兔主席 20220417
鲜有一种病毒能像COVID-19（尤其是它的Omicron变种）一样，在人类社会中造成如此大的分歧与矛盾。不同的人对这个病毒的一切似乎都有着不同的看法，也愿意选择相信不同的说法——从它的危险性、防控应对，到防控所应当付出的“合理的”经济、社会代价等。
在大多数国家里，人们对COVID-19的看法与分歧会沿着西方政治光谱的“左”与“右”呈现某些“规律”——例如，左翼政治更加关注社会平等及保护弱势群体，因此倾向于采用强力手段防控COVID-19；右翼政治更加关注个人权利与自由，通常会反对严格的防疫政策。
COVID-19病毒具有超强的传染能力，并且能够“精准打击特定人群”。大多数的人类社会最初都试图阻隔其传播，减少其公共卫生危害，但伴随防疫持久化，并且COVID-19不断分裂，越来越难对付，人们也陷入了更大的分裂。
最终，全球不同国家、地区、社会，结合自己的社会、文化价值、政治、制度能力等等，也都遵循了不同的防疫政策手段和路径。
坚持“精准防控”及“动态清零”的中国大陆，尽管政策未变，但讨论从未消止过，恰恰相反，伴随病毒本身的演变，也在更加激烈地进行着。
到了2022年4月的这个时候，围绕COVID-19，大概只有一条判断是所有人都可以认同的——那就是，这真是一个让人类“撕裂”的病毒。
为什么COVID-19如此让人们撕裂呢？
因为这个病毒与大多数其他的病毒（例如呼吸道传染病里的流感或SARS）不同：COVID-19专注于打击老人及基础病患者。这使得普通感染者个人所面临的健康风险与公共卫生风险存在极大的不对等。
本文假设读者已对COVID-19（Omicron）有了一定的了解，不再有针对性的列举基础事实与数据了，主要是再引入一些常见的社会科学概念来解释现象。
第一个概念：负面外部性（negative externality）。
通俗说，就是一个人从事了某种行为，从中可以得到某些收益与好处，同时，没有因自己获得的收益与好处承担足够的成本或代价，而且还会因为自己的行为，对其他人造成负面影响，让其他人承担代价。最终，其他人乃至全体社会可能都需要为这个人的行为担负额外的成本。
举个易理解的例子：二手烟问题。一个人抽烟，付出的只是烟钱，享受了吸烟的快感，当然自己也会承担一些健康代价。但旁边被动吸二手烟的人，却也要承担健康风险和代价。抽烟的人并不需要为吸二手烟的人的健康代价买单。各种类型的污染也是典型的，包括个人使用化石燃料所导致的空气污染，以及温室气体排放导致的气候变化风险等，会对整个人类社会甚至大自然产生负面的影响。
这里的核心在于，个人在从事有负面外部性的行为的时候，并不会为外溢的负面影响承担足够的代价（或者说，不会为其“买单”）。从他的个人层面看，收益大于成本的；而从社会的角度看，却是成本大于收益。
成本与收益的不匹配，就会造成“扭曲”的激励机制，使得这个人有动力继续从事这样的行为。
理论上，如果能够把所有的外溢成本都量化、“定价”，让个人去担负，那是可以约束其行为的。但在现实世界里，大部分行为的负面外部性都很难被量化，很难以货币的形式定价，更难要求个人去承担。负面外部性，是人类社会生活的组成部分。
长期来看，如果处理不好气候变化之类的典型负面外部性问题，有可能导致人类的灭亡。
概念上，除了“负面外部性”之外，还有“正面外部性”（positive externalities），即一个人从事了某种行为，获得了收益与好处，除此之外，行为还会溢出一些正面的影响，惠及到其他人，让更多的人获得好处。比较典型的如教育：一个人提升自己的教育和德性水平，不仅仅会对自己好，还会有利于家人，有利于集体，有利于全社会，给更多的人带来好处。所有人，都会享受这个人提升教育和德性水平所带来的好处。这就是正面外部性。
“外部性”的概念也经常被用与公共卫生领域。例如：
——疫苗接种：正面外部性。个人的疫苗接种有助于推进针对一个病毒的群体免疫，打的人越多，社会针对这个病毒的免疫体系就越牢固。所以，疫苗接种是有“正面外部性”的。
——滥用抗生素：负面外部性。个人在过度使用或不正确使用抗生素的时候，会增加细菌对抗生素的耐药性，最终可能催生新的耐药机制，促成能够抵御抗生素的超级细菌，降低全社会对细菌感染的应对能力。这是对公共卫生的巨大威胁。
现在，让我们看看COVID-19的案例。
