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这是詹朋朋博士昨天深夜亲自经历的事件！
作为民建会员，詹博士本周已连续写了两篇建议，履行参政议政职责。在半夜经历这一事件后辗转难眠，一大早就起来，激愤之下再写下第三篇，已在民建上海市委社情民意系统提交。特公开发表，希望引起有关部门重视。因掌握一手资料不充分，难免有失偏颇，希望广大朋友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补充提出更好的建议。
建议针对防疫期间急救生命通道出台更有效措施
詹朋朋
一、存在的问题
1、急诊拒收现象，仍然没有得到有效杜绝。
东方医院护士事件，引发了巨大的舆情。3月23日东方医院护士周盛妮哮喘发作，被其本单位急诊部以临时防疫消杀为由而拒收，当天因抢救无效去世。可以想象，连本单位职工都受到这样的对待，普通患者要进急诊更是难上加难。
可怕的是，尽管卫健委每天公布急诊不停诊的医院名单，但是，笔者在4月9日亲自见证了急诊拒收的再次发生。
4月9日半夜23:32，笔者在朋友圈看到同属民建上海市委创新创业委的一位委员（经征求其本人意见，公开发表时匿名）发出的SOS紧急求助：“朋友外公突发心脏病（上海长宁90岁），120带了三个医院都不接收，又送回家了。请问还有什么其他方法或发声渠道？”
笔者第一时间打电话给这位委员了解确认属实后，尝试紧急联系医务界朋友，无奈深夜一时联系不上。笔者就在凌晨1点06分转发了这条求助，所幸有青企协朋友及时看到并对接了志愿者医生。志愿者医生紧急沟通提供了医药意见，确认暂时没有生命危险后建议先休息、白天想办法送医院。（在此笔者特别感谢这位青企协朋友王童瑶的热心帮助！也感谢叶檀老师在看到我朋友圈后连夜转发到微博！感谢其他多位朋友的关心！）
      三个医院都是卫健委公布急诊不停诊的医院，却都以正在消杀等理由“暂停“接收有急救需求的患者，导致最终120兜了一圈以后只能把患者送回家中。这种现象的背后是什么？
2、院外急救措施，缺乏有效保障
3月30日，浦东又一个哮喘患者在家得不到及时救治去世。患者哮喘发作后，小区门口的警察要急救的人熟视无睹，反而恪尽职守地“守在原地”；小区保安以封控为由不让患者家属驾驶私家车送医院；120救护车上的医生以需要领导批准为由拒借车上的除颤仪（该医生次日被浦东新区卫健委做出停职处理的决定）。
许多急性病发作只有短短的几小时甚至几十分钟的急救窗口期，如何在送医前得到有效的急救保障，在疫情防控的严厉措施形势下，迫切需要解决。
3、此类事件极易引起舆情
生命无价。防疫的目标是为了人民的生命安全健康。如果因为防疫，而把迫在眉睫的生命威胁漠然处之，会让民众对防疫政策本身产生质疑。如果不处理好防疫政策的刚性与特殊例外的柔性，类似的悲剧还会发生，舆情也会越来越汹涌，不利于社会稳定和防疫的顺利推进。
二、问题的剖析
1、疫情封控措施带来的资源挤兑
例如东方医院周盛妮事件中，东方医院承担了巨大的核酸采集工作，临床工作又不能停，繁重的临床工作落在了在院坚守岗位的。悲哀的是，发病后，救护车调配不及时，又辗转跑了几家医院（疫情封控关诊不收病人），最终去的是浦西的一家医院。
而且，上海全域4月1日和4月4日两次全员核酸，连全国十几个省都派了援沪医疗队帮助采集，更不用说上海本地医护人员的工作量了。加上应隔尽隔的政策，许多医护人员被派往隔离点看护无症状感染者和轻症患者，上海医院的医护人员人手必然紧张。
对于单个医院来说，资源挤兑带来的人手紧张使得医院有动力尽量少接收病人，能往外推就往外推。
对于大量的警察、小区管理人员来讲，也同样在巨大的工作量中疲惫不堪。必然会导致“少管闲事”的心态。
2、疫情封控措施的政治化让相关人员承受了不该有的政治压力
网上有人认为防疫不仅仅是与病毒做斗争，而是制度之争、政治道路之争、文明之争。这种论调使得防疫复杂化了。
医院的天职首先是救死扶伤。面对需要紧急救助的患者，如果医院接收后存在患者感染或因患者处于感染潜伏期而传染院内人员的，医院领导和医护人员面临“防疫不力”的政治风险。
病毒和两年前相比已经有巨大变化，毒性大幅降低。截至4月10日，根据上海发布，奥密克戎在上海的感染者17万，几乎没有感染肺部的病例，最多感染咽喉，重症只有1例，致死率为0。
如果仅从医护人员的救死扶伤天职出发，应该很容易做出紧急救助的决定。而过度政治化的宣传，蒙蔽了医护人员对于天职感召的回应力，在个案中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一个又一个悲剧。
这种心态，在类似浦东哮喘患者借不到除颤仪事件中的警察和小区保安等人身上同样也有。谁也不想承担防疫不力的政治责任。
三、建议
1、明确“救人优先“的政策
即便是医疗资源、行政资源在防疫形势下的各种紧缺，各级政府都应明确“救人优先”的政策，在落实“救人优先”的前提下尽量减少疫情扩散的风险，而不是以防止疫情扩散为由拒绝救人！
用于“救人优先”的医疗资源、行政资源，应优先分割出来，单独调配，确保急救资源的生命通道全天候畅通。剩下的资源才能用于核酸检测等防疫任务。
2、明确相关人员对于“救人优先“附带的防疫风险免责
在统计数据明确显示奥密克戎致命性几乎没有的情况下，医务人员和相关参与救助人员（包括志愿者）如果执行“救人优先“政策，不应为附带的防疫风险承担责任，除非相关人员有故意或重大过失（例如医务人员不规范佩戴口罩）。
只有明确免责，才能让医务人员和相关人员安心地落实“救人优先”政策，医院才敢放心接收急救患者，警察才敢出于良知伸出援助之手，小区保安才敢放患者私家车出门。
3、去除防疫的政治化
防疫就是和病毒做斗争。把防疫套上“制度之争“、”政治道路之争”、“文明之争”既不科学，也没有积极意义。
病毒在变，我们的防疫也要跟着变，怎么合适怎么来。而不是上升到“文明之争“，人为地制造我们的文明和其他文明的对立，使得医护人员、公务人员、其他参与防疫人员承受不必要的心理压力，妨碍“救人优先”政策的落实。
总之，防疫的目的是为了人民的生命健康安全。当鲜活的生命急需救助时，如果因为防疫口号，而导致生命的逝去，那就是防疫的南辕北辙。
（截至本文发稿之时，90岁老人仍然没有联系到接收的医院！如有能够帮忙提供的信息，烦请评论区留言并留下手机。笔者不认识患者本人和家属，但先替他们谢谢大家了！）
詹朋朋，民建上海会员，《创新创业创造：职场竞争力密钥》一书的作者、配套慕课的首席讲师，AG创始人、实领资本合伙人、星空创投荟秘书长。复旦大学国际法学博士、风险投资学博士后，美国加州大学法律硕士，南京师范大学文学硕士。拥有10+年律师执业经验。
小编后记：詹博士的前两篇建议（见下方推荐阅读），得到了许多朋友的留言响应。也请各位积极在本文评论区留言提出更多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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