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感、天花、鼠疫等恶性传染病，都曾夺取很多人的生命，它们是如何被遏制？
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很多种恶性传染病，它们发展和衰败的过程，或许也能为今天提供一点启示。长文易夭，所以长话短说，一些观点属于世界首创，欢迎专业人士来杠。
流感
在过去的150年内，世界范围内共发生过6次流感大流行，分别是：1889–1890年俄国流感、1918年西班牙流感、1957年亚洲流感、1968年香港流感、1977年俄国流感以及2009年流感大流行。其中以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最为严重，感染人数超过5亿，占当时世界人口的1/4以上，死亡人数在2千万到5千万之间，高于同期的一战造成的死亡人数，而其他各次流感死亡人数均在百万量级或更少。关于西班牙流感，有以下信息值得我们关注：
第一，流感这个病本身也算古已有之，但西班牙流感如此凶猛，应当是产生了某个新的变异毒株。目前采信最多的说法是，英国主要部队和医院营地位于法国埃塔普勒，而该地被认为是西班牙流感的核心，在1917年末军医报告一种致死率高新型的疾病，而后被证实为流感。当时的医院每天需治疗成千上万因战事受伤的军人，而营地每日有十万名士兵经过，极度拥挤的营地和医院成为了病毒传播和变异的理想温床。该流感之所以被称之为西班牙流感而不是法国流感或英国流感，仅仅是因为英法战时舆论管制限制了相关报道，而临近的西班牙没有参战，所以报道未受限制，加之国王阿方索十三世染病，于是这病就成了西班牙的锅。
第二，该流感在不同的人群中造成了差异巨大的致死率。一方面，20~35岁的青壮年族群死亡率特别高；另一方面，爱斯基摩人、萨摩亚人等此前与世隔绝的族群死亡率特别高，据称萨摩亚死亡率高达25%，而爱斯基摩人甚至存在整村死绝的情况。一个贯通的解释是，老人由于经历过之前比较弱的流感，所以有了一定的免疫力，而与世隔绝的族群完全没有对流感的抵抗力，骤然接触之下就容易覆灭，正如天花之于印第安人。另一个辅助解释是，免疫力高的人群面对新的高致病性病毒的时候，容易产生细胞素风暴连带杀死自己的健康细胞组织。粗暴类比，你可以将其他流感等同于Omicron，而将西班牙流感等同于Delta，感染同族弱种的病毒可以为之后的同族强种病毒提供免疫，这正是外面一些医生将现行变种称为“最好的疫苗”的原因，也是他们在传染高峰期选择解禁的原因。Delta起源于印度，与西班牙流感在英国军营起源有类似之处，高密度感染弱种病毒的年轻人聚集，容易变异出针对年轻人的强种。
第三，西班牙流感从1920年春季起便逐渐神秘地消失，令人吃惊的是，其病株从来都没有被真正的辨认。直到今天，科学家仍然不能确认或复现当年真正杀死数千万人的病毒，这个罪魁祸首就这样凭空消失掉了。显然，该病毒的消失不是人类的功劳，因为人类当时完全处于束手无策的状态，且一战进行得如火如荼，主要大国也都顾不上全力防疫，顶多也就是带个口罩而已。我认为，最简单的解释就是，该病毒的致病性和致死率过于惊人，所以在生存竞争中败给了新的弱种病毒。病毒变异的规律就是这样，因为杀死宿主是不利于病毒生存的，所以它们大概率总是朝着传染性越来越强但致病性越来越弱的方向变异，只有在高免疫带毒群体大规模聚集的情况下，才会小概率变异出更能对抗免疫系统的强化病毒。这也与整个生物进化过程的基本规律吻合：绝大部分物种都是被处于同一个生态位的亲缘物种所灭绝；少部分物种因为栖居环境的破坏而灭绝；仅有极罕见的物种因为天敌而灭绝。
天花
关于天花，有一个惊天的谎言，那就是“天花是唯一一种被人类消灭的病毒”，世卫组织喜欢这个谎言，是因为他们可以贪天之功，大药商喜欢这个谎言，是因为他们可以卖疫苗。天花病的确从人类中消失了，但它究竟是被谁消灭，其实大为可疑，很有可能，消灭天花病的并非人类，而是天花自己的变异出来的亲戚——次天花病毒。
