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老C
全国的民意和上海的民意不一致，这也许是今天上海抗疫如此艰难的原因所在。
1、
香港这一轮Omicron疫情，已经进入尾声，社会逐渐恢复正常。香港这轮疫情，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参考对象。一个人口密集，之前没受到过前几轮疫情的严重冲击的城市，在Omicron疫情面前，会面临什么样的处境。
香港这一波疫情，也就2个月左右。第一个死亡案例是2月初，到现在2个月多一点。整个香港应该70%以上的人口都感染过病毒。港大在3月22日估算就已经有440万实际感染人数了。
香港的防疫措施，所谓的减少社交接触，自愿居家隔离，在Omicron面前，基本没太大用，避免不了全民感染。居家隔离的作用，是减少对医疗系统的冲击。
香港社会崩溃了吗？没有，2个多月后，已经基本恢复正常。付出了8000多条生命的代价，当然，大多数是老人。
放开意味着什么？香港的案例已经比较清楚的告诉了我们。全民感染，总人口大概千分之一的死亡率。（日本、韩国、新加坡更低，万分之二三）但是，社会没有崩溃，2-3个月后，能恢复正常。
防疫方针这件事，科学上其实已经比较清晰了。放开会面临什么样的情况，不同疫苗接种人群的死亡率会如何都有可参考的数据。Omicron对整体社会的影响，远大于流感。但对打过三针疫苗的个体来说，感染了也不需要恐慌，没啥了不起的。科学上最大的不确定性就是今年下半年会不会有新的更厉害的变种。
剩下的，其实就是政治问题。
2、
今天的上海，面临非常严峻的挑战。上海市民的境遇很糟糕。
我在上海认识的人，基本上压倒性的认为，应该放开，学习香港模式，几乎没什么例外。当然，我没有更广泛的信息来源，但我相信，上海市民中，认为应该放开，学习香港模式的比例，远远大于全国平均水平。
为什么会这样？很好理解。因为上海市民，目前承受着巨大的痛苦，这种痛苦程度，大概率大于香港市民在2-3月份承受的痛苦程度。
如果香港市民在2-3月份的平均痛苦程度是5，也许上海市民的平均痛苦程度是10。
在10和5之间选择，上海市民肯定羡慕香港，希望走香港模式，毕竟10级痛苦大于5级。
在这个情况下，上海市民期望放开，学习香港，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然而，真实世界比这个更复杂。
我住在北京，昨天周末出去玩，堵车堵得一塌糊涂。今天去公园跑步，莺歌燕舞，人山人海。
北京市民目前的痛苦程度，也许是1。绝大部分市民的生活，没有受到太大影响。
如果在北京做个调查，我相信，绝大部分的北京市民，不希望像香港那样，来一波群体感染。在1和5之间选择，北京市民肯定选1。
如果问深圳市民，估计大部分也不愿意学香港来一轮。大部分深圳市民也许会觉得：好不容易动态清零成功了，严防死守住了香港的外溢，为什么要前功尽弃来一轮群体感染？
广州目前封了一部分，但我相信广州市民现在也不愿意学香港。
那么，问题来了，动态清零和开放这个决策制定时，是参考上海市民的民意为主，还是参考北京深圳广州市民的民意为主？
在一个地方自治的联邦制国家，如果法律规定这个决策是地方政府做，那么，估计主要参考的就是上海市民的民意。
但中国是大一统国家，是全国一盘棋。这个决策，主要参考的是全国人民的民意。在这个问题上，目前，全国的主流民意，大概率是和上海市民的主流民意不一致。
所以，上海市民希望放开，我完全可以理解。我要在上海，我也希望放开。但这个决策，是全国性的决策，不是上海自己的决策。
即使在上海，假设动态清零成功，这次总感染人数也就几十万，离群体感染很远。今年冬天，新一轮疫情来了，这次上海没事，别的城市出事了。
