员机制，和 WTO 提供的全球化市场完美匹配。
中国的经济运行体制脱胎于长期战争和备战的历史，国家最终从政治动员形式转型为经济动员形式。各国的社会秩序都是其历史的独特产物，不存在普世规律，美国是“市场内国家”，中国是“体制内市场”。
美国以超发美元为基础的贸易赤字，财政赤字，消费赤字向国际输出的超常购买力，刚好被中国的超强产能扩张完美消化掉了。因为中国的劳动力人口红利意味着“输出通缩”，所以整个西方央行的印钞行为并没有导致明显的通胀。
所以，什么是外循环？外循环是美国的天量债务和中国的过剩产能的双向永动机，无意间中美两国形成了战略配对，郡县制和联邦制之间的竞合关系由此确立。
虽同为东亚国家，日本和韩国的政府帮助建立能够在国际舞台上竞争的国家冠军产业，中小微企业主要集中于国内市场。中国的国家冠军企业主要是大型的央国企，全球竞争力则来自于数百万中小型外贸企业。日韩是“大主外，中小主内”，中国是“大主内，中小主外”。在中国由于用汇和创汇的两拨人来自不同体系，对于外需的理解也会不太一样。
#3. 消费需求和消费潜力与自由选择和市场经济互为因果，“内需”其实是一种制度。
过去中央政府一直倡导的从生产投资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逐步转型，其实就是想扭转地方政府过去重生产，重投资的倾向，转向重民生，重消费。所以，内需的构建，内循环的打造，跟服务型政府的转型是一脉相承的。
工业化时代建立起来的训练，培养出来的气质和生活态度，与理想的消费者社会相差甚远。消费者需要的是即时满足，多元的自由选择，短暂但愉悦的吸引力，不可预知和不确定性是激发“稍纵即逝消费需求”的魔法药水。消费需求被唤起，被助长，但永远无法被完全满足，消费者活在一个传送带和下一个传送带之间。个人主义和个性化需求是消费者的最大特征，内需呼唤的是高频的尝试满足，而不是低频的恒定满足。
秩序，管制，整齐划一，都会让消费需求自我湮灭。市场经济的根本优势不是决策优势，而是试错精进优势，这跟培育消费者社会的“千变万化的内需市场”是完美匹配的。
内循环的基础设施和要素市场都是国有化的，任何扼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消费欲望和消费动力的行为，都会导致央国企的营收增长“不能更进一步”，这也是一种变相的国有资产流失。
#4. 消费能力来自于个人的合理负债水平，这意味着要“抵押未来的收入”，高质量的就业是根本。
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伟大的梦想。那什么是富裕，怎么定义富裕？在一个由债务驱动的现代化世界，个人的富裕程度跟其合理的负债水平相关，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种合理债务的抵押物是“未来的收入”。富裕，即长周期的，稳定的，高质量的就业。
土地金融化的本质是工资的资本化，把未来更优质的工作回报贴现到当下，推高了房价产生了更多的土地财政，而这些财政通过转移支付继续支持优质的产业和工作机会，于是这个良性循环就可以无限下去。
没有好的产业和营商环境，就没有好的工作机会，没有好的工作回报，工资资本化的预期就会被打破，居民的资产负债表开始全面衰退，从而中断过去几十年城市化的良性循环。这个时候，任何货币政策对于消失的借款人都是无能为力的，货币创造买不来社会的繁荣。
于是，政府的责任在于当挑战尚未成为咄咄逼人的事实之前，预料到某一行业所注定会受到的冲击，成功而又稳妥地疏导那一行业的从业者转向其他朝阳行业。这需要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共同配合，缺少任何一方都会阻碍长周期，稳定的，高质量的就业。
好就业即富裕，富裕即购买力，购买力即内循环的质量。
#5. 从“比较优势劳动力”到“合格消费者”，从“人口红利”到“审美红利”，是从外循环切换到内循环的核心。
在一个生产者社会，人口红利意味着大量“集体议价欠佳”的适龄劳动力，通过比较优势参与到全球化分工中去。在一个消费者社会，合格消费者的定义是“通过信贷消费的欲望压倒了对破产恐惧的消费者”，由稳定优质的工作岗位作为背后的隐性担保。
供给“比较优势劳动力”的教育体系，民间风气和舆论，吸纳就业的产业分布，和社会治理机制，与供给“合格消费者”的是完全不同的。这个切换过程中，沿用过去生产“比较优势劳动力”的模式容易产生大量“不合格消费者”，从而让内循环的从容启动陷入困难。“有缺陷的消费者”来自于个性化审美能力的失调，这是被长期汲取剩余劳动力后的集体无意识的结果。
美国超强购买力的背后是美元的国际化，债务由全世界分摊。中国内循环的超强购买力如何防止赤字化，一方面需要人民币国际化，一方面需要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份额。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在经济上是通胀的，如何让实际购买力的增长率超过通胀率，唯有建立“审美红利型”社会，即涌现出大量多样的，多元的，个性化的，和浪漫主义的合格消费者。发现并鼓励创新者从事创造性工作是经济发展的唯一出路。
形成外循环的路径依赖，不一定适用于内外双循环。如何在一个大一统文化的单一市场内，分化出不同层次的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鼓励生产的同时也鼓励消费，一边教导人民的组织性另一边也乐见人民的自由性。生产主义和消费主义在中国的珠联璧合，可能是未来 30 年最大的改革红利和历史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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