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爆发以来，瑞典就成为“躺平”抗疫的代表。

瑞典几乎是在疫情最高的峰值时，宣布解除全部封锁限制的。
2021年4月，瑞典宣布了一系列躺平政策。为了鼓励大家有症状就在家呆着，瑞典政府就取消了病假第一天没有工资的规定。根据瑞典的病假规定，病假第一天在正常情况下是没有工资的，而从病假第二天起就可以领相当于正常工资80%的病假补助。而在疫情期间，病假第一天的这个钱是可以从社保局的网站上申请的。
在“躺平“之后，政府也不再给因为新冠感染风险而不便工作的高危群体和孕妇发放补助，也不再给企业发放“临时补助”，即政府为了鼓励企业允许员工减少工作时间但保留工作岗位而发的补助。

瑞典的学校也一直未停课，餐馆，购物中心照常开业，人们不戴口罩自由地在公共场所闲逛，就像新冠从未存在一样。

瑞典由此成为很多国家仿效的对象。北欧国家，欧盟国家纷纷学着瑞典的路线开放，世界卫生组织也在今年2月表扬瑞典，认为走出了一条独特的抗疫之路
但是，欧洲最新的一项研究将瑞典的躺平政策踩在了地下。
这项研究是由瑞典卡罗林斯卡学院微生物学教授内尔·布鲁塞尔（Nele Brusselaers）牵头，其他合作者包括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教授大卫·斯特德森（David Steadson），瑞典哥德堡哥德堡大学全球研究学院教授扬斯·斯蒂尔霍夫（Jens Stilhoff Sörensen），瑞典哥德堡哥德堡大学肿瘤学系临床癌症流行病学教授贡纳尔·斯坦内克（Gunnar Steineck）等，全文发表于3月份的《自然杂志》。
这份报告说：“瑞典对新冠疫情的反应是独一无二的，其特点是在道德、伦理和科学上都过于自由放任。”
布鲁塞尔及其合著者所描述的瑞典政策细节令人震惊。他们报告说，瑞典政府故意试图利用儿童传播新冠病毒，并拒绝照顾老年人和患有其他疾病的人。
“在瑞典，上学是强制性的，父母处于危险群体中的儿童或最初有家庭成员确诊新冠的儿童也不例外，”报告写道，“瑞典在战略上反对任何关闭学校或保护儿童的措施，对儿童进行检测也受到限制，通常是不进行检测。尤其是在无症状的情况下，因此无法获得可靠的数字。许多儿童仍然患有严重的长期新冠肺炎，更多的孩子失去了父母。”
瑞典的上学是强制性的。瑞典不允许远程学习或在家上学。即使在疫情，有风险因素的儿童或明显有严重新冠感染风险的父母也不例外。学校和市政当局向社会服务机构发出警报，那些将孩子留在家中来保护孩子的父母将被罚款。
许多学校很少或根本没有采取感染控制措施，而且通常不允许戴口罩。从法律上讲，这与瑞典的《父母守则》（Föräldrabalken ）以及以及瑞典通过的《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相冲突，这些守则其中规定父母应保护和照顾他们的孩子。
即使疫情的最高峰期，瑞典也没有停课，儿童上课也不戴口罩。
瑞典公共卫生署否认利用儿童加速感染的事实；而他们的内部电子邮件表明他们的目标是利用儿童在社会中传播感染。
瑞典对于老人感染新冠基本是无视的态度，很少有老年人因新冠而住院导致老人院的中老人大量死亡。
美国《纽约时报》2021年10月8日的报道则称，瑞典的死亡病例中近45%为居住在疗养院中的老年人口。《科学》杂志网站2021年10月6日的一篇报道称，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养老院共住有1.4万多名老人，其中7%的人最终死于新冠，而绝大多数并没有被送入医院接受治疗。
2021年11月，斯德哥尔摩一家老人院门口放满了悼念的鲜花。
布鲁塞尔的报告写道：“尽管氧气供应充足，许多新冠老年人被迫服用吗啡而不是吸氧，这实际上结束了他们的生命。” “这些可挽救的生命在未做尝试、未通知患者或其家人征得许可的情况下被放弃了。”
报告写道，在人口稠密的斯德哥尔摩，分诊规则规定，新冠患者如果还有其他基础病，则不得入住重症监护病房，理由是他们“不太可能康复”，而瑞典健康战略文件和研究统计数据表明，ICU基本拒绝老年患者。
但悲剧的是，瑞典社会普遍存在年龄歧视。老人院的悲剧在瑞典并没有引发什么争议，社会舆论普遍认为这些老人无论如何都会很快死去，新冠只不过稍稍加快了这一进程。
瑞典的抗疫政策制定者是瑞典传染病研究所负责人安德斯·泰格内尔（Anders Tegnell）。他制定这些政策时并没有咨询其他公共卫生专家，基本是闭门造车。
安德斯·泰格内尔
瑞典人从泰格内尔的政策中遭受了重创。根据约翰霍普金斯疫情数据。从2020 年 2 月到2022年3月，瑞典的总死亡率为每百万人口 1,790 人，仅仅优于美国（2,939）、英国（2,420）和法国（2,107），但差于德国（1,539）、加拿大（984）和日本（220）。
瑞典的新冠死亡率在全世界范围内算是很高的。它比北欧邻国丹麦（961）、挪威（428）和芬兰（538）要差得多，这些国家都采取了更严厉的抗疫措施。