次天花病毒的英文叫做Alastrim或者variola minor，起源于何时已不可考，极大概率是由主天花病毒variola major变异而来。次天花与主天花具有相同的传播机制、潜伏期和发病阶段，两者区别在于，次天花的症状比主天花轻微得多，最关键的是，次天花的感染死亡率低于1%，而主天花的感染死亡率高于30%。关于天花，有以下信息值得我们关注：
第一，天花疫苗古已有之，最早产生于中国，在1688年被俄国医生带到俄国，通过战争扩散到土耳其，并进一步扩散到整个欧洲。该疫苗完全是经验主义的产物，接种方式粗暴、副作用很大，基本做法是，将痊愈患者的痂磨粉，并植入其他人的皮肤或鼻腔中，也有用分泌物的，这系列做法被统称为人痘。
虽然该方法有3%概率导致重症甚至死亡，但相比天花高达30%的死亡率，接种死亡率仍然很低，所以迅速得到了欧洲人的青睐。尽管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的两个儿子分别于 1782 年和 1783 年接种疫苗后病逝，但还是有大量欧洲人选择接种这种原始疫苗。这种方式虽然落后，但从原理上来讲，已经是标准的减毒灭活疫苗，只是当时的人们尚不能明确其原理。
第二，近代天花疫苗的革新是用牛痘替代人痘，英国医生爱德华·詹纳于1796年发现，用患过牛痘的牛的患处组织物替代天花病人的组织物，仍然能达成免疫效果，但副作用却明显更小。后来的研究表明，牛痘病毒与天花病毒是亲缘病毒，同属于痘病毒属，极有可能来自于相同的祖先，只不过前者主要宿主是牛，而后者主要宿主是人。由于表面抗原的高度相似性，人感染牛痘病毒后也能为抵抗天花病毒提供免疫力，而牛痘对人的致病性相比天花更弱，所以作为疫苗反而更加安全。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牛痘病毒搞着搞着，搞出了一种比牛痘更安全的新病毒，人们长期以为他们在接种牛痘疫苗，但其实接种的却是一种新病毒产生的疫苗。这种新病毒被直接命名为痘苗病毒（vaccinia virus），这就是现代天花疫苗，但痘苗病毒的产生完全是无意识的，它长期与牛痘混在一起，没有任何人知道它是何时以及如何产生的。有人猜测它是牛痘病毒长期培育过程中产生的变异体，也有人认为它其实是马痘的变异体，因为它与马痘病毒的基因相似性高达99.7%。是的你没看错，这里又出现了一个马痘，事实上还有猴痘，它们统统是近亲病毒，我相信还会存在羊痘、鹿痘、犀牛痘、河马痘等等等等，只不过这些病毒与人关系很小所以没有被识别而已。再次提示，致命病毒的弱化近亲是可以当作疫苗来使用的。
第三，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说法，1977年是人类最后一次自然感染天花病毒，该患者是一位索马里的厨师，自此以后，天花病就消失了，于是“人类就战胜了天花病毒”。但是，该说法具有很强的迷惑性，因为索马里这位患者感染的并不是令人闻风丧胆的主天花病毒，而是温和得多的次天花病毒。事实上，早在20世纪初期，次天花病毒因为比主天花病毒更易传播，就已经取代主天花病毒，成为了美国、英国、南非等地的主导型病毒，并大大降低了这些地方的天花感染死亡率。
来源：维基百科次天花病毒词条
网上关于次天花病毒的信息极其罕见，我相信绝大部分读者都是第一次听见这个说法，或许某些方面认为这种病毒的存在会危害他们的丰功伟绩吧，但它的客观存在是不可抹杀的。合理推断，既然在这些地方次天花可以战胜主天花，那么就说明次天花在生存竞争上占有更大的优势，假以时日，自然能在全球战胜主天花，甚至可能产生次次天花、次次次天花也未可知。我在此坦白承认，比次天花病毒毒性更弱的天花病毒纯粹只是我的猜想，但在文末，我会以生物学的基本统计数据来说明，这种猜想极大概率是成立的，这里就先卖个关子。