在没有严格防疫机制的约束及保护下（即所谓的“躺平”或“共存”模式里），一个年轻人自由活动，但未做严格的自我保护（例如未佩戴口罩，未勤洗手等），结果不慎感染了COVID-19病毒。而因为能够自由的行动，他是获得了一些便利和好处的，例如可以参加各种活动；例如不用太操心惦记戴口罩的事。由于他年轻，感染之后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症状，很快就自我康复，最终没有代价。但过程中，他却将病毒直接或间接传染给了许多其他人。这些人里面，有些是年纪较大的，有些有基础病。他们中有的严重至住院，费了很大劲才康复，过程中影响了工作，耽误了重大社交活动（例如没能参加一场婚礼）,甚至自己还落下一点后遗症（long Covid）。同时，因为本地疫情爆发，在局部地方（例如本地诊所或医院）还一时造成了一定的医疗资源紧张和挤兑，医院和医护疲于应对——使得一些非Covid的病人也没能得到及时的诊断与治疗。对这些人因Covid或非Covid导致的健康伤害，对经济、社会、生活的损失，都属于“负面外部性”。
当负面外部性足够大的时候，这位年轻人自己也可能直接或间接的受到影响。
由于COVID-19“专注”老人及基础病患者的特性，使得一般个体感染者面临的健康风险与公共卫生风险之间存在着极大的不对等，也就使得COVID-19/SARS-COV-2是一个具有极大的负面外部性的病毒。
负面外部性，可以从几个维度考虑。
（请注意，以下所说的“严格防疫”，指的是严格意义的精准防控，在疫情初期即阻隔病毒传播，实现动态清零，而不是导致大规模的静态管理或“封城”——也即2020年以来中国大多数城市大多数时段实现的效果）。
1、基础健康条件：不同身体条件的个人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排除年纪的影响，在同一年龄段里，COVID-19的危害主要指向身体基础情况差、免疫力弱的特殊人群。对于身体基础条件比较好的人群来说，COVID-19是可以“对付”的，与其“共存”大抵也没有关系。但对身体弱、有基础病的人来说，COVID-19会带来极大风险，甚至有可能致命。身体条件好的人感染了COVID-19，如传播至身体条件差的人，导致后者患病，就是一种巨大的负面外部性。因此，这两个群体对COVID-19的看法会相差极远：在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下，有基础病的人更愿意看到政府坚持严格防疫，而身体条件好的人对严格防疫的诉求相对会更低，甚至可能接受乃至倡导“共存”
2、年龄：不同年龄段之间的巨大差异。COVID-19的危险性主要指向老人——从武汉时期的病毒，到现在的Omicron变种，在针对老人这一条上基本是无差别的。这与流感就有比较大的不同，流感对不同年龄段的打击相对来说更加“均匀”。所以，年轻人是不那么怕传染的，年轻人到处活动，感染了疫病，可能挺一挺就过去了，但如果传播给老人，致其重症，甚至死亡，或持久影响健康，那就构成了巨大的负面外部性。在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下，老人更愿意看到政府坚持严格防疫，而能够够接受甚至倡导“共存”的，更有可能是年轻人。也由于COVID-19的这种“老年病”特性，使得一个社会对防疫的态度也会受其对长者赋予的价值所影响
3、收入与阶层：不同收入/阶层之间的巨大差异。受过更好教育、有更好的卫生条件，享有更好医疗资源的人群，即便染病，估计也可安然度过。但那些达不到一定收入条件，缺乏很好的教育及卫生，无法享有最好的医疗资源的人，可能因为感染COVID-19面临更大的健康风险。这在阶层分化的美国极为明显：因COVID-19及过世的多为少数族裔及经济弱势群体。因此，在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下，愿意接受甚至倡导“共存”的，更有可能是收入水平更高、能够获得较好医疗资源的富足者。此外，这些富足阶层人士的工作、生活、学习、消费、娱乐与海外也有更多的联系，他们有更加强烈的国际通行需求，出于自身经验、利益、诉求的考虑，更有可能乐见放开
