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留学时期的戴世光

戴世光是我国著名的经济统计学家、人口统计学家，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先生出生，毕生从事统计学科的教学、研究与实践。戴世光坚持实事求是，捍卫科学和真理，改革开放后，为推动我国统计科学与教育的思想解放和拨乱反正，追赶国际先进水平，做出了卓越贡献。

戴世光 1935 年以清华留美公费生身份赴美留学，先后在密歇根大学数学研究院学习数理统计，在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经济研究院学习人口统计和经济统计。1937 年夏，在美国国情普查局实习，而后历时一年，游历英国、德国、法国、瑞士、意大利和印度，考察人口统计和国情普查。本文主要依据清华大学档案馆、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结合同时期相关文献资料，研究戴世光海外留学时期的经历和影响，引用的绝大多数档案都是首次披露，对于一代统计学人的学术品格和我国近现代统计学科史的研究，无疑是有益的补充，从中也可以一探 20 世纪 30 年代清华公派留学生的培养模式。

1934 年 8 月，正在清华大学经济研究所研究社会、经济统计方法应用问题的戴世光参加了清华第二届留美公费生招考，考试合格，10 月被选定为留美公费生，专修“国势清察统计”（后改称“国情普查统计”）门。同期考取的留学生共计 20 人，其中还有钱学森、张光斗等人。“国情普查统计”指对一个国家社会经济情况的普遍调查统计，实际上是对“人口、农业、工业、商业等普查资料的统计整理方法、技术研究”（戴世光，2008）。当时清华公费生的培养制度规定，所有录取生在留学前，需要在国内准备半年至一年，补习必要的专业课程和英语，作研究调查或实习工作，由清华大学分门聘请指导员，代拟该生研习计划，必要时，先在国内作调查实习工作。“指导员”也称导师，针对“国情普查统计”门，清华大学为戴世光指定了六位导师，分别是清华大学经济系教授赵人儁，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陈达，清华大学前任秘书长，国防促进委员会杨公兆，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局长吴大钧，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所长刘大钧，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统计主任孙公度。导师阵容不可谓不强大，校内教授和政府统计部门负责人、研究机构主管兼及，以期对学生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均给予指导，这和系主任陈岱孙确立的经济学系课程编制原则一脉相承，“理论、事实与技术三者兼重”，务使学生“于理论方面，有确切之基础，于我国实际状况，有相当之了解”（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1991）。导师赵人儁 1923 年获美国密歇根大学学士学位，1925 年获哈佛大学硕士学位， 1927 年获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陈达 1920 年获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1923 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 刘大钧 1911 年赴美攻读经济学和统计学，1915 年获密歇根大学学士学位，1916 － 1919 年任清华大学经济学教授，戴世光其后的学术轨迹也正如此。

1934 年秋至 1935 年夏，戴世光继续留在清华大学经济研究所，在陈达、赵人 的指导下，补习微积分，搜集材料，进行扎扎实实的留学准备工作。戴世光（1934）制定了研习计划: “由本年（1934 年）十月起，即专在清华攻读高级算学、微积分、微分方程等课，预定在明年一月中旬可完毕大考，然后径至南京国防委员会、统计局及上海全国经济委员会，参加调查工作、注意中国日下稍具规模之国势清查，研究其调查方法、所根据之材料来源及其基础性与普遍性等。在京沪约可停留一个月，即需北返清华，补读算学”。1935 年 1 月，戴世光利用寒假到南京、上海分别拜访吴大钧、刘大钧、孙公度，三位校外导师都接待了戴世光，向他介绍了各自主管部门和领域的统计工作情况，就戴世光在国外所要进行的学习研究提出了意见，还提供了一些统计方面的资料。直接受教于校外导师的机会虽然不多，但是清华大学指定校内校外人士共同担任指导员的培养方式，深得戴世光认可并自然地在其指导自己的研究生时加以借鉴。1984 年戴世光指导首届博士研究生时，亲自带袁卫等人到中国科学院应用数学所拜王寿仁教授为师，学习数理统计; 拜人民大学高鸿业教授为师，学习宏观和微观经济学; 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与技术经济研究所贺菊煌研究员，教授计量经济学。

