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从年轻的时候，就是有独立思考能力，从不唯上是从；以善度人，始终保持对同志的信任；心中始终怀着对人民的爱。他一直坚守的这些品性，造就了他宽容、民主、亲民的为政处事风格。
（1）反对“武装保卫苏联”。1933年8月，未满18岁的胡耀邦接替张爱萍，担任中央苏区反帝拥苏总同盟青年部长，后来又兼任宣传部长，这是他在政治上崭露头角的第一步。恰好之后不久，“毛邓谢古右倾集团”中的毛泽覃，也被降级分配到反帝拥苏同盟。毛泽覃此前受到了很多次批斗，他的夫人贺怡（贺子珍的妹妹）被撤销了瑞金县委组织部长职务，甚至在坐月子期间也要出来接受批斗。
毛泽覃到反帝拥苏大同盟后，大家对他都还不错，就不解地问胡耀邦，我来到你们同盟这么长时间，你怎么不组织人来批斗我？胡耀邦告诉他，我们不清楚的问题，怎么去批斗你呢，我们不能为了批斗而批斗，不能说上面说你有错误，我们就得批斗你。毛泽覃听后，顿觉这个青年不简单。
反帝拥苏总同盟是中央苏区最庞大的群众组织，拥有会员上百万，其政治任务是对苏区人民及战士进行思想动员，号召他们反对帝国主义，武装保卫苏联，保卫红色革命根据地。王明等人操纵的中央，甚至把“武装保卫苏联”说成是全国革命群众必须承担的“伟大历史任务”。
胡耀邦对于保卫红色革命根据地，反对帝国主义是衷心拥护的，但是对于“武装保卫苏联”，他始终不赞同，内心有自己的看法。在江西省莲花县，至今还保存在着这期间胡耀邦书写的很多标语，都是“努力学习革命理论”、“实行共产社会”、“实现阶级总动员”诸如此类的话，唯独没有“武装保卫苏联”。
当时毛泽东对“武装保卫苏联”也是反对的，比如1931年12月11日，他在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名发布的《告全国民众书》中，只提"打倒帝国主义"而不提"武装保卫苏联"。1932年初，毛泽东在瑞金主持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中央代表提出"武装保卫苏联"问题，毛泽东一言不发，会议不得不中途更换主持人。
1932年4月中旬，在上海的临时中央致电苏区中央局，提出“消灭国民党军队，以实际行动保卫苏联”，批评毛泽东是"右倾机会主义"。毛泽东忍无可忍，回电表示，"中央的政治估量和军事战略完全是错误的"（《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第271-272页）。
这时候，毛泽东已经是个成熟的革命家，胡耀邦不过是刚刚参加革命四年多的“红小鬼”，但是胡耀邦与毛泽东的看法不谋而合，他们对革命都有自己的思考，而不是人云亦云、唯命是从，他们是讲究实事求是、有民族气节的革命者。
（江西莲花县列宁学校，曾经作为土地革命战争期间湘赣省委旧址，也是胡耀邦参加革命的起点）
（2）建议取消“线人”制度。抗战初期，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有专门设立的锄奸部，以保卫陕甘宁根据地的安全。锄奸部在基层单位广设线人耳目，可以随时打小报告。当时陕甘宁边区仅有150余万人，但根据1939年边区政府工作报告，当时却有9000多个工作点，好几万锄奸团员。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曾危言耸听地说过：“外来知识分子至少有一半是特务!”总之，陕北根据地的气氛很紧张。
1938年春天，在抗大绥德分校的“坦白运动”中，多位学员自杀或逃跑，锄奸部长钱益民（后来成为叶剑英的亲家）前来调查此事。担任抗大一大队政委兼绥德分校政治部主任的胡耀邦，趁机向钱益民反映：线人制度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各种特派员借着反特的名义，打击报复别人，导致人人自危，破坏同志间的信任关系。“反特”应该依靠群众路线和加强党员纪律性，而不是依赖线人；基层保卫工作应该由党支部负责，而不是锄奸部的工作网。
第二年，胡耀邦到总政组织部担任副部长后，即与钱益民联名致信中央，建议将“锄奸部”改为“保卫部”。他们的观点得到总政领导王稼祥和谭政的同意，之后他们又分别向毛泽东、张闻天、陈云、任弼时等人做了详细说明。
中央对他们的意见非常重视，于1940年3月将锄奸部改为保卫部，第二年又撤销了基层的“线人”工作网，边区政治生活氛围因此大大改善。锄奸是延安时期极其敏感的工作，极少有人敢于对这个问题发表看法，胡耀邦勇气和敏锐洞察力受到了毛泽东的称赞，他不禁感叹“自古英雄出少年”。