4、行业与工种：不同工作类型人口之间的差异。在疫情出现时，在办公室工作的白领多可通过远程办公的方式一定程度的解决短期工作需要。这既减少了感染的概率，也不致影响工作及收入。然而，对于蓝领——特别是从事有社会面接触（如服务业）的蓝领就不同了：他们的工作性质就是每天都要接触人群，感染的概率大大上升。又由于他们收入条件及获得医疗资源的限制（这与上一条“收入与阶层”的机制是一样的），使得他们成为更加弱势、更加不利的群体。因此，其他条件相等下（特别是排除年龄因素），社会上能够接受甚至倡导“共存”的，更有可能是办公室工作的白领、金领。而蓝领们碍于生计，有可能也会希望放开。劳动人民为了工作与生计是愿意冒险的。但一旦真的放开了，健康风险与代价会不成比例地落在蓝领身上。而高收入的白领自由生活，感染了COVID-19，传播给了蓝领，就会构成对后者的负面外部性。
5、区域：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别。中国的现状是：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及基础设施条件有很大差别。超一线大城市（如中国内地的北上广深）的经济更加发达，居民平均收入更高，自助能力强，同时卫生条件及医疗基础设施更健全，公共服务能力更强，因此，“耐受”COVID-19的能力也越强。这和相对落后地区有极大的差别，甚至可能是天壤之别。这也使得，在其他条件相对的情况下，社会上愿意接受甚至倡导“共存”的，更有可能来自于经济发达地区——特别是超一线城市。经济发达城市爆发了COVID-19，哪怕全民感染率很高，都有可能扛过去；但对于经济和资源落后地区，可能就不能简单地用“负面外部性”这样缺乏温度的概念去形容——传染病可能会带来巨大的公共卫生灾害以及不可估量的次生灾害。
6、时间问题（temporal）。这里，可以具体分为短期、中期与长期的时间差异：
——短期时间差异：第一个因素是年龄。社区爆发后，生龙活虎、可四处活动的年轻人往往是一个社会最先被感染的人群，因为身体条件好，他们一下子就扛过去了，觉得COVID-19的危害不大。而最先感染的人群往往会从自身经验出发，但看不到病毒在其他感染人群里可能产生的影响，就开始接受甚至倡导“共存”，影响着社会舆论。如果社会舆论因为年轻人而改变，真的接受了“共存”，那么会逐渐感受到老年人群体感染的影响。在中国，很大一部分老人居住在乡村，影响一定是滞后的。而农村的医疗条件也更落后。最终，他们会成为年轻人疫病感染及防疫舆论转变的负面外部效应的承受者。社会也会为此付出公共卫生代价。第二个因素是疫苗。打了两针或三针疫苗的人自觉比较安全，没有问题，在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下，更有可能鼓励、倡导放开。但疫苗也有时间问题：第二针与第三针之间需隔半年，接种加强针也不能一蹴而就。另外，我们没有要求强制打疫苗，还主要是依靠动员。但实际情况是，打完疫苗的人很难有耐心会“等待”未打全程或第三针加强针的人群（往往又是老人）去完成疫苗接种——如果有选择的话，他们可以接受在大规模人群完成接种三针即行“放开”。如果真的“放开”了，那打过疫苗的人即便被感染，也不会重症或死亡，但传染给未打疫苗的人，就会给后者带来巨大的健康风险（或导致巨大的“负面外部性”）了。
——中期时间差异：中期时间差异是COVID-19放开带来的常态化的医疗资源挤兑及后遗症问题（“long COVID”）。大多数人类的生活都建立在自己的现实经验与判断基础上，因此会有“短视”，理性会有所谓的“局限”或“边界”。现实情况是，人们很难去考虑中长期的问题（譬如五年到十年以后的问题）。大多数人都会根据短期经验及现实利益诉求，主张先放开，享受与自己相关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但会回避考虑尚难确定的中长期后果。这里，政府也会在人心中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人们往往会把重大公共问题的决策归责于政府：“从我个人角度来说，我当然是希望放开了呀。但放和不放，最终是你政府的决定啊，你们要从公众利益和长远出发考虑，不可能把责任推到我们老百姓的身上。”——把责任委以政府后，人们就可以“理直气壮”地主张自己的诉求了。但由于COVID-19的特殊性（快速演变；能够不断重复感染；每次病症可能并不轻；有一些其他的后遗症因素即long covid），使得放开后的中长期成本可能远大于预想。现实情况也是：大多数被动选择“共存”的国家，都处在被COVID-19（Omicron）加剧挤兑医疗资源的窘境（尤其是全民公立医疗的国家）