2020 年 6 月，泰格内尔本人在瑞典电台承认该国的死亡率太高。“很明显，我们在瑞典所做的事情有改进的潜力，”他说，尽管他在电台采访播出后的新闻发布会上有些退缩。
2020 年 12 月，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国王公开反对政府的做法，震惊了整个国家：“我认为我们失败了，”他说。“我们有很多人死了，这太可怕了。”
他是对的。如果瑞典有挪威的死亡率，那么在大流行期间它只会有 4,429 人死于 COVID，而不是18,500 人。
这份报告还表明，瑞典政府当局否认或淡化了有关 新冠 的科学发现，这些发现本应指导他们制定更合理和适当的政策。
其中包括，感染但无症状或有症状的人可以传播病毒，它是空气传播的，病毒比流感对健康的威胁更大，儿童没有免疫力，等等。对于这些发现，瑞典统统无视，而是直接躺平。
瑞典政府的目标是为了产生群体免疫，为新冠传播创造天然屏障，而不会给中上层公民带来不便。不过瑞典政府从未公开提出这一目标，但瑞典媒体披露的政府内部电子邮件显示，群体免疫是其闭门造车的战略。 

不过群体免疫的目标是否公布，其努力都失败了。这份报告写道：“预计的‘自然群体免疫’水平仍然遥遥无期，”并补充说，如果没有广泛的疫苗接种，群体免疫“似乎遥不可及”，并且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太可能”。
即使躺平，瑞典的经济也没有好到哪里去。根据经合组织的数据，疫情期间，瑞典的表现略好于整个欧洲，但明显比其北欧邻国丹麦、挪威和芬兰差， 经合组织总结说，新冠“严重打击了瑞典经济”。
这段经历可能特别损害的是瑞典作为自由社会的形象。这场疫情暴露了其社会中的许多断层——尤其是年轻人与老年人、本地人与移民。
布鲁塞尔的报告强调了这一结果的讽刺意味：“人们更强调保护‘瑞典形象’，而不是拯救和保护生命。”
瑞典的经验教训应该被其他国家所重视。瑞典为疫情牺牲了老年人，并将其学童用作实验豚鼠，其政府用关于新冠的谎言欺骗人民，甚至试图抹黑其批评者。
与新冠斗争的最终结果肯定是共存，但如何共存，怎样共存，需要很好的规划和准备，像瑞典那样完全躺平是行不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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