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时期的许宝騄与戴世光

许宝騄是在 1941 年 1 月 6 日从伦敦经南非好望角抵达昆明的，1945 年 6 月 12 日离开昆明经 印度赴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在西南联大约 4 年半时间。《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约 80 多万字，记录了从 1938 年 1 月 1 日在长沙创办国立临时大学，3 月再迁至昆明建立西南联大， 一直到 1946 年 7 月 14 日返回北京的南渡北归全过程，是西南联大历史的一个缩影。在郑天挺这 8 年半的日记中，至少在 119 天的日记中出现了许宝騄的名字，显示了郑天挺和许宝騄的友情。

郑天挺日记 1941 年 1 月 17 日有: “许宝騄自伦敦绕好望角归国，六日到昆明，今晚移入靛花巷，北大新聘为算学教授，昂若宝驹之弟也”。靛花巷 3 号距翠湖几步之遥，是昆明市中心一处闹 中取静的好地方。院内有一座 3 层小楼，1938 年西南联大初创时先是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驻地，清 华国学导师陈寅恪、赵元任和傅斯年等在此居住，一年后史语所迁往北郊，小楼成为西南联大教授 宿舍。郑天挺、哲学系主任汤用彤、国文系主任罗常培、英国文学教授袁家骅、史学教授姚从吾、算 学系教授刘晋年等住在这里。许宝騄回国后就成为郑天挺的邻居，并且和郑天挺、罗常培、袁家骅等一起包饭，成为挚友。

同年 2 月 26 日郑天挺日记有 : “( 下午) 一时十分空袭警报作，偕莘田 ( 罗常培) 、宝騄贯云大校 舍向北山而进，一时二十分紧急警报作，仍前进，一时三十分马街子之紧急警报作，一时秩序殊乱。 军士以敌机至，不准更行。吾辈欲觅一妥善隐蔽之地不可得，复缓移而西，不敢疾步，恐遭干涉也。 移至向所常避之某氏坟，席地而坐。一时五十分，闻远处有轰炸声。二时十五分，日重轰炸机二十 七架自西南来，每九架成品字形为一队，三队又作大品字，缓缓向东北而进。机声重浊，高射炮与 轰炸机交作，黑烟陡起，似在城中心，敌机未作盘旋，直向东北而去。二时三十分，敌机复自东北折 回，阵形如旧，将及城市大炸，黑烟尤甚，似在北门左近。三时十五分，缓步返至新校舍，遇矛尘， 谓才盛巷、靛花巷二处必有一炸，余两地均有什物也。四时十五分，解除警报。……余书籍十箱 于二十日移至才盛巷公舍外院东厢楼上，幸亦无恙。”这段日记完整、细致地记录了当时日本飞机 空袭轰炸昆明、西南联大师生“跑警报”的景象。1940 年和 1941 年是日本轰炸昆明的高峰时期， 1941 年底陈纳德将军率领的美国“飞虎队”开始和日本空战，到 1942 年 4 月共击落了上百架日本 飞机，保卫了中国西南后方和滇缅公路补给线。由于“飞虎队”的保护，从 1942 年起，西南联大师 生“跑警报”的情况就少多了。当时的空袭警报分为三种，先是“预行警报”，一般是日本飞机起飞 后的预警 ; 接下来第二种是“空袭警报”，表示日本飞机进入云南省了 ; 最后第三种是“紧急警报”， 连续短音，表示敌机已经接近昆明。 由于许宝騄与郑天挺是邻居，所以郑天挺的日记中有多次记载了他们一起“跑警报”。

1941 年 3 月 6 日郑天挺写到: “九时江泽涵来，谈算学系事，知许宝騄有至四川大学之意，请泽涵力挽之。人才不易得，既来复放之，大不可也。”许宝騄 1 月刚到，3 月就有调动之意，原因没有提及。但郑天挺和时任算学系主任江泽涵挽留的工作显然是有效的，为西南联大和北大留住了许宝騄。

从 1941 年到 1945 年夏许宝騄在西南联大开过“微积分”、“微分几何”、“近世代数”、“富里哀 级数与积分”等课程，特别是首次在我国高校中开设了“数理统计”课程。当时的学生钟开莱 ( Kai- Lai Zhong，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 回忆说: “他开了一门很长的课程，从测度和积分开始，讲到概率论，再通向数理统计。课程的第一部分基于 Carathéodory Vorlesungenüberreelle Funktionen，第二部分则取材于Cramer的Ｒandom Variables and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s。他是一个风度优雅而又富 有激情的老师，随身带着预先写在本子上的完整的备课笔记。他喜欢在课堂上点出微妙之处。例如，在推导特征函数的反演公式的时候，他强调 Lebesgue-Stieltjes 积分是能在单个点上积分的。” (许宝騄先生纪念文集编委会，2010) 

