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杰：八卦碎片——忆朱维铮先生

文 | 傅杰

第一次见到朱先生是一九八六年六月。

当时我是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的硕士研究生。浙江省从政协到杭大等多家单位联合举行章太炎逝世五十周年纪念暨学术讨论会，我的导师姜亮夫先生从清华国学研究院毕业后，在沪上又问学章门，我去参与会务。

那次并没有跟朱先生说上话，只记得他的报告是论晚年章太炎的。他闭着嘴都不是混在人堆里找不着的主儿，何况开了口？所以给我留下的印象深刻：持论则精悍有力量，模样则凛然有傲色。

会议颇具规模，还安排代表去馀杭仓前参谒了章氏故居。与会者海外有来自美国的汪荣祖先生，来自日本的河田悌一、近藤邦康先生；国内则有章门弟子朱季海、汤炳正、姚奠中先生。

既然是纪念会，其间总不乏研究有素的行家，也难免夹杂赶个热闹的玩家。一位年长的知名学者力褒章氏的文学，作为对比而恶贬其高弟黄侃，当场遭到朱季海先生的驳斥。

二〇〇四年也是六月，馀杭区政府在临平举行“缅怀太炎先生、弘扬太炎精神”纪念会，照例去了研究有素的行家——他们请朱先生莅临；照例也去了赶个热闹的玩家——我也忝在被邀之列。会后就近又到仓前故居，朱先生说来过这里，我说知道：“十八年前，我跟着你来的。”

南人即操北语，也不怎么习惯用“您”——跟朱先生说话，我一向是从不多“心”、直称“你”的。

见到朱先生前，其实早闻其名。除了文章，一九八四年出版的朱先生编定的《中国文化研究集刊》是我已经购阅的；一九八五年出版的朱先生校注的《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更是我反复熟读的。

你就扯吧——拿证据来！

证明材料是：一九八五年我分别给《读书》杂志投了一短文，在《历史研究》露了一小脸，不夸张地说，都是读朱先生所编书的结果。

而两次瞄准的对象，都是曾任复旦大学副校长的蔡尚思先生。

先是拜读蔡先生的《中国文化史要论》，论及崔述及《考信录》：

当即撰文异议：这里所据以指斥的引语，与梁启超的本意颇有距离，其言出自《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的《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

很明显，梁氏在这里提到“经书以外只字不信”，旨在介绍《考信录》的得名之由与著述体例；而所以赞赏崔氏为“豪杰之士”的原因则主要在于崔氏把“云雾拨开什之八九”的考史成绩以及他“严密犀利”的考证方法——“经书以外只字不信”与“豪杰之士”之间，决没有如蔡先生所拼接的那样直接的因果关系。

更明白的是，在这段文字下，梁氏接着写道：

正值读了点书就好显摆的年纪，因为韩愈《进学解》有“卓荦为杰”的名句，即以“傅卓荦”为笔名，把文章寄给《读书》，在第十一期发表了。

硕士毕业后，我留在古籍研究所担任亮夫师的学术助手；同时应郭在贻师之命，接手他在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的训诂学课。当年的学生、现在已是浙江大学中文系文献专业负责人的陈东辉至今仍清楚地记得我在课堂上向他们推销《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并说虽然二书后出的版本甚夥，而他现在给学生首荐的，也还是朱先生的校注本。

拍案惊奇——我闻更不如是。

原文一清二楚地记述：王国维自沉后，同仁与门生都为在清华筹建纪念坊捐款，“教授中唯赵元任不肯出，此人无学问而滥竽院中，且时时有不满意同学处，亦一怪人也”。

仍署以“傅卓荦”，把这段材料抄示《历史研究》，于是第六期刊出了蔡先生致编辑部的信：

一九九三年冬， 上虞举行纪念杜亚泉诞辰一百二十周年暨学术思想讨论会，年登耄耋的蔡先生赴会讲话。主席台上的老爷子气宇轩昂，声音洪亮，每讲一句话都要做两个以上的手势；手之舞之不足，再济之以从左边迈步到右边，复从右边迈步到左边。

没好意思告诉老爷子：八年前向他放过黑枪——还是两枪。

更没好意思挑唆老爷子：那两枪的弹药——全是他嫡系的部下提供的。

王元化师复出后，一度在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负责《中国大百科全书》尤其是《中国文学》卷的组织工作，亮夫师是先秦文学分支主编，因此时有联络，元化师还来杭州担任过亮夫师博士研究生的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

王元化先生与朱维铮先生

而朱先生正是王府里常见的座上客。

朱先生在《元化先生二三事》中回忆，还在学生时代就读到了胡风集团材料按语中对元化师的凌厉谴责，后来又听导师周予同先生提及熊十力晚年寂寞，常去看望的就是周先生和元化师，直到在周先生的病榻前结识刚平反的元化师：

“维铮”是元化师经常挂在嘴边的名字。比如正谈着自己对某个问题的看法，元化师会突然插进一句：“这个可能维铮不一定同意。”

不知远在复旦、没准还在国外的朱先生会不会顷刻间耳根发烫？

“维铮”也是元化师《九十年代日记》中出现频率很高的名字。比如一九九四年筹办《学术集林》，“托维铮约请复旦诸人为丛刊组稿，计有陈绛、章培恒、周振鹤、葛剑雄、张汝伦等，我亦赶去蓝天宾馆参加此会”。

原来我到复旦之前，元化师就拿朱先生当通讯员用——真是暴殄天物。

一天元化师告诉我：有友人打来小报告，称朱先生在外扬言：上海也就是王元化还可以谈谈。“这个朱维铮！我跟他说：你爱怎么得罪人我管不了，你别把我带进去啊。”

语气是嗔怪的， 但元化师的笑容却灿烂之至。跟朱先生一样，元化师当然也不是怕得罪谁的人——他的得意是显而易见的。

我读硕士生时受的训练是文字训诂版本目录，由此而涉足学术史。跟元化师治学术史，博士论文讨论的是钱穆的学术观，最后以《钱穆与甲骨文及考古学》一章提交答辩。

甲骨文自发现以来，学者对其真伪或有疑虑，但基本上都是由疑趋信。唯有钱穆，早年在足以证明《史记·殷本纪》可信的甲骨文的发现粉碎了疑古者“东周以上无信史”的谏言时，对甲骨文报以热烈欢迎；中年在傅斯年倡导要将历史学变成生物学、地质学一样的科学，学者专注文物而忽略了载籍、专注片段的深究而忽略了根本的弘扬时，态度转趋冷淡；晚年在台湾主流学术界仍然偏重考订之学、对中国文化复兴大业殊少措意，大陆则一面批判传统文化、一面大力宣传新中国的考古成就的双重刺激下，对甲骨文与考古学从局部的批评发展为根本的否定。论文以此为线索考察了钱穆的心路历程，并梳理了他和胡适、顾颉刚、傅斯年、李济等的纠葛。