——长期时间差异（代际/intergenerational）：COVID-19可能是个对人类社会影响深远的传染病，long-COVID的影响可能并不止于这几年，甚至不止于这一代人，而会影响下一代人、下几代人。那怎么办呢？人类是短视的，通常都不会考虑自己超过五至十年的问题，何论下一代？活在当下的人会为了自己的利益，选择与COVID-19（Omicron）“共存”。结果，一定是人们选择放任它自由发展，但不会考虑其长期影响。这里，美/西方体系选举政治的逻辑，往往是鼓励、挖掘人们短期的、现实的、小我的需求。连气候变化这样的重大问题都可以视而不见，何论存在许多未知的COVID-19/Omicron？
7、资本：始终鼓励放开。在西方市场经济的伦理体系里，资本（应当）是自由流动的、“无国界”的、无边界的。这也是“全球化”、“市场化”的核心价值。资本似乎不需要追寻伦理，而只需要角逐利润。似乎专注于角逐利润，他们就可以曲线实现公共价值了。这都是谎言。现在，大多数国际资本也在鼓吹社会责任相关的理念（“ESG”），但其适用范围很有限，完全局限在西方主流左翼伦理体系里，只是在政治与道德正确的大时代里为资本做的一点政治与伦理增信。现实世界里，对所进入的任何一个社区，资本对地方是没有情感联系的。而针对COVID-19的问题，正如现在的西方主流政治一般，全球资本在ESG这个话语体系里，对COVID是“中性”的，没有什么伦理指导。而只要把利润作为目标，那么资本是很难完全支持我国所主张的防疫理念。如果动态清零做得好，他们是欢迎的，希望把生产基地和供应链留在中国；如果动态清零出了问题，某一两个城市出了问题（譬如上海），他们就会考虑将生产基地转至其他国家。资本不讲伦理，回避价值，他们真的只是现实的逐利而已。在Omicron之前的时代，他们乐于留在更加安全的中国；在Omicron的时代，他们怀疑病毒能否被控制住，会考虑将工厂转移——尽管这会对工人和社区们产生巨大的负面作用。但资本（特别是国际资本）不会关心这些问题。他们与社区没有价值与情感联系。如果能够做选择的话，他们只会希望根据病毒的特性及对应的疫情管控政策，找到一个生产成本最低的地方。资本讲利益，不讲伦理（或“非理性因素”、“非市场化”因素）。但当资本的声音足够大，影响足够广，就可能影响公共政策。这时，一国/一地政府完全有可能根据资本的诉求而调整改变自己的防疫政策与哲学。例如，为了留住资本，稳住开工与就业，只能选择与病毒“共存”的模式。老弱群体的牺牲，是为经济做贡献，那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负面外部性”）。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西方选举政治体制下，基于大多数人的投票来确定政策，最终结果很有可能牺牲掉弱势群体而转而支持资本。
人们会发现，上述人群，往往又是全球人类（含中国）网络“舆论圈”里愿意接受或倡导“共存”之主流？
——大多属于年轻人，反正是70岁以下。20~50岁区间内居多
——大多居于超一线城市或高能级城市，可以获得较好的医疗资源
——受过较好的教育（本科以上），有一定的卫生/医疗知识
——多为白领/脑力工作者，疫情时可以居家/远程办公
——收入属于上层中产、富足阶层（upper middle class）
——疫苗接种率一般较高
——与国际及依赖更高
——有系统性的表达能力（例如输出文字、语言及其他形式的内容）
这个群体，恰恰就是抵御COVID-19能力最强的群体。在“共存”模式下，他们即便不幸感染了COVID-19，大抵也可以顺利康复。但如果他们把传染给社会里的其他人群，就可能导致很大的后果了。他们是会带来负面外部性的人群。
对经济社会生活有更大的权力和主导，对防疫公共舆论及话语有更大的影响力，对防疫政策的制定与执行能够产生不成比例（disproportional）作用的人，恰恰是最能防范、抵御COVID-19病毒的自然人。这里个人健康风险与公共卫生风险之间的不对等，是不是有点问题？这里存在的系统性的“负面外部性”因素，是不是有点可怕？
这个情况，在全世界各国家与地区都是一样的，其中当然也包括中国。
COVID-19，就是利用这一条特性，逐个地撕裂人类社会中的群体。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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