戴世光 1927 年考入清华大学经济系，1931 年考取经济研究所，八年清华时光，一朝别离，颇为感慨。赴美前，戴世光（1935）致信校长梅贻琦，表示“校长栽培、师长等教诲，春风化雨，光受益实深”“但信今暑去美，竭其忠诚，努力学业，庶不负国家、校长以及师长等之期望”。1935 年 8 月 20 日，戴世光从上海搭乘杰克逊总统号前往美国留学，同船共有清华校友 21 人，有本届清华公费生，也有从清华毕业的自费生。在船上，这 21 人组成了“沐社”，沐，即“水木清华”，喻示不忘同学情义、不负母校培植，戴世光是发起人之一并被推选为干事。在给梅贻琦的信中，戴世光（1935）描述了“沐社”成员船上偕行的情形，“新制留美同船能有廿一人，实为盛事。在船中计二周，清华同学集会数次，其中自助教，而一级至第八级，不缺一级，颇谓有趣，且起居咸在一处，感情益呈融洽。同学中有国旗，有校旗，每集会时，国歌校歌，声震碧波”。这封信后经梅贻琦批示刊登在清华《校友通讯》上。9 月 10 日，戴世光到达密歇根大学所在的安娜堡，入数学系研究院研习数理统计，同学中即有后来成为著名统计学者的杨西孟、邹依仁等。和本科学习数学的同学比起来，数理统计对于经济系出身的戴世光难度不小，他只有更加勤奋学习才能赶上，在学校埋头上课、作习题、写短篇论文。一年中，戴世光学习了初级统计分析、高等统计理论、概率论、高等微积分、有限差数、经验公式、卫生与公共健康（人口统计）等课程，成绩优良，于 1936 年夏天，获得密歇根大学理学硕士学位。戴世光热爱所学专业，利用各种途径搜集了大量国情普查统计的报告和专业书籍，下定决心要学有所成，开创我国未来的国情普查统计事业。密歇根大学是美国的统计中心，拥有世界上设备最齐全的大学统计实验室，藏书丰富的数学和统计学图书馆，长期开设声誉卓著的初级和高级数理统计课程，吸引了大量对统计学的数学理论感兴趣的研究生。数学系的亨利·卡佛教授（Harry Carver）于 1930 年在此创办的《数理统计年刊》，是美国唯一以数理统计为主题的学术刊物，这些都为戴世光提供了无与伦比的学习资源。但是 1930 年代的密歇根大学数学系，和绝大多数美国大学一样，倾心于超越现实的、唯美的抽象数学研究，而“国情普查统计”属于应用统计，以人口统计为主，工业统计、农业统计辅之。戴世光敏锐地意识到在巩固数理统计理论基础后，他还需要在应用统计领域加以完善，遂于 1936 年 3 月向清华大学提出申请，拟于下半年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经济研究院继续深造。经过批准，戴世光于 6 月来到纽约，商请中美文化协会清华办事处孟治先生办理了哥伦比亚大学入学手续，暑期即开始选修人口统计分析等课程。

虽然此时的哥伦比亚大学尚未成立统计系，但是并未影响统计学学术活动的活跃开展，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教授积极从事统计学的研究和研究生指导工作，特别是 1931 年哈罗德·霍特林（Harold Hotelling）被聘为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直接带动哥伦比亚大学统计学迅速发展，使之达到了世界领先的学术水准。霍特林的研究方向也逐渐从数学、经济学、统计学并重集中到统计学，他对于典型相关、主成分分析、Hotelling T 方检验等都做出了重大贡献。哥伦比亚大学在统计学教学与研究领域的成就，使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十年间，成为美国经济学和数理统计学优秀学子的朝圣之地。戴世光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转入哥伦比亚大学的，他在 7 月 16 日给梅贻琦写信汇报了自己的学习计划，“适哥伦比亚大学之人口统计教授系 Ｒ. E. Chaddock颇有名望，且在华府 Census Bureau 主持相当工作，生如能继续随彼研究，除理论方面可得教益外而于将来实习工作亦殊多便利也。经济统计方面有 Mills教授亦极孚众望，故生拟于秋季选卡氏之人口统计研究组及米氏之经济统计，一年后果能至华府实习，则主要理论及应用方面皆可兼顾矣”（戴世光，1936）。

