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聊一下《影响力》这本书里的一个很牛逼的观点：跟一贯的稀缺比起来，一种本来有后来没有了的东西，会让人更想要。
所以，很多社会学家观察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巨变往往爆发在自由失去之后，而不是在没有自由之时。
这一观点最重要的支持者詹姆斯·戴维斯（James Davies）曾指出，一个国家在经济和社会条件改善后，要是在短期内出现剧烈逆转，最有可能爆发革命。而且，最容易起义的，不是那些传统上最受压迫的底层人民——这些人已经把自己的贫困潦倒看成社会的自然秩序了。
相反，走上革命道路的，往往是至少品尝过了更美好生活的人。他们经历并习以为常的经济和社会进步突然之间可望而不可求了，于是他们对进步产生了更为迫切的渴望，甚至不惜采取暴力来保护既得的进步。
例如，很少有人知道，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移民们的生活标准在西方世界是最高的，纳税也最低。据历史学家托马斯·弗莱明的说法，要不是英国人想通过加税从这种普遍繁荣里分上一杯羹，北美移民根本不会造反。
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城市的种族冲突，是一个我们许多人仍能回想起来的好例子。当时经常能听到人们问：“这种事情为什么出现在这当口呢？”在美国300多年的历史里，黑人大部分时间都饱受奴役，生活贫困潦倒，可他们却选择在社会最为进步的60年代发出了反抗的怒吼。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20年给黑人群体带来了巨大的政治和社会利益。1940年，美国黑人在住房、交通和教育领域还都受着严格的法律限制，而且就算教育程度相同，黑人家庭的平均收入也只占白人家庭的一半多一点。
15年后，情况则有了很大的改观：联邦已经立法废除了学校、居民区、公共场合和工作环境下的正式及非正式种族隔离；经济状况也有了很大的改善——黑人家庭的收入已经提高到同等教育程度的白人家庭的56%～80%。
还有一种形式的倒退出现在黑人民众的经济状况上。1962年，黑人家庭的平均收入下滑至同等教育程度的白人家庭的74%。按戴维斯的说法，本来，74%这个数字代表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长期发展的结果，可在当时的黑人眼里，它意味着50年代中期兴旺繁荣后的短期倒退。
1963年爆发了伯明翰骚乱，之后又断断续续地发生了多起后继的反暴力示威，最终累积导致了瓦茨、纽瓦克和底特律的大规模反暴运动。
跟革命历来的鲜明模式一样，长期的进步一旦遭到阻碍，美国黑人的反抗情绪会比进步开始之前还要强烈。
这种模式为统治者提供了一条宝贵的经验：自由这种东西，给一点又拿走，比完全不给更危险。
倘若政府想要从政治和经济上改善传统中受压迫群体的地位，问题就来了：在这么做的过程中，该群体得到了以前从来没有的自由，一旦有人想要夺走这些自由，政府就注定要付出惨痛的代价了。
到了手的自由，不经一战是没人会放弃的。
这个道理不光适用于国家政治，家庭也是一样。父母随随便便地许诺权利、设定规矩，有可能在无意之间给了孩子一些自由，之后再想夺走这些自由的话，孩子们必然会反抗不休。
有些家长只在想得起来的时候才禁止孩子正餐后吃零食，于是孩子觉得吃些零食是理所当然的。这时，再想定规矩不让他们吃，事情可就棘手、麻烦多了，因为孩子并非少了一种从来没享受过的权利，而是丧失了一种既得的权利。
正如我们在政治自由以及巧克力饼干的例子中所见的那样，跟一贯的稀缺比起来，一样本来有后来没有了的东西，会叫人更想要。既然如此，以下研究结果也就没什么好奇怪的了：管教前后不一的父母，最容易教出反叛心强的孩子。
这种情况同样出现在企业的管理中，比如，有些福利，如果一开始就没有，大家也没什么意见，也不会影响到员工的积极性和对企业的观感，但如果这些福利原先是有的，后来因为某种原因被砍了，那么必将会引起员工极大的反弹。

我们有句老话叫，升斗米恩，降米斗仇，意思也是相近的。如果你在危难的时候给人很小的帮助，人家会感激你；如果你持续这样下去，突然某次因为什么原因没有帮忙了，对方就会记恨你，并且记恨一辈子。这是因为对方把你的接济当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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