世卫组织不过恰好在天花病毒毒性衰退的过程中碰巧做了那么一点点事情，于是就得到了天大的功劳，这就好像我恰好在地震前跺了跺脚，于是就“引发”了地震一样。世卫组织的工作力度其实非常微弱，1966年国际天花扑灭单位正式成立，一年后世界卫生组织加大资金援助额至每年二百四十万美元，你觉得这点钱能干啥？事实上，非洲、南美、南亚的天花疫苗接种率从来都不高，远远不到普及的程度，直到1973年之前，第三世界的所有疫苗还必须由苏联和美国提供。到今天非洲的新官疫苗接种率也不过11%，难道你认为半个世纪前的天花疫苗或其他任何一种疫苗接种率更能更高？由于疫苗的匮乏和储运的艰难（高温会使疫苗失效），很多穷国无法普遍接种，只能在出现病例的周边若干公里进行重点接种，这被世卫组织称为“圈内接种”。圈内接种当然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但也并非消灭疫病的绝招，否则，在“消灭天花”成功经验的指导下，科技又发展了四十五年，世卫组织为何没能再消灭其他任何一种病毒呢？
我并不是说疫苗是没有作用的，事实上疫苗在天花消失的过程中当然发挥了重大作用，只不过人们理解疫苗作用的方式太机械、太肤浅了。对于个体而言疫苗的作用当然是防止染病，但对于群体而言，特别是对接种无法普及的群体而言，疫苗最大的作用并不是直接阻断传染，而是通过恶化病毒的生存环境，促进其加快进化。加快进化并不等于加快变异，在没有辐射和化学因素影响的情况下，生物变异的概率是大体恒定的，而且变异的方向是随机的。然而，低致病性变种因为症状更隐蔽、潜伏期更长，所以总是能够获得更好的传染性，也有少数变种由于表面构造的变化能直接获得更强的生物细胞结合性从而增强传染性。穷则思变，这对病毒来说也是成立的，当其生存条件恶化的时候，如果刚好变异出一个低致病性、高传染性的新变种，该毒株就能更快地压倒古老的高致病性毒株，成为新的优势毒株。天花从古埃及时期就伴随着人类，或许杀死了上亿人，但却恰好在近代产生了次天花病毒这个变种，很难讲没有疫苗的影响。同样的道理，新官在短时间内产生了多达几十种变种，与超高的疫苗接种率也密不可分，这些新变种固然带来了挑战，但未尝没有带来机遇。直接消灭一种病毒是很难的，难到几乎不可能，一千年后的科技也未必能做到；但用其近亲病毒去替代它、淘汰它却是相对容易的，这也是现实世界中任何一种病毒消亡的基本方式。
鼠疫
鼠疫与前两种疾病不同，是由细菌导致、而非由病毒导致，人类历史上爆发过三次鼠疫大流行，其中第二次发生在中世纪的在欧洲，又名黑死病。鼠疫造成全球至少1.35亿人死亡，深刻改变了欧洲的文化、政治和宗教，可以说，没有黑死病，就不可能有新教改革和文艺复兴。
黑死病爆发期间，欧洲人为了对抗这种疾病做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然而没有任何用处，疫情还是一波接一波地袭来，直到最后莫明其妙地消失。渡过了最初的混乱之后，欧洲人很快就意识到这种疾病是可以传染的，他们建立了当时技术条件所能达到的最严格的排查和隔离制度。鸟嘴医生穿着覆盖全身的隔离服，带着覆盖整个脸庞的面具，到处甑别病患；修道院、监狱等大型建筑被腾空，专门安置患者；收尸成为了专门的职业，由裹得严严实实的下层阶级人员执行，人们越来越不愿意接触死者，哪怕是自己的至亲骨肉。
人们是很恐慌的，所以对待他人也是很残酷的，在整个中世纪，很多人的归宿都是被烧掉，不但死人被烧掉，活人也会被烧掉，丧葬和死刑都因为黑死病发生了重大变化，火成了净化之源。
本来天主教教义本来是极其抵制火葬提倡土葬的，因为他们信复活，但在黑死病泛滥期间，仍然有大量尸体被火化了，特别是在疫区和战区，所有尸体都会被烧掉，也第一次出现了大量存放骨灰的场所；新教团体则一开始就对火葬很欢迎，这显然不是为了节省土地，而是针对天主教廷防疫不利作出的反叛。