如愿以偿，在哥伦比亚大学的一年，戴世光跟从恰道克（Ｒobert E Chaddock）、米尔斯（Frederic C Mills）等人学习人口统计和经济统计、统计方法，并继续选修数理统计课程。在恰道克指导下，戴世光开始研究美国人口普查的方法以及与其他国家的比较研究。恰道克是美国著名应用统计学家，1925 年起任美国统计学会会长，长期主持哥伦比亚大学统计实验室，1912 年被哥伦比亚大学聘为统计学副教授，1922 年被聘为社会学和统计学教授，1940 年离世时担任社会学系系主任。恰道克著有《意向性投票: 政治预测研究》《1850 年以前的俄亥俄州》《统计学原理与方法》《内战前的美国州立银行业》等专著，主持了纽约州军事人口普查、1850 年以来的美国人口普查研究等多个项目。作为导师，恰道克不仅悉心指导戴世光的学业和研究报告，而且为他规划设计了全面培养的路径。恰道克打消了戴世光攻读社会学或经济学博士学位的闪念，认为获得博士学位要投入大量的时间，而学位只是个光环，对于他今后所要投身的我国国情普查事业没有实际意义，反之，积累实际经验才更为必要和经济。为此，他在 1937 年 1 月 30 日，亲自致函梅贻琦，以导师的身份提出建议，延长戴世光留学期限一年，专事人口普查实习。恰道克对于第三年的实习给出了坦率意见，即首先到美国国情普查局实习三到四个月，熟悉美国人口普查的组织机构和技术手段，然后到英国实习三个月，再到印度。恰道克认为，印度采用英国体系开展了人口普查，而中国在很多方面与印度面临着同样的困难和问题，研究现代方法如何因地制宜，与印度国情相适应，一定会深受启发。恰道克还建议戴世光一并对瑞士、德国等欧洲国家进行考察。

戴世光接受了恰道克的意见，向梅贻琦和留美公费委员会同时提交书面申请，陈述了要求延长公费一年的理由: “生所研究者为国势清查统计，实包括人口统计、工业统计、农业统计及资源调 查，乃国家社会建设事业及学术研究绝不可缺少之至要材料。其调查及分析，应于理论及实际双方兼顾，而于组织训练调查及整理各方面，尤需根据现在各国已有之方法求得实际经验，然后参照吾国情形加以修正改良方可致用。今生对理论方面已略有心得，而对于实际方面尚毫无经验，故敢恳请钧会俯准于本年夏七月起延长公费一年，专作调查实习及参观工作”（戴世光，1937）。戴世光同时附上了经恰道克指导制定的实习参观计划书，其中比较了拟实习国家国情普查的不同特色，提出国势清查统计“在美国则有国势清查局及中央统计局负责，其组织近集权制度，以组织严密、材料详确见称，其人口调查方法，系用住宅制（De Jure）; 而英国则采分权制度，以灵活简洁、经济便利著名，其人口调查方法系采用实际制; 至于资源调查之详尽，统计制度，中央与地方分工合作之完善，则德国实有特长; 而人口登记方面，则当首推瑞士，援用私密登记制，便利准确。故生拟于本年七八九三个月，在美京华盛顿国势清查局实习，并在中央统计局参观，九月底去英，实习三个月，廿七年一、二月在欧洲，主要国家为德及瑞士”，考虑到上述欧洲国家与我国国情尚多差异，难以完全引以为法，“惟有印度于一八八一年由英政府负责举行国势清查，用近代方法参照印度国情稍加改良，施行以来，成绩昭著，且其国情与吾国相似之点特多，其可借镜之处亦必不少”，戴世光计划“于三月初离欧，经地中海而达印度，再作三个月之实习，然后于七月返国”（戴世光，1937）。

恰道克的意见和戴世光的申请得到了梅贻琦的重视，也得到了导师陈达、赵人儁、吴大钧等人的支持，符合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管理规程》有关转赴欧洲研究或实习以及延期的规定。清华组织审查委员会对戴世光在美学习情况和申请进行了审查，经 1937 年 3 月 15 日第 124 次评议委员会审议通过，批准戴世光延期一年，可赴英、德、印度考查。