1942 年，许宝騄由于“数理统计论文”荣获第一届( 1941 年度) “国家学术奖励金”。该奖励是 由当时最高学术审议机构——民国政府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设立的。当年获此殊荣的数学家共两位，另一位是华罗庚。为此，当年设在昆明的“新中国数学会”专门举办茶话会，祝贺华、许二人。

抗战时期昆明物价持续上涨，西南联大的教授们不得不通过各种方式挣些外快，补贴生活。如 闻一多先生曾经摆地摊、刻图章养家糊口，而许宝騄和同舍的好友则通过集资得到些收入。郑天挺 日记 1942 年 8 月 8 日写到: “自近三数年物价高涨，校中同人多有营商以资弥补者，余均未加入。近日心恒、宝騄、祥瑞集资万元，欲余加入，言之再四，乃入千五百元。”1943 年 11 月 30 日继续 :  “本月共支饭食费一三四三元，酬应费七五五元，零用一三三九元七角，用二 0 一一元。收入 经常四三九八元，临时二 0 八二元。去年八月，心恒、宝騄集股营商，余入一千五百元。本月退回本 金外，盈利九九九元，币值大跌矣。”这两段日记记录了在当时物价飞涨环境下，许宝騄和朋友们集 资营商以增加收入的过程。按照日记所写，郑天挺入股 1500 元，一年三个月后虽盈利 999 元，但这 999 元还不够一个月的饭钱或零用钱。当时货币贬值的速度见郑天挺 1942 年 8 月 4 日日记: “晚 饭后偕宝騄等至大街，物价较数十日前又二倍馀矣”。正是由于物价几十天就翻番，迫使西南联大教授各显神通，纷纷干起“副业”，许宝騄等即使想尽办法营商，其结果是挣的钱还不如贬值快。

西南联大的教授们生活固然艰苦，但他们豁达、乐观，经常聚在一起，文娱体育活动丰富。许宝騄先生在联大教授中因昆曲而出名。余斌《西南联大－昆明记忆》第三册“文化与生活”有这么一篇 “浦江清戏咏 一去二三里 …”(余斌，2003)。“西南联大的教授和夫人中，喜好戏曲及传统音乐 的不乏其人。1941年夏，老舍应联大中文系邀请来讲学，下榻青云街靛花巷，那里是联大教授宿舍，里面就住着好几位昆曲专家和爱好者。水平最高的要数数理统计学家许宝騄。这位教授是留 英博士，中国数理统计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令人想不到的是，许氏竟会唱三百多出昆曲。另一位 是中文系的罗常培教授(老舍的小学同学，满族) ，也学昆曲，目的是要研究制曲与配乐的关系，他是音韵学家。另一位是外文系袁家骅教授的夫人钱晋华女士，她原本就是音乐家。据老舍在《滇行短记》中讲，在昆曲上，许宝騄是后两位的‘老师’。而老舍本人呢，谦虚，说‘我本来学过几句昆 曲，到这里也想再学一点。可是，不知怎的一天一天地度过去，天天说拍曲，天天一拍也未拍，只好 与许宝騄约定 : 到抗战胜利后，一同回北平去学，不但学，而且要彩唱 ! ’”虽然老舍与许宝騄聊的是昆曲，但字里行间流露出他们对抗战胜利的乐观态度。不知道的是，回北京后许宝騄和老舍先生是 否实践了他们在昆明靛花巷的约定。