当然只是习作，但角度有点特别，解析还算具体，也指名道姓地驳正了一些有影响的误说，所以还是得到了答辩委员会主席李学勤先生、评阅人裘锡圭先生等的好评。

无论专业，还是与元化师的交情，朱先生都责无旁贷——他既是评阅人，也是答辩委员。他在评阅书中写道：

评阅意见一共五点，上引只是其中之一。而在概括拙文所解决问题的那一点中，他又一二三四，列出了四小点。

天晓得朱先生这一生中，光是这种不会发表、不会结集的文字就写过多少——马虎一些，应付一下，本来评阅一百份论文也许只需十万字；但要像他这样一点再点，点了又点，无形的工作量成倍激增，就可能变成三十万、五十万字了。

天晓得朱先生这一生中，光是这种不会发表、不会结集的文字就耗掉了他多少个不眠之夜。

是啊，不眠之夜——青年时代用功，熬夜成为习惯，夜里他从来都通宵不眠，要到天亮才睡。

博士毕业那年，命运之神对我特别眷顾。

天赐良机之一：复旦就在这年成立了中文学科博士后流动站，经元化师与裘锡圭先生推荐，我成为第一个被收容进站的幸运儿，住在国定路中心村教师公寓。从此开始旁听朱先生的一系列课程——除了研究生课，还有本科生的中国史学史。

天赐良机之二：过不多久，朱先生就告别国年路上的旧居“破壁楼”，搬来了中心村，跟我隶属同一个小区，出入同一个大门。从此在他上课的日子，我得以常常当跟班，随他或骑着、或推着自行车，一起去文科楼，一起回中心村。

当时还孑然一身的朱先生会买菜，有厨艺，但要那么天天拿自己当回事地好生伺候，他怎么还能读那么多书、做那么多事？所以我经常看见他在小区门口一家只有七八张桌子的只卖面条、不供炒菜的小面馆里对付午餐。更经常的是他每周煮一锅茶叶蛋囤积着，饿了就拿一个热热吃。

我说：有医生称茶叶煮蛋破坏营养。

他说：好吃。

我说：有医生称隔夜熟食不利健康。

他说：方便。

那会儿师母王医生还没出现——而除了王医生，别的医生的话他是不听的。

一到复旦，所有通讯员的事务自然由我承包，元化师不用再劳驾朱先生了。朱先生的地位急遽升高——每到有他参加的活动结束，元化师就命令：

“傅杰啊，你把朱先生送回去。”

哈，元化师说话真艺术——好像是他派我专程把朱先生送回家似的，其实我就是跟着朱先生一起回家罢了。而且更多的时候简直像朱先生送我：车到小区门口，一进去就是我住的那幢楼了，朱先生则要再拐两个弯才能进门。

那真是老成凋谢前的黄金时代呀！

一次社联开会，听元化师、朱先生，还有辞世已十多年的唐振常先生在会上、在席间高谈阔论。

一次友人陆灏请元化师、朱先生和黄裳先生吃饭，要我作陪。

一次元化师、朱先生共同的朋友孙长江先生来，我也得以侍坐。因为政治有欠正确，这位昔日中央党校的大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主要炮制者被扫地出门，校长王震指示：调他到一所小的大学去。谈起往事，孙先生严肃地说：“我很感谢王震同志——他只说要调我去一所小的大学，没说要调我去一所大的小学……”

朱先生逢席必饮。某天在上海社科院开会，会后便宴，主人谦称招待不周，饭菜简陋，朱先生面对斟满的酒杯表示有酒足矣：

“我是孔夫子的信徒：惟酒无量。”

他把自己听来不够入耳的下半句“不及乱”——也就是别喝醉——毫不手软地腰斩了。

邻座一位学者发问：“孔子在哪里说过这话？”

不知是对问者不熟悉《论语》不屑，还是对问者疑心他杜撰典故不满，朱先生手一扬，很话剧地——据说他在学生时代是复旦剧社的明星——吐出四个字来：

“请读《论语》！”

扬出去的手，是在亲自确认了四个字的馀音已彻底销声匿迹后，才收回来的。

一身而兼史家与小说家的廖梅，在长篇新作《象牙塔下》里描绘主人公读研期间“最重要的就是导师开设的学位基础课中国文化史要籍选读，每周浏览一部思想文化史上的重要典籍或篇章，并写作一篇读书笔记”，从《论语》、《老子》开始，直到戴震、惠栋，“如此一年，基本上能够把握古代中国思想和学术的发展线索了”——这显然不是小说家的虚构，而是史家的纪实。

朱先生不止一次地絮叨年轻时遭受的影响了他一生的心理创伤：毕业留校，安排他给陈守实先生做学术助手，陈先生布置他读《资本论》，抄正史中的土地制度资料。才过一周，陈先生就冲系主任嚷嚷：这个助手我不要了！我让他读书，这么些天都不见动静，这个助手我不要了！

“我天天都在读都在抄，哪里知道要去找他汇报？” 时隔半个世纪，差点被休的朱先生还是满怀委屈。

刚过门就挨了杀威棒，从此更没有随便打盹的胆量——大半生的夜以续日，就是因那会儿的小儿惊恐而落下的终身后遗症……

他就是这样被自己的严师整成著名学者的，套个流行句式——朱维铮是这样炼成的。

等媳妇熬成婆，整自己的学生，也就成了他不好意思秘藏不用的祖传必杀技。

不拘一格整人才——朱先生的门徒都是给整出来的。除了高强度、大运动量的训练，还有多种随机点化的方式。

有时是冷嘲热讽的。例如授课涉及上海，吸口烟，顿一顿：

“李天纲，报上说你现在是著名的上海史专家了，是吗？”

“著名”的发音有点重，“是吗”的拖腔有点长，眼神居高临下，直扫天纲。

在职读博士的天纲已是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的研究员，每周回学校来听课。

猝不及防的天纲一激灵，红着脸无力地招架：“哪里……”

大概是借这样特别的手段来警告正声名鹊起的杰出弟子戒骄戒躁。

有时是声色俱厉的。例如发泄对某篇显然是匆匆急就的读书报告的愤慨：

“你的这个东西”——抖一抖手上那个在他眼里实在不是个东西的东西——“我扔到废纸篓里去都嫌费劲！”

而这一次被棒喝的当事人根本不具备被正眼扫一下的资格。杀一儆百，旁观者也可以怵然心惊，不敢老虎头上搔痒——随便再拿沙子来揉他们导师的虎眼。

要求既严格，又充分尊重各人不同的学术兴趣，所以朱先生指导的学生，人数众多，领域广泛，远古如郭永秉的《楚地出土战国文献中的传说时代古帝王系统研究》，近代如廖梅的《汪康年：从民权论到文化保守主义》，不仅都是优秀的博士论文，也成为各自领域里站得住的著作。