那时，如果再问上海市民的意思，我相信，支持放开，走香港模式的人，会比现在少得多。很多上海市民也会想，我辛辛苦苦付出巨大代价，好不容易控制了疫情，凭什么因为其他城市的失误，我也得跟着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同时，城市和乡村，在这个问题上的利益也不相同。动态清零，人口密集的城市的防疫压力更大。放开，医疗条件差的乡村，受到的损失更大。放开对大更有利，对乡村不利。站在不同的立场，就会有不同的民意。
我在WB上发起了一个调查，一共5000多人参加。其中只有16%的人支持全国都放开。40%的人支持上海和全国都不惜一切代价动态清零。
剩下44%的人认为，如果清零代价太大，上海可以作为开放共存试验区，采用类似香港的政策。上海到国内其他地方，等同于出入境，按规定集中隔离10+7天。
从全国所有阶层所有地区民意的角度，我相信，支持全国都放开的还是少数。在当前这个时间点，全国范围坚持“动态清零”的总体方针还是相对更稳的。
3、
然而，新问题又来了。
传染病防疫，需要市民的通力配合，需要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
上海抗疫，主要依靠的是上海的干部和群众。全国其他地方也就能支援一下。
如果上海的主流民意是：放开最好，应该走香港道路。那么，消极抗疫，不愿意配合，是非常正常的表现。即使上海的基层，估计也干劲儿不足。
这和20年初的武汉完全不同。20年初，几乎所有武汉人都有共同的目标，就是一定要抗疫成功，成功清零。
所以，上海的抗疫比当年的武汉，就难得多。而上海市民的消极，是很正常的。毕竟，如果只考虑上海和上海市民的利益，也许，香港模式确实比现在封城更好。
在这个情况下，决策者怎么办？
一个选择当然是放开，也可以只放上海，把上海当成放开实验区，隔离起来。我之前也写过一篇关于这个选项的文章。
另一个选择就是，极其强硬的告诉上海，放开是绝对不可能的，没有一点点可能的。
为什么要这样？
这样告知后，上海市民面对的选项，就不是在封城和香港模式，不是在痛苦程度10和5之间选择。而是，在“努力配合，快速清零”与“消极抗疫，拖拖拉拉“之间的选择。快速清零的痛苦程度是10，拖拖拉拉清零的痛苦程度会是20。
那时，上海市民，不管心里多不爽，也只能选择“努力配合”，痛苦程度为10的这个选项。
只要上海市民还存在走“香港模式”这个痛苦指数为5的幻想，就很难让每个人都配合抗疫。只有他们认识到只有“清零”一种可能，才能改变思想，更大程度的配合。
在“懦夫博弈”中，限制己方的选项，可以大幅增加博弈的胜率。
根据我以往的经验，我个人认为对上海市民来说，不要再期待“放开”和香港模式了，这个选项大概率不存在。现在也没什么别的办法，就是尽最大努力配合，尽快清零吧。
4、
民意是个很复杂的东西。不同阶级，不同地区，不同立场的人，对事物的看法大相径庭。不同群体的民意大多数情况是相互冲突的。
西方选举政治解决这种冲突的方法就是靠多数票。谁的票多，谁说了算。而人群被各种各样的议题所分裂，政治家们就想办法在各种分裂的人群中，争取更多的选票。比如穷人这个阶级，被堕胎、控枪、平权等多个议题分成不同群体。这样确保无法形成按阶级划分的统一声音。
中国社会不同群体之间，也是分裂的。对事物的看法，完全不同。
西方政治家可以把获取更多选票做为决策的核心标准，通过各种民调来获取信息，然后迎合民意。而中国的政治家的决策难度更大，能参考的东西更少。错误的决策，也无法把责任推卸给民意。
清零还是放开，这个决策非常难，选任何一个，都会引发相当规模群体的不满。而中国的国情，又没法用选举政治的手段，把决策责任推给民众。
我已经认为，中国应该学会利用互联网做民意调查，利用民意调查结果支持决策，塑造舆论。这个套路虽然是选举政治惯用的，但我们真可以借鉴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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