天主教曾经是很流行钉十字架的，但这种行刑方式在中世纪几乎被彻底废止；断头台这种刑罚在中世纪也极其罕见，直到黑死病彻底消失才又重新复兴；绞刑架倒是始终占有一席之地，毕竟这种做法不见血；但中世纪主流的死刑方式还是火刑，尽管收集燃料和打扫场地都很麻烦，但人们还是对烧人活动乐此不疲。在大量农村地区，疑似病患无论男女，都会被脱掉衣裤进行彻底的全身检查，因为腺鼠疫的病兆会隐藏在腹股沟等地，如果被“确诊”，就会被活活烧死，这种活动往往以猎巫的名义进行，详情可参见旧作《猎巫、性虐与黑死病》。
欧洲人为了遏制黑死病，做了他们能够想到的一切事情，甚至造成了巨大的人道灾难，然而疫情并没有因此而消退，即便暂时偃旗息鼓，也会忽然又爆发出来。严格的排查和隔离对于降低爆发规模或许有一定效果，但却远远不能消灭黑死病，这很正常，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民族、国家是生活在与世隔绝的真空中。人们因此而陷入了绝望，开始怀疑天主教所宣扬的神恩、救赎与天国，开始寻找人在尘世中的乐趣和意义，前者导致了新教改革和宗教战争，而后者导致了人本主义和文艺复兴。
自1347年黑死病爆发以来，疫情爆发频度与杀伤烈度呈现逐步减少趋势，在19世纪早期，肆虐了四个半世纪的黑死病疫情终于告别了欧洲，也就是说，欧洲此后再也没有出现过集中疫情（仅有俄国在第三次鼠疫大流行时出现了一次，但是俄国嘛，在很多欧洲人眼里不算欧洲的）。
第三次鼠疫大流行于1855年萌芽于云南，肆虐亚洲、波及全球，仅有欧洲无集中疫情，同样是反复多轮爆发，直至20世纪中期才逐步平息。最大的伤亡在印度，中国香港、东北也出现过集中疫情，造成全球死亡人数估计在1500万，印度人为了防疫甚至焚毁了若干个村庄。
科学家在一百多年前就发现鼠疫是以老鼠为宿主并通过跳蚤传播，肺鼠疫还能通过飞沫人传人，但很长时间以来，人们都不知道黑死病为何会突然消失，甚至直到今天科学家们也没有明确答案，但我个人倾向于两种解释。
第一，鼠疫本身并没有消失，疫情的大规模消失，原因在于其主要宿主家鼠已经不再携带致命的鼠疫杆菌。鼠疫仍然可以通过田鼠、土拔鼠、旱獭、松鼠等啮齿类动物传播，事实上在今天也仍然会偶发性出现于亚欧大陆以及北美。幸运的是，家鼠是一种离人类很近的动物，而其他啮齿类动物却远离人类聚居区，当鼠疫的主要宿主由家鼠变为其他啮齿类动物的时候，感染人类的几率自然大大降低。
第二，鼠疫杆菌在进化的过程中变得不再那么致命，就如同普通流感、次天花、omicron等一样。
这两种解释其实可以结合起来，即，在几百年的进化中，鼠疫杆菌发生了某些变异，变得对家鼠不那么致命，至少与其实现了共生。于是与人类关系更密切的家鼠不再携带致命细菌，高致病性的烈性细菌只能在其他远离人类的啮齿动物身上残存。这种解释的依据在于：
目前科学界的普遍共识是，啮齿类动物对鼠疫杆菌具有很强的抵抗力，并不会因其而死亡。但历史告诉我们，鼠疫曾经是可以造成老鼠大量死亡的，加缪的纪实文学名著《鼠疫》就描写了老鼠在城市中大量病死的场景。可见，老鼠本身不怕鼠疫并非自古如此，而是几百年演进的结果，或许老鼠的抵抗力变强了，或许鼠疫杆菌产生了弱化变异，更有可能的是两者兼而有之。
当今世界鼠疫也并没有绝迹，时不时还偶发一下，但主要传播途径都不再是老鼠。美国近年来的偶发鼠疫往往是因为接触土拔鼠和松鼠，中国近年来的偶发鼠疫主要是因为接触旱獭。中国1910年到1911年发生的造成6万人死亡的东北鼠疫就是由猎杀旱獭引起，而和老鼠没有任何关系；在2021年最新版的《青海省鼠疫防控条例》中，通篇没有家鼠或老鼠字样，而是反复要求重点防范旱獭，仅一次提到田鼠。
由此可见，鼠疫疫情的平息绝对不是因为人类对家鼠的防范和捕杀，而是因为家鼠本身携带致命鼠疫的比例已经微乎其微。人类的防鼠工作做得再好，在农村、乡镇地区总还是免不了存在一些老鼠，而印度等贫穷落后国家的老鼠更多，如果它们还具有中世纪欧洲家鼠所具有的毒性，那么鼠疫就不可能消停。
综上可以认为，鼠疫疫情的消退，既不是因为人类消灭了家鼠，也不是因为人类与鼠疫杆菌实现了共一仔，更不是因为人类消灭了鼠疫杆菌，本质上还是因为家鼠与鼠疫杆菌实现了共一仔。这种说法有些奇怪，但破除人类本位主义后也就不奇怪了，以鼠类为代表的啮齿类动物才是鼠疫杆菌的主要宿主，而人类的感染与死亡不过是该细菌传播过程中的附带伤害罢了。