不过作为学生，先得是可以被整的过硬材料，再得有乐于被整的健全心态——否则我行我素，刀枪不入，被整的可就是倒霉的朱先生了。

孔子弟子三千，贤人七十有二，虽然未必都是实数，出类拔萃者的比率总归不到百分之三。教了大半辈子书、培养名士无数的名师朱先生面对学生，也有一筹莫展的时候。

有位女博士生——朱先生憋闷时抱怨是“我出国时他们给我弄进来的”，为人聪明，但志与力都不在史学，人脉广活动就多，读书少基础就差，老师一再敲打精疲力竭，学生遍体鳞伤依然故我，以致老师一提起学生血压就高，学生一想起老师心里就抖。

朱先生每周三下午上课，跟那位女生同宿一舍的章培恒先生的博士生爆料：“太可怜了，每到周一她就开始脸色发白，嘴唇发青，等周四才会红回来。”

一天下课，朱先生跟我推着自行车回中心村，言及这位“低足”，气不打一处来：

“我让她交开题报告，她千方百计躲着我，实在躲不过了，今天就交给我这么皱巴巴的一张纸。”

他一手握车把，一手从搁在车兜的包里摸出一张真的是皱巴巴才写了大半页的信笺。

气急败坏之下，连着蹦出两声国骂。

我苦笑着摇了摇头，没告诉他：在他之前，我已经先气急败坏过一回了。

有时她向朱先生提的问题实在太初级了，我看不过去，就主动揽事：有些问题欢迎找我讨论，解决不了你再问朱先生。

于是某天便来敲门：她在管理学院颇有关系，管院将成立个什么东西，香港某资本多文化少的大佬要致电祝贺，得代他拟份文言的电文，管院把任务托给她，她不能胜任，希望我帮忙。

我有点不悦，但第一次求上门来，又不算太麻烦，当即写好交她带走。

于是两天后又敲门：所拟电文对方非常满意，成立大会召开在即，校长也将亲临，管院把为校长起草发言稿的任务也托给她了，她仍不能胜任，希望我再接再厉。

我终于失控：“我是看在朱先生份上，才让你有学业上的问题来找我的，你当我是没事干的？你是朱先生的学生，那么多书不读，成天忙这些事，你不觉得丢脸？”

是的，因为她是朱先生的学生——她要不是朱先生的学生，我大概不至于这样发飙。

过后朱先生去上课，几位学生正好同上电梯，那位女生也在，有点没话找话：“朱先生，我帮您拎包吧？”

高她一个头的朱先生黑着脸，双目平视，双手握包，双唇紧闭，一声不吭。

没到两年，女生离开历史系去另谋发展了。强扭的瓜不甜，对她，对朱先生，应该都算好事。

廖梅是朱先生带的第一个博士研究生，也是我的同乡。她在杭州名牌的学军中学就读时，最欣赏这位高材生的班主任邬锡非——祝福他在天堂的每一天，他英年早逝已十多年了——后来考入杭州大学，成为古籍研究所第一届硕士研究生。那届招了三个男生，我是其中最小的一个，因此得以在锡非兄栽的树下不劳而获地乘凉——打一认识直到现在，廖梅都戏称我师叔。

一天刚上完课，廖梅找我，当众就叫：“师叔啊！”

虎眼瞪了起来：“你什么时候成师叔了？”

我不仅忘形地叫嚣这是秘密，还猖狂地进攻：“不服啊？”

朱先生吸口烟，不加思索就接了话：“哪里！我怎么敢不服？我是周予同先生的学生，周先生是钱玄同的学生；而你是姜亮夫先生的学生，从章太炎那里论下来，我都要叫你一声小师叔。”

魂飞天外——我赶紧求饶让他打住。而他又吸了口烟，为自己的敏捷反制得意地笑起来——这种用上海话说带点“贼忒兮兮”的笑是朱先生特有的：看上去有点儿不怀好意，却又有孩子气的单纯。 

林语堂曾述及牛津学生的学问都是导师用香烟熏出来的，在这一点上，朱先生的学生享受到的待遇直逼牛津，足以不让牛人独牛。

而吞云吐雾的架势跟朱先生的满腹经纶、挺拔身姿与自信神态融合在一起，我没见过一个比他更有风度的边抽烟边讲课的教授。

边抽烟边侃侃而谈的朱维铮先生

硬要比一比？

不认识的人，我无从比。

认识的人嘛，实话实说吧——我不忍比。

否则我会有失厚道的。

上研究生课朱先生不用讲稿，在自己的办公室——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室，边抽烟边漫谈，虽然海阔天空，但却不枝不蔓——这是大半生修炼成的境界。

连着讲半年，讲一年，自然不可能没有失口的时候。

有一天他言及颜之推的观点，一时口误，所述跟《颜氏家训》正相反。下课我又跟他推着自行车回家，我一提你刚才讲到颜之推如何说，他就反应过来了：糟糕，我弄反了。

一周后再上课，内容顺流而下，而中间回溯到前一次的相关内容时，他又提到《家训》：

“上个礼拜我把颜之推的意思讲反了，傅杰给我指出来的。”

从硕士研究生毕业任教算起，我滥竽学林快三十年了，阅人无数，所感知的基本规律是：你指出他著作的失误也好，指出他授课的疏忽也好，答辩时对他的研究生发难也好，他越有真才实学，就越不以为忤。

这也并不奇怪。只要是人，做事治学总不可能滴水不漏。学问为人公认，地位不可撼动，你指正的一两下子不过拾遗补阙，是为使之尽美尽善。

于是自然可能获得出于至诚的感谢。

这样的例子我亲遇的——如朱先生，如裘锡圭先生。

而越是学问不过硬，地位不稳固，你一有所指正，他很容易疑心你想将他连根拔起（事实上也确有这样的危险）；一教育他门生，他很容易疑心你想将他斩草除根。

于是自然可能结下成为深怨的梁子。

这样的例子我亲遇的——且听下下回分解。

于是清者自清，越来越清。

于是浊者自浊，越来越浊。

我那点可怜的所谓学问，自然也在容易被连根拔起之列，但只要有学生纠谬，我基本能记着在下节课公开更正。

避免谬种流传——如此庶几对得起我教过的学生。

虽然东施效颦——如此庶几对得起教过我的先生。

在中心村，隔着一排房子，我住南边的六楼，朱先生住北边的三楼。

那时别说手机，我连座机都没有——我们是真经历过不用电话也能活着的日子的。

只是有事确实不便。

一九九七年五月的一个晚上，朱先生来敲门——他没办法传谕召见，只好自己爬上来接见我，并告诉我下午已来扑过空了。

且不计朱先生那厢的楼层，只算我这里的：扑个空一上一下就是十二楼，不扑空一上一下又是十二楼。

原来他有两个硕士生毕业在即，让我参与论文答辩：“我知道那些家伙（他真这么称他请来的答辩委员们）看我的面子，对我的学生不会多说什么，你来帮我修理修理他们。”

