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俄乌冲突的影响，资本正在以有史以来最快的速度逃离欧洲。仅仅2月24日之后的一周，就有66亿美元流出欧洲股票基金，资本流出规模比英国脱欧公投后一个月的总额还多，欧洲几个主要国家的股市跌幅超过10%。在外汇市场上，欧元兑美元汇率跌到了近两年来的最低位。而且，不只是欧洲，新兴市场债券也出现了两年以来最大规模的资金外流。
那么，逃离的资金去哪儿了呢？从市场表现来看，主要是去了美国和澳大利亚，美元和澳元指数大涨。另外还有部分资金进入贵金属市场，买黄金避险。有媒体评论说，美国挑起俄乌冲突，核心目的之一可能就是将欧洲资本驱赶到美国本土。全球局势越乱，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避险作用就越大。
资本紧急逃离欧洲，是资本面对战争引发的不确定性的一种应激反应，算是割肉离场。不过，也有先知先觉者，从两年前就开始系统性做空欧洲，大赚了一笔。这就是美国桥水基金的创始人瑞·达利欧。他似乎总有先知先觉的能力：提前两年预判到2008年金融危机，在疫情刚开始时预判到欧洲市场的利空。
那么，这种准确判断趋势的能力，从何而来？达利欧在他的新书《原则：应对变化中的世界秩序》，简称《原则2》里面，给出了他的答案：比判断小趋势更重要的，是去搞懂大周期。不是10年、20年的经济周期，而是100年、500年这样的大周期。一个人能经历的时间不过短短几十年，只是一个完整大周期中的一小段而已，所以大周期不在我们的个人经验范围之内，需要到历史中去寻找规律。
达利欧的野心很大，他构建了一个大国兴衰的动力系统模型。在他看来，500年资本主义历史上的三个领导国家——荷兰、英国、美国的兴起和衰落，都可以用这个动力系统模型来解释。
简单来说，每个大国的兴起和衰落过程，都是由8个因素的变化构成的。这8个因素包括：教育、产品竞争力、创新和技术、经济产出、世界贸易份额、军事实力、金融中心实力，以及储备货币地位。
请注意，这个模型的关键要点是，这8个因素的变化和国家的兴衰不是完全同步的，有的因素是提前变化，有的因素是滞后变化。比如，在一国国力达到顶峰期的前半个世纪，这个国家的教育实力就开始达到顶峰，创新技术以及产品竞争力也达到高峰。这三个因素可以看成是一国崛起的先行指标。
当一国国力真正达到顶峰时，教育、创新和产品竞争力其实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但同时，这个国家的军事实力、世界贸易份额、经济产出和金融中心实力达到顶峰。这四个因素，可以看成是一国崛起的同步指标。
再来看，当一国开始走向衰落，先行指标和同步指标都在往下走，但还有一个因素在继续往上走，就是储备货币地位。在一国开始衰落50年之后，这个国家的货币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地位才达到顶峰，之后会迅速跌落。所以，储备货币地位是一国崛起的滞后指标。
主要是因为，世界储备货币就像世界通用语言一样，人们已经形成了使用习惯，这种惯性很难被改变。举个最极端的例子，在中世纪早期，查理大帝征服了西欧大部分地区，并且统一了度量衡体系，规定了镑、先令、便士等货币单位。虽然这个帝国很快就土崩瓦解了，但在之后的800多年里，也就是贯穿整个中世纪的时间，西欧人一直沿用这套货币体系来记账。
根据达利欧的研究，从荷兰盾到英镑再到美元，一国由盛转衰到最终失去储备货币地位，滞后的时间越来越长。荷兰盾只挺了10年就崩溃了；英镑在20世纪初两次贬值之后，储备货币地位有所动摇，直到二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英镑才彻底失去储备货币地位；而美元也在大萧条和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出现两次重大贬值，没有动摇储备货币地位。
不过，达利欧认为，虽然时滞在拉长，但趋势是确定的。当一个衰落中的大国继续拥有储备货币地位，那么，这个国家一定会抑制不住地通过印钞和发债来维持自身运转。因为，相比其他维持经济地位的方式，比如财务紧缩和增税，印钞是最容易、最不痛苦的方式。
看上去，每一步都是理性的选择，但最终，储备货币以“不可阻挡的、自我强化的方式不断走弱”。不过，特别有讽刺意味的是，储备货币越是接近崩溃的边缘，人们会觉得它越安全。大家会想，之前持有了这么久都没有出现问题，以后应该也不会有问题吧？
当然，达利欧的这个动力系统模型非常复杂，这里是极简化的表述。
一个很有意思的对比是，达利欧的思维模型，是把世界想象成一个永动机，你只要掌握了这个永动机的参数指标，以及每个指标的详细数据，你就能推导出它的未来走势。而另一位投资大神，《黑天鹅》的作者塔勒布的思维模型，是把世界看成是混沌无序的，由随机性、概率和黑天鹅事件构成，没有什么确定的因果关系。
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模型，一个是精确的“钟”，一个是混沌的“云”。神奇的是，达利欧和塔勒布都是提前预见到2008年金融危机，并且从中赚到大钱的人。这让人不禁想起物理学家玻尔的名言：“真理的反面，可能是另一个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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