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圈今天流转了一篇《上海逝者》的文章，作者是个有心人，将近期在网上曝光的所有上海的逝者罗列了出来，这些人，或因为疫情防控的政策，病情得不到及时救治而去世，或因为疫情的影响，间接导致生活难以维持而自杀。我数了数，已经有13人，但我坚信，这不是全部。
而令人感到有些荒诞的是，根据上海发布的疫情通报来看，因新冠病毒直接死亡的人数为0。如果新冠病毒有意识能思考的话，估计也会感慨一句：我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防疫的目的是为了保障民众的健康和生活，结果如今那么多的人因为防疫而生活陷入困境，甚至失去生命，我们是不是该反思，当下的防疫举措是不是有点过犹不及了呢？
正如一位逝者的家属所言，在一个拥有最先进医疗水平、最丰富医疗资源的大都市，自己的家人却因为得不到及时的救治而死亡，这真是一个让人匪夷所思的悲剧，一个天大的讽刺。
如今，很多人都意识到，似乎疫情本身已经不可怕，反倒是那些层层加码、形式大于实质，不讲科学、不讲规律，只唯上、不唯法的疫情防控举措更为可怕。正像一位居住在永康路大半辈子病痛难忍的老先生和居委工作人员的交谈中发出的质问：为什么上海会变成这个样子？

是啊，上海是如何从短短一个多不到时间，从全国模范生变成一个连成绩都谈不上及格的差等生的呢？我想，当中的原因虽然复杂，但有一点又是很明显的，那便是有太多人存在着一种莫名其妙的“代价”思维。在他们眼里，不惜一切代价，就是可以不顾一切，就可以把别人视作代价。
事实上，这些悲剧的发生，网上诸多上海市民的求助和悲苦遭遇，在有些人眼里，都不算什么，他们都成了可以被忽略的“代价”。这些人，胸怀所谓的“大义”，畅谈“国本”，却对眼前的苦难视而不见，对面前的哀苦无动于衷，甚至对此还冷嘲热讽。试问，这又算哪门子“大义”？
这些人的作为，让我想起了以前读到的一则历史典故，也是关于大义与代价之争的。从这则历史典故的争论来看，或许我们就能对现在甚嚣尘上的“代价论”有一定的认知和理解了。
唐代张巡，因为在安史之乱中坚持守城，拒不投降，后破城骂贼而死。判断平定后，许多名士纷纷请求表彰张巡，追赠他为大都督，立祠祭祀，成了历史上有名的忠臣烈士。
但这个张巡又是怎么守城的呢？在粮草断绝，连老鼠都吃光后，张巡杀死了自己的妾，把她的肉分给将士吃。以此为开端，先以城中妇女为食，食尽，则食老幼，共食三万人。城破时，百姓只剩下四百余人。

按照当时的价值观，张巡守城是“大义”，是对唐朝的忠诚，难怕是他几乎食尽了城中的民众最后也未能守住城池，依然不影响他成为忠烈之士，依然可以享受祭祀追授。

现在看来，这种价值观简直是让人咬牙切齿。守城是大义，是尽忠，而那些被他和将士吃掉的3万余人又算什么呢？不说最后城未守住，即便是守住了，又有何意义呢？城被守住了，但民都没了，城又有何用？如此结果，对于城中的民众来说，又有何区别？退一万步讲，如果他们不被吃掉，就算是破城，还是有活下去的机会的。
说到底，张巡守城保的不是民，而是所谓的“忠义”，但这“忠义”是吃人的忠义，对于民众而言，它与屠城的敌人何异？
但面对做下如此残暴之事的人，却有不少名士为之辩护，比如
李翰在《张巡中丞传》
说，食人是不好的，但既非本意，且“仓黄之罪轻，复兴之功重”——食人过小，守城功大，人无完人，不要苛求。

呜呼，这便是历代的主流意见。难道鲁迅先生会说，翻开历史一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吃人”。
中国式的道德观是一张价值表，排在高处的，可以压过低处的，如果最高的一条不是“不得以人为手段”，那么，有太多的名义，顺手拿来，便可用来成为“代价”。
幸好我们还可以在历史中找到另一种议论，如金朝的王若虚，与人论张巡事，人问：杀人：为己不可，为国何害？王若虚说，“为己为国等耳，天下只有一个是”。
所以，我越发觉得张文宏医生的言论可贵，在一片喧哗中，他依然坚守自己的立场：疫情防疫的目的是为了让民众的生活尽快恢复正常，而不是本末倒置，让许多人付出“代价”。

隋朝思想家王通说：“不以天下易一夫之命”，千年之后，我们难道还要让别人成为代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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