我说我在杭州大学当了四年讲师，没等到可以升副教授的第五年就来沪读博士，是没有充任答辩委员的资格的。

又是虎眼一瞪：“我说你有资格你就有资格！”

大姑娘没领到结婚证就上了轿——于是在没有高级职称的时候，我平生头一回担任研究生论文答辩委员，而且还越位到了历史系。

论文两篇，是吴通福的《阎若璩与毛奇龄——散论清代〈晚书〉的一段公案》和颜玉科的《李光地与康熙文化政策——以康熙晚期提倡理学为重心》，啃的都属于硬骨头，内容也做得很实在。如通福的论文不仅史料翔实，辨析入微，还有四种附录：一、阎、毛生平事迹编年简表，二、阎、毛著作及其流传，三、《疏证》引诸家姓氏表，四、疑辩《晚书》诸家姓氏表。答辩委员们公认已经超出了硕士论文的一般水准。

对二文吹毛求疵最多的，是答辩委员中最名不见经传、又唯一没有职称的我。

后来混到了由副教授而教授的职称，更参加了多次朱门由硕士而博士的研究生论文答辩，一以贯之地保持了我抵瑕蹈隙、穷凶极恶的难缠小鬼形象。

因为我一直都记着：我是年过花甲的朱先生起码爬了二十四楼叫来的——是朱先生专门叫来打架，而不是叫来打酱油的。

在朱先生追思会上，我提起了这个故事。会一结束，主持人也是现任的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室主任高晞说：

“我就看你每次来答辩都是一副揪住不放的样子，原来你们之间有这样的默契啊！”

刚进博士后流动站时，中文系主任朱立元先生召我训话，提出两点要求：一是做你的老本行古汉语与古文献；二是出站后留在中文系任教。

我信誓旦旦，说博士论文跟古汉语与古文献都不无关联，在读期间还参与了大型工具书《古文字诂林》的编纂，做所谓的老本行正是我的意愿。至于在中文系终老，更是我求之只怕不得的。

今已年逾八旬的中国语言学史专家、当时的汉语教研室主任胡奇光先生出任我的联系导师。五十多年前，胡先生跟周先生合写了《孙诒让与中国近代语文学》，已收在朱先生编的《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中。二十多年前，胡先生出版了《中国小学史》，也收在朱先生编的《中国文化史丛书》中——他们是多年的老朋友。

出站前夕去教研室，从来都笑容可掬的胡先生不见一丝笑意，满脸阴霾地冲我说：

“傅杰啊，你不可以这样子的！”

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茫然不知所对。

胡先生不是朱先生，不具备电闪雷鸣风狂雨暴的能量，只下了点稍大的毛毛雨，但我明白那已到了他恼怒的极限：

“朱维铮跟我讲，他的思想文化史研究室没有人，要你去他那里。我跟他讲，这怎么行？我们早就说定你要留在中文系的。”

我大吃一惊——我根本没听朱先生提起过这样的打算，更不曾想他会自说自话直接来跟胡先生要人。

我赶紧保证：“我完全不知道这事啊。”

听上去太像是我串通甚至撺掇朱先生来做说客帮我跳槽，阴谋败露后又急于抵赖撇清。

胡先生是出了名的厚道人，不知道他听了我的矢口否认肯不肯信——换了是我，绝对不信。

我压根儿没想过叛离中文系，更做梦都没想过投身历史系，既无此心，也无此胆，不是给脸不要脸——不错，毕竟是学古文献出身，我对史学有浓厚兴趣，但有兴趣是一回事，玩真的就是另一回事了，凭我这点一知半解、千疮百孔的历史学常识，我怎么敢去历史系揽瓷器活？

哭笑不得——朱先生呀朱先生，你就这样害我没商量地陷我于不义。

感激涕零——朱先生呀朱先生，这辈子我永远不会忘记你对我的好意。

由于兴趣到了像真的一样的地步，于是身份到了像假的一样的地步——在那些年，曾有不止一位外人认定我是历史系的。

一次去北京大学谒见周一良先生，周先生说我给你寄书，怎么查无此人退回来了。我问寄哪儿了，周先生说：复旦大学历史系呀。

一次去上海博物馆参加上博简第一册出版座谈，与会代表清单上，贱名下的单位赫然白纸黑字：复旦大学历史系。

还有一次，在学校附近的鹿鸣书店挑了堆书，边上一位其貌不扬的老者翻了翻：“你是历史系的？”

我说不是，中文系的。

“中文系？那我看你买的都是历史书。”敷衍了兴趣之类的话，他接着问：“跟历史系的人熟吗？”

带着出身名门的优越感，我夸口一直跟朱维铮先生学习。

他立刻笑吟吟地宣称：“他是我师弟。”

吓得我一哆嗦：“您是……？”

他更加笑吟吟地宣称：“我是朱永嘉。”

吓得我二哆嗦——原来这就是传说中一度叱咤风云的小朱师弟的大朱师兄。

虽然拂了朱先生的好意，没真入历史系的门，但我仍时不时在历史系门口探头探脑：一是奉命顶包给历史系本科生上了一次中国史学史——幸好没被学生轰下来；二是给朱先生推荐了个博士生——幸好不仅入了学，而且毕了业。

九十年代后期，学校开始文科基地班试点，让上海的名牌中学推荐尖子生，由文史哲三系联合选拔，择优录取，每届仅收三十人左右，课程涵盖文史哲各科，学生则由三系轮流主管。

头三届的学生，第一届归属哲学，由王德峰先生任导师；第三届归属历史，由姚大力先生任导师；第二届归属中文，新任系主任陈尚君先生把导师的头衔封赏给了刚从博士后流动站里流出来的我。

郭永秉是班里五个男生中的一个。

读完《论语》、《孟子》，暑假我布置读《老子》，勒令开学每人交一篇读书报告。

交来的报告五花八门，最别致的是永秉的：两个普通练习本，仿照杨伯峻先生《论语译注》、《孟子译注》后附的词典，做了一部《老子》词典，每个词的词性、词义、出现频率，逐一都有标注。那时电脑还没有今天这样普及，词典是人工统计、手工誊抄的。

我说《老子》传本复杂，要编词典问题甚多，但下了这样的工夫，你对《老子》的熟悉程度就跟别的同学不一样了；你受到的文献训练乃至耐力训练也跟别的同学不一样了。

我以永秉为榜样号令全班：能进这个班的同学天资都无庸置疑，谁益之以踏实的工夫，谁才有希望出类拔萃。

永秉本科没毕业，就直升跟我读硕士；硕士没毕业，我就推荐他跨系直升跟朱先生读博士——一来我当时还是没有被扶正的副教授，二来我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教他了。

还是本科生阶段，在鹿鸣书店偶遇，永秉让我推荐古汉语读物，我拿给他裘锡圭先生的《文字学概要》和李学勤先生的《古文字学初阶》，十多年后永秉接受报纸采访，说这影响了他一生学术方向的选择。