看过以上三个典型恶性传染病案例之后，我相信大家对变种、免疫和共一仔的关系已经有了感性认识，下面重点讲解一下，为什么我固执地认为天花和鼠疫一定产生了某种弱化变种。
第一个问题，你知道世界上有多少种病毒，又有多少种细菌吗？
本表来自于中科院动物研究所官网，文章名《地球上出现过多少种生物？》
看出来了吗，病毒估计有500万种，而已经发现的只有5000种，只占总量的千分之一！细菌估计有40万~300万种，而已经发现的只有4000种，最高只占总量的百分之一！为什么人类发现的病毒和细菌比例这么低，那是因为大量病毒和细菌不造成显著后果，或者换句话说，它们已经与宿主实现了共一仔，所以科学家根本没有契机和动力去发现它们。
从概率上来讲，每种已经被发现的病毒，都可能对应1000种隐藏的未被发现的变种，而每种已经被发现的细菌，都可能对应100种以上隐藏的未被发现的变种。病毒的变异是非常快的，细菌的变异也是比较快的，虽然我不能明确指出天花和鼠疫究竟产生了什么变种，但极大概率而言，它们是有若干个变种的。
想想痘苗病毒吧，人类或许使用它作为天花疫苗两百年，它始终处于科学家的严密观测之下，但人类却一直认为自己使用的是牛痘病毒，直到突然发现，WTF？这这这，这居然不是牛痘病毒？！这居然是一种全新的比牛痘病毒更棒的病毒！它何时来？不知道！它从何处来？也不知道！这他娘的是多大一个乌龙啊，还好这个乌龙对人类是有利的。所以说，如果天花或者鼠疫产生了一个弱化变种而没有被发现，什么好奇怪的呢？
第二个问题，你知道人体内存在多少细菌，又存在多少病毒吗？
据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微生物学系副主任David Pride的文章《Meet the trillions of viruses thatmake up your virome》称，一个人体平均存在38万亿个细菌和380万亿个病毒！而人体的细胞数量才不过30万~60万个，也就是说，人体的细菌数量与细胞数量大致相当，而人体的病毒数量是细胞数量的10倍，惊不惊喜？意不意外？要从380万亿个病毒中挑选出某一种来进行灭绝，这是何其无知而狂妄的想法啊！
大家都知道细菌中有很大一部分益生菌，但你知道病毒中也有很大一部分“益生病毒”吗？“益生病毒”是我起的外号，人家的学名叫做噬菌体，顾名思义，这些病毒在和我们体内的细菌进行战斗，遗憾的是，直到今天，科学家对噬菌体与人体健康的关系都知之甚少。所以说，不要轻易膜拜“科学”，人类的生物科学还仅仅处于起步阶段，仅仅是万里长征第一步。
显而易见的是，很多细菌和病毒都已经在事实上与生物体共一仔了，“共一仔”不是什么惊世骇俗的歪理邪说，而是生物的基本存在方式，共一仔无处不在，而且已经存在了亿万年。只有最无知的蠢货才会说，天呐，我这样一个纯洁无暇的小仙女，怎么可能容忍邪恶的病毒呆在我的身上，我一定要把它们清理干净！
共一仔的路径就是生物之间的博弈和妥协，细菌和病毒杀死宿主，而免疫系统医学科技杀死细菌和病毒，杀来杀去，双方就觉得这样太累。于是细菌和病毒进化出一种温和的弱化版本，而既然它们致病性已经很弱，生物体就接纳它们的存在，把免疫力腾出来与更加危险的入侵者战斗。
我知道，看到这里，有些人又会觉得我是中了英国的毒，我告诉你，早在英国人提出群免之前，我就提出了类似的概念。那还是在武汉的中后期，我就在内部提出：遏制传播已经不可能，一定的死亡已经不可避免，不如以保障物资供应为重点，增强民众抵抗力自愈力，以降低次生灾害；同时动态调整封控力度，边界控制要严格，但内部控制适当放松，以迟滞而非阻断传播为目标，封控力度的大小以医疗系统承载力为依据。我不是学医的，当然讲不出群免这种高级词汇，但我懂历史呀，至少我知道鼠疫的历史以及他们当年防控有多疯狂，然而有什么用呢？万事万物都有一个度，适当封控是必要的，严防死守是徒劳的，因为迟滞疫情是有益的，而靠人力消灭疫病根本就是不可能的。