许宝騄的爱好很多，二胡和桥牌的水平都很高。在西南联大时，许宝騄参加了清华大学桥牌的 校队，代表清华比赛。平时，他常和朱自清、浦江清、俞平伯在俞家打牌。

虽然抗战时期昆明的条件不如战前的北京、天津，但联大教授们互相过生日的场景充满了喜庆 和欢乐。郑天挺日记有两段与许宝騄互相庆贺生日的描述。“十五日( 1942 年 8 月) ，星期六，晴。今日为余四十四岁生日。八时起。九时入校治事。十一时半归。午间家骅夫妇、宝騄设鸡、牛肉、 海参数事，共食之。”这个生日宴虽然人数不多，但邻居和好友的情谊跃然纸上。需要说明的是，许 宝騄一生单身，平时除了在公寓餐厅吃饭就是和朋友到外面饭馆吃饭，为了庆贺朋友郑天挺生日 ( 郑在抗战前丧偶，也是单身) ，和袁家骅夫妇精心准备了这顿庆生宴。转眼到了 9 月 8 日许宝騄 的生日，郑天挺日记“八日( 1942 年 9 月) ，星期二，阴，白露。七时起。宝騄约食早点，面一盂，其生 日也。随后入校治事。十二时归饭。小睡。改论文。晚与莘田、雪屏、心恒、省身、毓楠、宪钧、晋年及家骅、祥瑞两家夫妇为宝騄祝寿于太平洋餐室，相偕而往。”许宝騄的生日宴规模要 大得多，不同领域的教授一起为许宝騄过生日，也说明许宝騄的人缘好。

许宝騄于 1945 年 6 月应美国加洲伯克利大学奈曼教授(J．Neyman) 、哥伦比亚大学霍特林( H． Hotelling) 邀请赴美讲学。他离开昆明西南联大的情况在郑天挺的日记中也有记载。1945 年 6 月 10 日有“宝騄来，谈后日即将飞印度转美国矣，不愿使人知，故只告泽涵、毓淮⑦及余三人。”6 月 12日记“晨大雨，六时闻人声，起送宝騄，则已冒雨行矣。”赴美讲学本应是喜事，但许宝騄当时不愿意 声张，只告诉郑天挺、江泽涵(系主任) 和程毓淮几位挚友，原因已不能得知，但许宝騄行为做事低 调是一贯的作风

关于国情普查研究所的工作，陈达在《浪迹十年之联大琐记》有较细致的记载(陈达，2013) ［6］。“民国二十七年( 1938 年) ，余于离蒙自① 前一个月，接清华聘书一件，聘余为国情普查研究所所长， 学校决定以预算的一部设立五研究所，内四所与自然科学有关 : 即 : ( 一) 属，( 二) 无线电，( 三)  航空，( 四) 农业，其第五所与社会科学有关，特别注重人口，经费每年四万元，七月末旬戴世光君自 欧洲归国，已由学校聘为本所职员，到蒙自时关于研究有所商谈。余拟选一试验区，作小规模的人 口普查，请戴君协助。戴君前在清华经济系毕业，考得游美公费，专修统计学，注重人口统计。同时 请李景汉兄指导，特别关于调查方面。

余于( 1938 年) 十二月二日由上海至昆明时，研究所同仁到站相迎，有戴世光、倪因心、李作猷、 沈如瑜诸君，研究所在青云街 169 号，临翠湖，颇幽静。

戴世光君对于选择试验区事，已着手进行，除路远者不适宜外，余亲赴昆明市近外视察，先到昆 明县属官渡镇及其近村。官渡离昆明市南门外约五里，一日下午与戴步行去，归时沿滇越铁路走， 遇火车来到九门里时，车虽徐行但不停，余等一跃登车。

余与戴君另一日往呈贡见县长，并到回龙乡在乡公所与乡长、保甲长、小学教员相谈。余有意 选呈贡县为试验区。

二月五日 ( 1939 年) 梅校长与余在研究所设宴，请新任民政厅长李培天(子厚) 先生、呈贡县长 李晋笏(右侯) 先生，及本所同仁，商议人口普查进行事宜。十二日在呈贡开成立会，到会委员有李 县长、县党部邓迪民书记长、李景汉、戴世光两兄，此外尚有梅校长、叶企孙先生、教育厅代表、地方 各团体代表及本所同仁(陈达，2013) ［6］。

陈达先生回忆录清楚地记录了国情普查研究所成立，以及陈达、戴世光选定呈贡县作为试验区 的过程。

1940 年“呈贡人口普查”和 1941 年“呈贡农业普查”被认为是中国现代国情普查的开始，普查 工作结束后，陈达、李景汉、戴世光主编完成了《云南呈贡县人口普查报告》、《云南呈贡农业普查报 告》，继而他们又撰写了《昆明市环湖户籍示范》。由于戴世光在国情普查所工作出色，1940 年被晋 升为研究所教授。

正是基于呈贡人口普查的经验，戴世光在建国后实施的全国人口普查中提供了很好的建议。 在 1982 年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前的无锡试点工作会议上，戴世光提出普查的三个要点 : 第一是“画 地图”;第二是“抓房子”;第三是“查常住”。我国几次人口普查的实践证明，戴世光提出的三个要 点反映了搞好人口普查的基本规律，其基本原则到现在还适用。