从此永秉迷上了古文字与出土文献。朱先生对某些不能确知来历的出土文献心存疑虑，对某些研究者的夸大其辞、顾此失彼也不以为然，但还是既给了他自由的选择，又给了他关键的指点。永秉在博士论文《楚地出土战国文献中的传说时代古帝王系统研究》的后记中衷心感谢：

但朱先生坦率地表示：对出土文献部分他没有把握，得请他的“学长”——比他更早毕业于复旦历史系、这时又回到了母校的裘锡圭先生来把关。

朱先生对永秉说：裘先生说可以就可以。

于是裘先生受聘担任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我叨陪末座。

结果跟朱先生一样眼里揉不得沙子的裘先生不仅说可以，而且说很好——直接把永秉拐带去了他的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担任他的学术助手。

博士论文后经修订，改名《帝系新研》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毕业不到十年，又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古文字与古文献论集》及其《续编》，三十五岁的永秉现在是复旦乃至全国最年轻的古文献专业的教授，也已成为古文字学界无人不晓的后起之秀。

而当年三十出头的朱先生，却因才学卓异，加上造化弄人，正被政治运动的汹涌洪流裹挟得身不由己。

本来就熟悉如此之多的历史典籍，如今又见识了如此之多的政治把戏，等到他从淤泥里灰头土脸地挣扎上岸的时候，至少他自以为对历史的政治与现实的政治都已洞若观火，了如指掌。

现实帮助他理解历史，历史帮助他认识现实，他每一天都在研究历史，也每一天都在关注现实，因此在言谈中热衷议政，在论著中也不乏对政治的批评。

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他以此自负，当然他也有足够的自负资本。

朱维铮先生文集纪念版

朱先生《音调未定的传统》初版是收在辽宁教育出版社的《书趣文丛》中的。加盟丛书的还有金克木的《蜗角古今谈》、施蛰存的《沙上的脚迹》、董乐山的《边缘人语》、辛丰年的《如是我闻》、唐振常的《饔飧集》等。

最年轻的是扬之水，收的是她的《脂麻通鉴》。作者翻史书而“竟有陈子昂式的怆然悲怀”，遂作《春秋笔法》、《纳谏》、《同文馆狱》、《遗诏》、《议大礼》、《廷议与廷推》等札记——一望而知，这都像或都该是朱先生写的题目。

但这些文字是混不进朱先生的文集的——跟朱先生的文字放在一起，太寒碜啦！什么“怆然悲怀”，简直大言不惭，分明是为赋新词强说愁……

怀着无比真诚的怜悯，带着不加掩饰的蔑视，朱先生对扬之水说：“唉，你这么单纯，怎么读得懂历史呢？”

呵呵，如今名满天下的扬之水大姐，还经历过这样屈辱的难堪时刻。而且遭受的残酷打击不止一次——她告诉我后来在北京，已故考古名家陈公柔先生也对她作了大意跟朱先生一样的教导。

“从此我就洗手不干，再也不敢谈政治啦。”

远离了骇人听闻的机心，沉醉于琳琅满目的名物，中国少了个业馀的史论爱好者，多了个一流的名物学权威。

诲人亦即毁人——这是朱先生的惯技。

毁人亦即诲人——这是朱先生的功德。

所谓桀骜不驯、特立独行，就是跟正常人不大一样或大不一样。

而天下皆知正常之为正常，斯不正常矣。

小到学府，大到政府，要是天下各色人等都以不学有术为正常，都以结党营私为正常，都以趋炎附势为正常，都以厚颜无耻为正常，那么，不会或不愿揣着明白装糊涂的不正常的特立独行之士，就是黑暗世界里的一线光明——哪怕他盛气凌人乃至出口伤人。

不正常的朱先生对他人的正常越深恶痛绝，对自己的不正常就越孤芳自赏。

自吹自擂之一：话说某次开会，有主校政的自然科学家言辞中自觉不自觉地流露出对人文学科的轻视，朱先生忍无可忍了：“你不要以为在国外帮人涮了几年瓶子就了不起，我告诉你：你出去是学人家，我出去是人家学！”

自吹自擂之二：话说某次又开会，讨论来自学校上级主管部门推行的某项明显违背学术发展规律的大跃进计划，多位教授纷纷叫好，朱先生又忍无可忍了：“我们已经有了许许多多的教授名目：杰出教授，首席教授……我看还应该再增加一个：马屁教授！”

千羊之皮兮，不如一狐之腋；千人之诺诺兮，不如一士之谔谔。

要是别人这样自撰世说新语，我也许会怀疑他想冒领见义勇为奖。

至于朱先生这么说——至于你们信不信，我反正信了。 

朱先生在海德堡大学客座时，跟龙应台合编了影响广远的《维新旧梦录》。

龙应台来复旦演讲，地点在校正门对面的第六教学楼。我和她以前在元化师那里见过不止一次，就跟朱先生一同去校门口接她。她来早了，当时周边没有咖啡馆，只能到政肃路上一家也有咖啡供应的小饭馆稍坐。

过了饭点，没了客人，只留下几个苍蝇嗡嗡地飞来飞去。苍蝇的小眼自然识不得泰山，所以冲着朱先生既不知回避，也不肯肃静。朱先生挥之不去，便质问女服务生：“你们这里怎么会有这么多的苍蝇？”

龙应台拉拉他：“你别这么大声，吓着人家。”

我说：“被你教唆的啊——‘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

龙应台大笑起来。

晚上朱先生和章培恒先生宴请龙应台，姚大力先生和我作陪。

朱先生和章先生有一位在，酒就是必须的；两位都在，酒就是必须中的必须了——所谓 “重中之重”。

元化师五十年代初曾在复旦中文系兼课，章先生是受过教的学生。来到复旦，章先生是我的顶头上司——中文学科博士后流动站站长。章先生的海量是名震遐迩的。元化师曾让我传话：你让培恒少喝点酒。我把口谕带到，章先生嘿嘿一笑，诚恳地说：“我就喝到哪天完了也就算了。”

酒过三巡，章先生开始揭朱先生的短：在章府对饮，朱先生醉了，章先生只好安顿他睡下。第二天朦胧中睁开睡眼兼醉眼，一生中对历史对现实提出了无数问题的朱先生面对章先生，问了一个他一生中最不应该问的问题：

“你在我家里做什么？”

朱先生否认在近代挨打的中国是落后的，但他并不能否认落后是容易挨打的——留下话柄、受了奚落的朱先生只好认栽陪笑。

其实朱先生不自掩其短，这等丑闻他自己也坦白过。喝不过章先生，得找人来垫背。他说起他们共同的酒友还有中国哲学史专家潘富恩先生。早年的某一天，三人喝到深夜，潘先生已摇摇晃晃，仍然骑自行车回家。因为车常失窃，潘先生习惯把车扛上楼，半道难胜酒力，身上压着车倒在楼梯弯道口就打起了呼噜，直到凌晨被人发现……