（胡耀邦-右四，与罗瑞卿、滕代远、江华等在抗大）
1943年7月15日，康生又提出开展“抢救失足者运动”，以“清查干部、深挖内奸”。仅半个月就挖出特嫌分子1400多人，一时间人心惶惶。
胡耀邦负责总政的“肃奸”工作，他对延安这种政治保卫如此严密的地方出现这么多的奸细，感到不可思议，联想到自己当年在苏区被打成“AB”团、差点被杀头的经历，认为其中肯定有大量冤情。于是，故意抓了几个自己了解底细的干部，对他们进行高压逼供，果然他们在惊吓中，全盘接受了罗织的罪名。
胡耀邦立刻认识到抢救运动的荒唐，对审干做出四项规定：禁止打人骂人、非经批准不准捆绑人、没有证据不得逼供、严防自杀。最终，总政没有揪出一个特务。康生对此事大为不满，派李克农去督查，胡耀邦非得没有屈从压力，还又给李克农提出了很多建议。
后来，胡耀邦又趁给毛泽东汇报工作的机会，讲出自己在抢救运动中发现的问题，毛泽东听后触动很大，促使他做出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决定，抢救运动在年底最终被制止。
（3）劝阻战士入城扰民。1948年5月，中央组建第一兵团，由华北野战军副司令徐向前亲自担任兵团司令，周士第任副司令，胡耀邦担任政治部主任。8月，第一兵团开始围困太原，发起太原战役，但是太原被阎锡山经营30多年，驻有十多万守军，城内兵工业发达，还有坚固的城墙和宽深的外壕。阎军还为守卫太原做了充分准备，城周布满电网和地雷。整个太原战役打了8个多月，到1949年4月底解放军渡江之后，才解放太原，是国共内战中最艰难的城市攻防战。
（胡耀邦-前排右五，与罗瑞卿、杨成武、萧克、杨得志等在华北前线）
太原解放后，成了军管会，由徐向前担任主任，罗瑞卿、赖若愚、胡耀邦担任副主任。这时候，很多在郊外参加围城的战士提出来，我们好不容易才打下太原，想进城看看大城市是什么样子的。胡耀邦虽然对战士非常体贴，但是更为刚刚从战火中解脱出来的老百姓着想，深恐很多战士进来会扰民。
为此，负责兵团思想政治工作的他，在第一兵团机关报《人民子弟兵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把我们全部的经历放在向前进的准备工作上》的文章，劝说大家。
胡耀邦说，太原城经过阎锡山反动集团的搜刮和战争的损失，物资非常匮乏，现在老百姓日常饱暖都是问题，如果很多战士进城，必然占用政府的物资供应，给人民增加困难。
胡耀邦又说，战士进城一来一回要好几天，影响我们进军全国的任务，接下来还有很多大城市等着我们去解放，等到我们完全取得革命胜利，再回太原看看，或者到其他城市看看也不迟，希望战士们能够理解这个问题。
经过休整后，5月下旬，第一兵团进入陕西，先后解放了咸阳和宝鸡，并参加了西安围城战斗。然后，跟随贺龙率领的第一野战军一部分，南下四川，先后作为主力部队解放了汉中、南充、广元、绵阳、成都等大城市。十八兵团（此时，第一兵团改名为十八兵团，划给二野管辖）一路打下来，均奉行不进城、不扰民的政策，深得陕西、四川人民的爱戴。
二野总司令、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听说此事后，特意提出来，成都解放的入城式要由十八兵团的部队参加。12月30日，十八兵团的60军作为成都解放入城式的主力，接受几十万成都市民的欢迎，十八兵团战士也终于实现了到大城市看一看的愿望。
（解放军第60军“临汾旅”在成都入城式上，拍摄者为苏联中央电影制片厂摄影师弗拉基米尔·萨伊洛·茨特隆）
（4）这些都是胡耀邦在年轻时的一些小故事，多数虽然没有经过“正史”记载，但都是胡耀邦本人，或者与其关系密切的同事、部下讲述过的。这些年，经常听人提出“胡耀邦为什么成为胡耀邦”之问，也就是说胡耀邦为什么与一般的同时代共产党人不同，能够跳出时代、思想和身份的局限，做出了那么多的符合历史潮流的改革呢？我想这些小故事，可以部分解答这个疑问。
那就是，胡耀邦从年轻的时候，就是有独立思考能力，从不唯上是从；以善度人，始终保持对同志的信任；心中始终怀着对人民的爱，对民间疾苦的主动体谅。胡耀邦内心一直坚守的这些品性，造就了他宽容、民主、亲民的为政处事风格。
明天就是胡耀邦逝世33周年了，谨以此文表达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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