古代也出现过很多瘟疫，至少每个封建王朝都知道，此时最该做的事情是开仓赈济灾民，其他一切事情都得往后排，如果在粮和药之间只能二选一的话，那必然是粮在药先。我很多年前的文章中就讲过一句话，“人是要吃饭的，这是先于一切道理的道理。”当时有读者笑话我讲废话，现在看来这并不是废话。人要吃饭，这不仅是生物本能，也是安定的保障，更是营养和免疫力的基本来源，一个饥饿虚弱的人，就算是天天吃灵丹妙药，那也是扛不住的。
诚然，只要坚定必胜信念、不惜一切代价，靠着最严格的管制，大力出奇迹，也是有可能在局部范围暂时消灭某种传染病的。但这样做有两个前提：要么，该地就是疫情的总源头，只要在该地扑灭，就等于在全世界扑灭，从此后顾无忧；要么，该地是一个孤岛，将来绝不与外界进行任何人员和物资的交流，所以可以杜绝外部输入。否则，你就算暂时肃清了，但将来怎么办，随时有输入随时再来一次？人受不受得了？经济又受不受得了？以极大的代价换取一个暂时的成果，意义何在？
有一些事情本应该是常识，但却容易被人遗忘：
首先，聚集是容易导致传染的，这与该聚集姓资还是姓社无关，也与该聚集的目的无关，更别说聚集起来还要摘口罩张嘴了。当封闭期已经远远超过潜伏期的时候，如果还不停有咩咩出现，那就应该反思，这些咩咩究竟是怎样产生的。
其次，人都是要死的，但死法有不同，资源是有限的，就像跷跷板，把某种死法强行压下去，其他死法就会多起来，总的死亡率和损失的生命年甚至有可能更高，这是要具体考察的。世上的病不是只有一种，玩数字游戏是没有意义的。
再次，病毒是会变异的，在自然情况下，一般是往致病力弱、传染性强的方向变异，但在聚集情况下，也是可能变异出超级病毒的。英国的兵营和医院产生了西班牙流感，印度产生了Delta，古代战时城中易出瘟疫，无他，人员太密集，卫生情况太差，这叫养蛊，搞不好是要出蛊王的。
最后，讲讲疫苗吧，疫苗是一个伟大的发明，可以赋予免疫细胞记忆，让人体有效对抗某种特定疾病。但人体总免疫力是有限的，免疫细胞数量也是有限，当部分免疫细胞和免疫力被疫苗定向锁定到特定疾病的时候，剩下的万能免疫细胞和机动免疫力就不可避免下降了，也就是说对抗其他任何一种疾病的能力都下降了。
守恒律是宇宙基本规律，至少在宏观、中观层面还没有反例，不管再多的医学专业术语，也突破不了守恒律。除非哪种疫苗可以永久性地增强人体的总免疫力，否则就只是在玩分蛋糕的游戏而已，这边分多了，其他地方自然也就少了。
最后最后，再说点最政治不正确的话吧。
人总是要死的，你我皆然。某病在全球各国虽然造成了很多死亡数据，但死者平均年龄与当地平均寿命的差距都没有超过1年的，唯有印度这个产生凶猛变种Delta的国家除外。高寿而逝，是为喜丧，为人子女者，知天命尽人事而已。真正令人惋惜的，是那些还有大把年华的生命，本来只需要简单的救治就能挽回，却因为资源的匮乏或道途的阻塞而消逝，此等悲剧诚可哀痛。
灾难面前，需要的是守望相助，我们也一贯有扶危济困的传统，然而，传染病的特殊性却让人们割裂开来，视彼此为洪水猛兽。有些伤害是直接的，但间接伤害或许更为可怕，人与人之间的友善和信任如果因此而消失，一个城市、一个民族就失去了灵魂，更遑论前程。
放个地图炮吧，以河南为例。中原大地，是华夏民族的发源地，沃野千里，至今养活了五湖四海的人民，为了保障农业，他们牺牲了建设用地、工业用地指标，甚至连教育资源都很匮乏，从这个角度来讲，全国人都欠河南的。但是，河南民风的确不好，很不好，为什么？因为这片土地实在是太多灾多难了，兵祸联结、水患频仍，生存的巨大压力天然会让文化劣质化，因为天真、善良、讲信用、守规矩的后果很可能就是死亡。
美好的东西总是脆弱，文明总是被野蛮践踏，希望之光明灭不定，让我们共同用心守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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