章先生有恙在先，很多年滴酒不沾。

朱先生一进医院，每天闻到的也只有酒精味了。

不到一年，章先生和朱先生相继驾鹤西去。

腹中书万卷，身外酒千杯——广陵散于今绝矣！

二〇〇九年六月十五日晚，朱先生在光华楼讲《帝制中国的黄昏——满清在十九世纪》，评论人是他钦定的：天纲和我。

天纲是正派，从三方面明晰地阐述了朱先生演讲的意蕴。

我是旁门，只能剑走偏锋，借题发挥。

我说朱先生刚才在演讲中介绍了龚自珍对衰世与盛世似而不同的判别；也批评了当下一些投资巨大意义无聊的科研项目。龚自珍是出类拔萃的思想家，也是出类拔萃的好色者，上至达官太太，下至街头小贩，都可来者不拒——这不是我说的，是他儿子写的。当然他也更少不得光顾青楼。集敏锐的思想锋芒与丰富的渔色经验，他提出了一个独到的观点：开设妓院是统治者的阴谋。因为妓院兴盛之后，读书人要嫖娼，或得忙着赚钱，或得忙着赋诗——那时有的妓女很有文化——你就没有多馀的时间和精力去关心时事，去参政议政了，经营温柔之乡尚且不暇，哪有闲心再管天下兴亡？统治者的阴谋就成功了。虽然他讲的是妓院，但很多东西我们也可以借这个视角来观察，比如说编《四库全书》，用一个大项目，用一点实际的好处，把读书人的精力、爱好全圈在里头了。如果一个高校的读书人都没有对能给自己带来实际好处以外的东西的关怀了，那就是一个高校的悲哀；如果一个国家的读书人都没有对能给自己带来实际好处以外的东西的关怀了，那就是一个国家的悲哀。而朱先生对历史的追问，对现实的关怀，不仅给我们提供了知识，也使我们有机会领略到当代一种已经稀有的动物——“士”的风采。

我说朱先生勉励我们要读一点真正的历史。懂得一点历史，对能够直接给自己带来好处之外的东西有所关怀，我们才能活得不糊涂，活得不愚昧，虽然我们常常是糊涂、愚昧并快乐着，因为清醒了，明白了，往往是很痛苦的——如朱先生，就很痛苦。

我还引了前一天《上海书评》发表的复旦外文学院陆谷孙先生的文章，就名校教师把Mencius译为“门修斯”、把Chiang Kai-shek译为“常凯申”，陆先生不主张围剿译者，但劝他们好好历炼“童子功”：

我说朱先生的演讲，陆先生的文章，对我们都是可以具有开示作用的。有人一生也没有机会受到这样的开示，未免可惜。而对于有心和有慧根的同学来说，这样的开示来得越早越好。

同学们热烈鼓掌。

严肃点儿说——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率众学生向朱先生致敬。庸俗点儿说——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率众学生拍朱先生马屁。

吴中杰、朱维铮、陆谷孙先生合影

友人李庆明主掌设在深圳的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附属南山实验学校时，为了营造文化氛围，提高教师素质，殚精竭虑，辗转托人，邀请多位学者前往演讲。在认识他之前，已去布过道的朱学勤先生跟我说：他很不容易，你多帮帮他。

几次赴港讲学，我都顺访他的辖区。

除了中青年学者，他还请过资中筠、袁伟时等前辈先生。庆明说：前辈中非常非常想请的，是朱先生。

这么多年过去，朱先生还是一成不变地在周三下午给研究生上课。安排出来的动身时间正是周三，他要上完课后——身为不退休的资深教授，他不是不敢、而是不肯逃课，否则他早就可以不上课了——赶往虹桥，坐晚八点的飞机。

我打前站早一天到深圳。过了九点，庆明开车，我和他一起去机场接驾。

没给我们意外的惊喜，航班屡教不改地晚点——还赶上了超混帐大晚点：凌晨四点半，朱先生和师母延误了六小时的航班才抵达。

当天下午，朱先生为所有教师和部分学生作题为《中国·中国人·中国历史》的报告。

庆明关照：飞机晚点，旅途劳顿，时间请朱先生随便定，感觉累了马上就结束。

这一随便不要紧——中间没有休息，整整讲掉三个小时。

仍然高屋建瓴，纵论古今。最后朱先生总结道：

我以为中国历史从一开始到现在，不仅需要深入研究，某些问题还需要重新研究。在重新研究还没有结论之前，大学里介绍不同的学派对同一个问题怎么看，这是比较好的办法。当然在中小学里有困难，因为不能够讲不同的观点，免得引起混乱。不过我想问题应该没有那么简单。我回忆我读小学的时候，老师偶尔讲一个不同的观点，讲一点关于历史的不同见解，起码就引起我很大的兴趣。后来我违背我父母的意愿，坚持一定要学历史，我想恐怕有一点，是因为我在小学年代——因为当时战乱，不同的小学我都去读过，读过私塾，读过教会小学，读过公立小学，在这样的过程中听到不同的见解，促使我思考。我想我们的孩子们恐怕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幼稚。对有些有争议的问题，我们可以讲我同意这个意见，但还要注意另外一些不同的意见，这样也许会对我们未来的中国年轻人、对未来的中国社会栋梁们有些好处。现在大家在讨论钱学森问题，就是我国的教育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我想他提出这个问题，一定不是因为觉得中国人笨。为什么国内一些那么聪明的人，多少年以来慢慢地思想变得很僵化？我想这和我们的教育体制有关；还和我们近代一贯的训政传统有关，慢慢训得不敢想，训得不敢说。这就是我为什么说中国历史不仅需要深入研究，有很多问题还需要我们重新认识、重新研究的道理。(下略)

较之大学，他在中小学的讲坛上更见苦口婆心，语重心长。

慕名来听演讲的还有庆明的一干朋友——区教育局和兄弟学校的头儿。庆明留下几位陪宴，录取标准是酒量好。但酒量好的人往往话多，庆明又怕他们届时从嘴里吐出来的字不像从嘴里灌进去的酒那样足以跟朱先生相匹配，纠结之下，在朱先生入席前，他竟然指着其中一位擅长嬉闹的大嘴喝令：

“等一下朱先生来了，你只许吃喝，不许说话。”

而那天朱先生非常兴奋，众大嘴也很快进入状态——朱先生的好心情就是特赦令，他们谁也不必冒被憋疯的风险假充哑巴了。

师母提醒：“你少喝点。”

朱先生乖乖地说：“好的。”

话音刚落，一仰脖子，杯中酒被一饮而尽。

师母急了：“跟你说少喝点，你就是不听。”

朱先生继续乖乖地说：“我就是听你的话才喝的呀！我本来不喝了，你让我少喝点，那我只好再少喝点。”