“昆明环湖户籍示范”调查与研究，除了研究所教授们的辛勤工作，西南联大校方也积极联系 当地政府。《梅贻琦西南联大日记》② 收录了梅贻琦 1941 年 1 月 1 日至 1946 年 10 月 19 日在西南 联大期间的日记。 由于梅贻琦校长公事繁忙，每晚只是三言两语简要记载当日活动标题，详细内容 很少提及。梅校长日记只有 21 万字，远不及郑天挺日记详细，但其中约有十余处提到戴世光。1942 年 11 月 12 日就谈到“户籍示范”的工作: “下午五点约陈善初及户籍示范委会诸君会谈，到者 为陈(善初) 及王子祜、孟立人、高直青、傅科长(警务处) 、陈、李、戴、姚，并留晚饭。

戴世光 1938 年回国后虽然正式工作是在国情普查研究所，但他从 1938 年秋季学期开始就给 法商学院经济系上统计课，陆续开过“统计学”、“初等统计学”、“高等统计学”、“人口统计”和“经 济统计”等课程。

清华国情普查研究所设在呈贡县的文庙，呈贡位于昆明市东南郊区，距昆明市区约 30 公里。当 时住在文庙的戴世光要到城里给学生上课，经常和吴泽霖等教授一起徒步十里到呈贡火车站，然后搭 乘滇越铁路火车到昆明，住在西南联大教师宿舍集中上两天课再返回呈贡。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西 南联大毕业生林富德回忆戴世光时说: “我和戴老师有很多年接触。1938 年他回来后在清华教书，当时他住在昆明郊区，除了上课以外不大进城。在昆明时我没有上过他的课，但我知道有这么一位年轻 老师。怎么知道的呢? 戴老师上课很开放，他在介绍自己姓名时，自称 “Put the world’s light on my head”，这样学生都很接受他。当时的课堂很注意课堂气氛，启发学生。”(戴世光，2008)

抗战以后，昆明的通货膨胀日趋严重，陈达先生 1943 年 1 月 7 日的日记记载了从呈贡火车 站到昆明站票价的变化。“滇越铁路以昆明市为终点。自呈贡车站至昆明车站，计 15 公里，慢 车约 40 分钟，快车约须 30 分钟。票价在民国二十七年 ( 1938 年) 春，计 3 角 6 分，现 时为 13 元”。戴世光 1955 年在自传中写到: “国民党后方物价飞涨，用一些发补贴的办法，我一个人(独 身) 因而拿的钱很少，最少时只等于日下人民币十七八元左右。香烟买不起，只能偶尔买一支、 两支，在课后吸吸而已”。在这段时间，戴世光和鲍觉民⑧、费孝通⑨、伍启元瑏瑠等几位被称为西 南联大的少壮派一起，以笔为枪，联名在《大公报》上写了三篇文章评论重庆政府的经济政策，提 出要消除国民党既得利益集团的权势。这三篇文章是 1942 年 5 月 17 日的《我们对当前物价问 题的意见》，1944 年 5 月 16 日的《我们对于物价问题的再度呼吁》和 1945 年 5 月 20 日的《现阶 段的物价及经济问题》。

抗战时期，为了配合“飞虎队”作战，培训翻译人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 1941 年秋成立了 “军事委员会战地服务团训练班”，主任是战地服务团团长黄仁霖，实际负责人为联大教授。吴泽 霖瑏瑡为副主任，樊际昌瑏瑢为教导主任，戴世光、鲍觉民主管训练业务，后期戴世光成为教务长。担任 语言训练的联大教授有陈福田 瑏瑣、闻一多瑏瑤等 ; 为扩大知识面和文化素养还办了专题讲座，邀请多位知名教授担任，从 1943 年 11 月到抗战结束共办了 11 期。

梅贻琦校长非常重视，强调“抗日军兴以来，我们这些教授跋涉万里，来到云南昆明办联合大   学，教育培养科学人才。我们念书人有心爱国抗日，但是力不从心，拿不起枪杆子。现在，美国配合   我们反攻日本，为了训练中国军队，就需要大量的翻译官。我们教授拿不了枪杆子，却能拿起笔杆子，对从大学来的青年们，教授英文的作文、会话和翻译。希望教授们不要失去抗日救国的机会。”