得意洋洋的脸上又露出了不怀好意却孩子般单纯的“贼忒兮兮”的微笑。

举座哄堂大笑。

师母也只好边摇头边苦笑。

庆明说：想请邓正来先生讲一次，跟他联系，大概看我们是中小学，他听上去不怎么积极。

我说：我当然也可以代请，不过要令出必行，那就得朱先生下圣旨啦。

朱先生一口应承：我来跟他说。

一个多月后，在光华楼下，邓先生遇见我就拱手：“深圳我去过了，哎呀，你那位朋友太好了，那里的老师素质也太好了。”他刚去讲了国家与社会中的市民社会问题，本来觉得他们不可能听懂，结果听众所提问题的到位让他意外，庆明对他著作的熟悉更让他意外，因此他高兴地向我致谢。

其实我深圳回来后根本没见过他，也没联系过他。所以他去讲学，不是小弟请的，而是大哥派的——颇带江湖豪气、常跟朱先生聚饮的邓先生一直称年长二十岁的朱先生“大哥”。

朱先生演讲的第二天，还是庆明驾车，我跟教师文化中心主任李冰陪朱先生与师母去著名景区东部华侨城看山景，泡温泉。

朱先生兴致真高啊！

和师母结婚后，朱先生的生活才算走上正轨。在师母无微不至的悉心照顾下，朱先生的晚景是幸福的。

而幸福总是短暂的。

这是二〇一〇年四月二十四日——离朱先生被查出绝症，只不到一百天了。

也许是我见过比朱先生年长的老者多了些，也许是我认识朱先生早了些，更也许是朱先生的精神状态太好的缘故，我从来不觉得他是老人——所以有时才会没大没小；更从来没料到他会这么快就撒手人寰——所以放过了更多可以请益受教的机会。

二〇一〇年七月四日，《东方早报》为庆贺《上海书评》版创建两周年，特邀北京大学李零先生来上海图书馆演讲，由我主持。活动结束，在淮海路致真酒家晚宴，朱先生与师母、葛兆光先生与戴燕夫妇以及上海古籍出版社总编辑赵昌平先生都来聚谈。

十多天后，就传来朱先生被诊断出了凶多吉少的恶疾的噩耗。

手术后的一个傍晚，我去肺科医院看他。他的虚弱是显而易见的，他对术后生命重新开始的信心也是显而易见的——这种信心到后来才被逐渐击碎。

他从床头取过新鲜出炉的《重读近代史》，像以前每本书那样，一笔不苟地签上“傅杰兄正”，说书编就有日，序却拖着没写：“来这里前一天，我想这下子进去了不知道还出不出得来，不好再拖了，搞了一个晚上，到早上七点多总算改完。九点就进来了。”

朱维铮先生所赐签名本

“除非我以后不工作了。”他本能地拒谏，随即带着一种盗光了国库却逃脱了法网的成就感炫耀道：

“来这里前一晚弄这篇序，我还抽掉了两包烟。”

脸上又一次浮现出“贼忒兮兮”的朱式微笑——只是这次笑得有点吃力。

这是我最后一次看到他这样笑了。

从入院到生命终结的二十个月，作为资深烟民的朱先生终于跟香烟彻底告别；但作为资深学者的朱先生跟学术却并没有彻底告别——事实证明：在没有香烟提神的时候，凭着信念支撑，拖着如此病体，他仍然可以坚持最后的工作。

二〇一一年是朱先生与病魔日夜搏斗的一年，也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

上海文艺出版社老编辑徐如麒先生来电话：他们拟以线装本形式出版《辛亥先哲诗文选》，请教了朱先生，朱先生推荐我编。

于是先在大陆查阅相关人物的别集。五月我有台湾之行，在南港中央研究院逗留了三个月，又在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国文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翻检了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辑印的逾千万言的《革命先烈先进诗文选集》等大陆不常见的资料。

完工已是八月中旬，出版社希望十月纪念日前出书，我只好拿初校样就送去请朱先生写序——不少篇幅是由简体字转换的繁体字，错字几乎每页都有——限时十天。

这个要求别说对病人，就是对健康的老人也是不人道的。但一来出版社催得紧，二来我的本意，只想由他看看选目，写上几句引言了事。

只是我不敢想，到了这时候的朱先生还是秉持了他的一贯作派，把校样逐页看了个遍。三天后他就把改了错字的部分稿子交我勘正，并让我转告出版社：保证质量，不要赶什么纪念日。

九月中旬，朱先生让我去取序言——一字一句全是亲笔，方格稿纸整整九页。开头说：

傅杰教授编成《辛亥先哲诗文选》，要我兑现为选本作序的诺言。

“子路无宿诺”，而我总是文债缠身。即此一例，便可证我当不成孔子之徒。不过藉作序表明我还没有沦为老子所云“轻诺必寡信”的滑头，也未必非计。

结尾说：

末署“二〇一一年农历辛卯年八月丙子，逢‘九一八’八十年矣”。

距手术已过去一年。

朱先生一脸的倦容，说背部开始出现大面积疼痛。

这绝对是不祥之兆。

阻不断的疼痛阻不断历史学家对历史的思考，朱先生在序言中拨乱反正：

死神的脚步声越来越近，朱先生用他最后的时光，一如既往地苦苦追寻着历史的真相：

徐先生又来电话，说社领导看了序言，问会不会有问题。

由朱维铮先生作序的拙编《辛亥先哲诗文选》

徐先生仍支支吾吾。

他是我敬重的老编辑。开工以来，我们一直都是客气愉快地合作——比如直到出书，我从没问过他将支付我多少编选费，合同还是出书后补签的。比如我本来选了多首汪精卫——真是不该因人而废的好诗啊，但他说那得特殊审批，恐怕出版无期，我也只好让步。但在这一刻，我突然热泪盈眶，撂下了句狠话：

“朱先生的序言，一个字也不能动！”

二〇〇六年，朱先生出任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大师》栏目首席学术顾问。

他是陪着那些大师——或者说是那些大师陪着他——最后离开人世、走入历史的。

《大师》有后来的口碑，一是由于有总导演王韧先生率领的团队废寝忘食，精益求精；二是由于有朱先生的悉心指导，严格把关。

朱先生这样预设《大师》可能也应该具有的效应：

由此可以理解，朱先生的触电完全不是玩票——他是把《大师》制作的意义，看得跟教书育人、著书立说一样重的。他沉痛地说：

2011年12月15日，重病中的朱维铮先生在复旦大学第五教学楼5301讲《历史上的中国与世界》

而让他欣慰的是“当《大师》连续播出后，最感兴趣的是中学生”，看到杰出人士的成长过程，有助于他们“了解怎样做一个真正有出息的人”。

也许是太投入了，以至于朱先生不切实际地幻想《大师》还可以发挥更强有力的作用，成为“科教文卫当局”的行为参照指南：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但愿朱先生的“但愿”真有变成现实的一天……

尾随首席顾问，我也“学术顾问”了一位学术大师。

自大学本科起，我就是铁杆钱迷——不是钱穆，是钱锺书。到读硕士研究生，由于指出一个小小的疏误而得到钱先生“独具只眼非君谁属”的夸张表扬，不禁受宠若惊，日益变本加厉。

《大师》中《钱锺书》的拍摄脚本初稿是我执笔的，国内受访人的名单也是我开列的。

王导看看名单，不满足地——他从来都是不满足的——追问：“还可以找谁？”

被逼急了，我噎他说再找就得去美国了：他早年的朋友夏志清，晚年的朋友余英时，英译《管锥编》的艾朗诺全在那儿。

王导满不在乎：“那就去呀。不过你得一起去，由你提问。”

总算没有顾而不“问”——还问到了大洋彼岸。

于是我和王导派出的包括一位导演、一位摄像、一位灯光的特别行动小组，从东岸到西岸，连日征讨了哥伦比亚、普林斯顿以及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将锁定的目标一网打尽。

人老而春心永不老的夏先生依然对年轻时没追到杨绛的妹妹杨必耿耿于怀，对杨必先生后来被逼自尽的悲惨境遇不胜唏嘘，当着夫人的面，公然驰骋妄想：“要是那时她嫁给我，可能后来就不用吃那么多苦头了”，而尤其重要的——“那我跟钱锺书也就是连襟了，我的名气就更大啦！”

目光如炬的余先生强调，钱先生既聪明又博学，把书真正念通了，根基深厚，不会一个新的学说出现就震动，不会为一种学说所俘虏：“我们普通人常常会被一种思想俘虏，并不是那个思想力量大，而是那个思想背后有更大的现实力量支持。他能够在这种情况之下，保持自己的独立精神，就靠他早年念书的结果。”

总是乐呵呵的艾先生深情地回忆当初起意把《管锥编》选译为英文，壮着胆子恳请著者俯允，不料钱先生那么爽快就答应了，没提任何条件，只有一个要求：翻译时有任何问题别来问我。搭进了自己的青春岁月，经受了多年的甜蜜痛苦，大功告成的那一刻，“我真是舍不得啊！”虽然非我族类，居然其心不异，听说艾先生对他的中文启蒙老师大作家白先勇给起的“艾朗诺”这个暧昧得不像中文的中文名字并不喜欢，良有以也——他应该改名叫“爱钱”。

而朱先生则保持着他冷峻的批判精神：“你要了解这一段历史中间，有一群知识分子怎么生活，怎么思考，怎么活动，从《围城》可以了解历史大潮流中间某一个点。钱锺书的观点是，我暴露一下我所知道的在大时代的漩涡中间这样一群在漩涡边缘的知识分子的生活。就像我们今天，谁要写一部真正的大学教授的生活，恐怕比《儒林外史》、《围城》要更丑恶一些。”

面对镜头的朱先生现出了一丝嘲讽的微笑。

不知道那一刻他脑海里闪过了哪一位或哪几位“大学教授”？

我主保佑我——只要没有我。

汪先生从美国退休回了台湾，受聘中央大学人文研究中心讲座教授。他跟钱先生颇有过从，八十年代他在大陆出版的第一本著作《史传通说》就是由钱先生题签并赐序的。二〇〇九年底，经杨绛先生同意，汪先生在中央大学举办了小规模的纪念钱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

从二〇〇五年起，在受教于钱先生多年的中文系首席教授王水照先生与系主任陈思和先生的支持下，我开设了《管锥编》导读课，给本科生宣传钱著，一心想让更多的后学不能自拔地掉进钱眼里，在学习中领略各科打通的开阔眼界和兴致勃勃的游戏精神。二〇〇八年，应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主任郑培凯先生之邀，还在城大作了十二次关于钱先生与《管锥编》的系列演讲，既得到了郑先生，也得到了同在城大执教、与钱先生交往甚密的张隆溪先生的鼓励。

张先生就向汪先生推荐我参会。沾他捎带的光，在桃园我受到了主人如叶嘉莹、余光中、艾朗诺诸先生——当然还有张先生同样规格的款待。

二〇一一年夏季我在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作访问学人，应张寿安先生之邀去近代史研究所旁听她主持的近代中国知识转型与知识传播学术研讨会，又邂逅了兼任近代史所研究员的汪先生。问起他正在写作中的钱传，我请他来复旦讲两次钱先生。

二〇一二年三月下旬，汪先生如期光临。动身前我请示：有想去的地方请告知，以便我提前安排。

汪先生说：讲完就赴北大，不在沪上滞留，唯一的意愿，是去朱先生家看看。

于是我陪他去看望师母。

这是在朱先生辞世的十多天后我第一次去复光苑。

又走进那间堆满书的客厅，一种前所未有的奇怪感觉慢慢浮上来，缓了缓神，我意识到，这也是第一次我来这里的时候，朱先生却不在。

复光苑朱维铮先生的书房

他怎么可以不在？

他再也不会在了。

在告别仪式的前两天，我去历史系参与朱先生后事的商议，见到了从外地来沪奔丧的朱公子，历史系主任章清先生介绍：

“这是中文系的傅杰教授，是朱先生很欣赏的学者，也是朱先生的学生。”

朱先生的学生？不避攀附，确实是的。从博士论文的评阅到答辩，从课上聆教到课下小灶，虽然较廖梅、天纲、高晞、志锋、姜鹏等升堂入室的博士，我之所得仅是皮毛，但我耗去的朱先生的心血，不一定比他们少。

跟他参加活动的场合，我声称是他学生时，他间或会顶真：“哪里！他是元化先生的学生。”但更多的时候，他是不否认的。

在馀杭的章太炎纪念会上，我一开口就说：“今天我不敢乱讲，因为我的老师朱维铮先生坐在这里。”这个发言跟朱先生发言的记录，都被刊登在馀杭文联主办的《藕花洲》杂志上，忠实的整理者把开场白也保留了——朱先生没有抗议。

在深圳主持他的演讲，我一开口就说：“在座有很多老朋友，因为我来过不止一次了。不过今天我比哪一次都来得理直气壮，因为我请来了我的老师朱维铮先生”——朱先生也没有抗议。

而同是朱先生学生的朱圣弢、高晞夫妇为他举办六十寿宴（他的七十大寿是在德国度过的，去汉堡大学亚非学院出席授予他荣誉博士学位的仪式），有十多位新老学生躬逢其盛，我也承蒙恩准混迹其间大快朵颐……

1996年7月14日在朱维铮先生六十寿宴上的合影

无论作为学生，还是作为学者，在成长的历程、生命的历程中，有这样的一位长者愿意不懈地给你激励，给你提携，给你指点，给你批评，这不是每个人都能拥有的幸福。

从我来上海读博士算起，这种幸福已经持续了二十年——这倒是一种不算短，却永远也不嫌长的幸福。

这种幸福一去不复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