梅校长不仅亲历亲为，组织领导，而且将自己的独子梅祖彦送进训练班并为抗战作出贡献。在梅校 长日记中，多处是召集训练班负责人研究问题。如 1944 年 8 月 5 日“晚泽霖、世光、觉民携酒过访， 欢谈一晚”。8 月 11 日，“晚吴(泽霖) 、戴(世光) 、杨(葆昌) 在译训班约与汪世铭谈便饭”。10月 25 日“午前与茀斋至译训班会同泽霖、世光察看班内房屋，为借作联大同人家属宿舍。”我们看 到，仅仅两个多月的时间，梅校长就与吴泽霖、戴世光等研究讨论训练班事项至少三次。当然，译员 训练班在抗战时期培训了一大批翻译官，协助“飞虎队”有效地打击日本空中力量，确保西南“驼峰航线”的畅通，为最终战胜日本侵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其中吴泽霖、樊际昌、戴世光和陈福田、 闻一多等教授是作出了巨大贡献的 (赵培中，1988)

1945 年 8 月日本战败投降，举国欢庆。但 9 月新学期开学在即，北京北大、清华和天津南开的 校舍已经被日伪占用损坏，西南联大三校决定继续在昆明办学一年，同时三校各自修复原有校园， 准备 1946 年秋季学期的顺利开学。西南联大八年办学的最后一年，学校氛围显然大不一样。梅贻 琦校长的日记让我们看到梅校长、戴世光等教授在昆明渡过了最后一个欢乐的元旦和春节 ( 西南 联合大学史料，1998)。

1946 年 1 月 1 日，“晚六点至吴泽霖处晚饭，客为樊 ( 际昌) 、鲍 ( 觉民) 、华 ( 秀生) 、沈 ( 茀 斋) 、戴(世光) 之外，复代约今甫同往。饭后分批赴广播电台听京戏，大部为票友扮演，《二进宫》 颇好，《小放牛》无甚精彩，《群英会》之周瑜火气稍重，孔明又嫌太呆板，鲁肃尚好，蒋干则太似小丑矣。又如《华容道》一段，然无甚可取。十二点半至蔡文侯家又稍坐始归寓。”梅校长是颇能喝酒的，酒量甚好。但元旦这一晚似乎饮酒不多，饭后听戏，难得梅校长当日有时间又有好心情在日记 中对几段京戏逐一评说。

1946 年 2 月 1 日除夕，“阴冷。昨夜有风，天气又冷矣。一日家人甚忙，备晚间年饭各事。六点与泽霖赴土司官刀多诸君饭约于翠湖招待所，廊前设席，风冷且不整齐，灯光又暗。印堂、勉仲之外，更无他客。盖除夕人家多不出门矣。八点余未待终席辞出。至家客人大小廿七八人 (查、章、姚、毕四家及愫斐瑏瑠、松龄、祖培、钟安度瑏瑡、蒋燕华瑏瑢、陶燕锦瑏瑣、全绍志瑏瑤、戴世光) 已坐立堂屋待进晚餐，挤挤(济济) 一堂极为热闹。饭后分作冠圈、牌九等戏，三点食元宵年糕，又闲谈 至五点，客大部散去。收拾屋中零事，至六点半天已明，始上床睡。”除夕日，梅校长先是在下午 6 点与当地少数民族头领礼节性聚会，晚 8 点多回家与家人和亲朋好友一起过年。在家里请来的客人中，多数是梅家的老朋友，如北大蒋梦麟校长的两位女儿，跟随自己的秘书、医生等，教授出席的 很少。但戴世光被邀赴梅校长家宴，也可看出梅校长通过译员训练班对当时年轻的戴世光 (38 岁)  很是赏识，北归清华园后让戴世光出任清华一年级主任。年夜饭后大家打牌聊天，又吃元宵年糕，一直热闹到早上 5 点才离去，迎接抗战胜利后的新春。

戴世光身高 1 米 8 多，1927－1931 年在清华是学校篮球队的主力之一，而在进入清华之前，戴世光的高中是在南开中学读的，也曾是南开中学篮球队队员。1939 年元旦，刚成立不久的西南联大为了庆祝新年，举办了三校的篮球赛。在清华与南开两校的对阵中，31 岁的戴世光上场了，此时   清华大学队比分已经落后，清华学生拉拉队摇动校旗，高喊: “不要慌，不要忙，清华来了戴世光。” 戴世光身穿清华球衣，带着眼镜上场，但毕竟好几年没怎么打球，加上体力也不如年轻人，打了一会儿就被年轻队员换下了。最后，南开篮球队战胜了清华和北大，获得冠军。

许宝騄和戴世光两位先生虽然都离我们而去了，但他们当年播下的统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统计教育改革创新的种子已经硕果累累，他们爱国勤奋的精神和无私奉献的情操将永远激励我们 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