在密歇根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戴世光均专注学业，勤于思考，深得导师赞赏。密歇根大学教授 Yates（1937）赞许戴世光“优秀而善于合作，有专业前途”，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恰道克（1937）评价他关于美国人口问题的报告“阅读广泛、理解充分”，戴世光回国后，密歇根大学的卡佛教授、哥伦比亚大学的米尔斯教授还继续关注和支持他的专业发展，寄来统计专业书籍供其研究利用。

1937 年夏天，戴世光结束了在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生学习，随即进入华盛顿的美国国情普查局实习一个月，学习和了解人口、工业、农业、商业普查的调查方法，搜集各种有关统计方法的材料，并参加了部分统计整理计算工作。9 月，戴世光将两年来在美国搜集的统计专业书籍和资料、美国国情普查局赠送清华大学以及他本人的多卷统计报告细心整理好，经海运发给在香港的密歇根大学同学张喜州，拜托他代为保管，自己则只身搭轮船去英国伦敦，开始了为期一年的欧洲各国和印度之行。从 1937 年 10 月至 1938 年 2 月，戴世光逗留在伦敦，在英国人口普查局生死登记处及工、 农、商各部的统计机构进行调查和参观，搜集调查和统计方法的有关材料，获得了宝贵的经验。实习之余，他到伦敦大学学院理学院旁听数理统计课程。伦敦大学学院，是现代统计科学的中心，卡 尔·皮尔逊（Karl Pearson）、费希尔（Ｒonald A Fisher）、小皮尔逊（Egon S Pearson）、奈曼（Jerzy Neyman）等一众统计学界的风云人物，在思想交锋、学术激辩、推陈出新中，贡献了卡方检验、置信区间、回归分析、多元分析、假设检验、显著性检验等统计学理论与方法，推动了统计学的发展与成熟，促进了统计学在生物、农业、化学、病理学等其他学科和领域的广泛应用，创造了令世界为之改变的统计学神话。正是在这里，戴世光得以直接受惠于世界顶级的统计学者，震惊于统计学研究的最新进展，沉醉于统计学的无尽魅力。当时有些费边社学者、英国工党人物在伦敦大学经济学院比较活跃，戴世光也去旁听他们关于政治经济政策和理论的学术报告和演讲，这也成为他日后在西南联合大学热心于“稷社”活动的思想和理论基础之一。

离开伦敦后，戴世光前往欧陆，首站抵达德国波恩，短暂停留访友一两天后，就赶往柏林的德国统计局调查实习。20 天后，戴世光继续向南，到达巴黎，在法国统计局、政府各部门的统计机构开展调查和实习。两三个星期后，戴世光由法国到瑞士，在日内瓦小住，作了一些市政府统计工作的调查，就乘火车进入意大利境内，到罗马市政府开展调查。戴世光在意大利的主要目的是从这里等船前往印度，两个月的连续奔波，他也需要在此稍作休整。意大利宜人的气候、众多的遗迹，吸引着 他在威尼斯、米兰、罗马、那不勒斯等地流连，深深折服于古老灿烂的西方文明。在欧洲期间，戴世光还修改完成了在哥伦比亚大学所做的论文《美国人口增长的预测》，寄往纽约，请导师恰道克审阅。

离开意大利后，戴世光一路向东航行，到达印度孟买。再经孟买到德里，先住在青年会，后借住在新德里市建设局副局长潘第特先生家。戴世光尤其重视在印度的实习，一方面是基于印度与中国同样人口众多的国情，另一方面是他的导师陈达教授的要求。陈达早在戴世光赴美留学准备时期，就曾建议戴世光如有机会“于欧美实习后，应至印度，有裨此项工作甚大”（戴世光，1937），后又就戴世光的实习计划书签署意见，提醒要注重印度。戴世光在印度的调查实习准备充分、时间充裕、内容丰富、收获颇丰，一个主要原因在于不仅持有清华办事处的介绍信，而且通过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读书的清华大学同学郑康祺介绍，结识了印度驻英国的某位政府专员，该专员特别为戴世光写了介绍信，请印度当地相关部门的官员和相关学科领域的教授给予支持，提供便利，潘第特先生即其中的一位。因天气炎热，印度政府某些机构和高级官员临时前往有“夏都”之称的西姆拉办公，于是戴世光在完成了德里的调研后，也赶往西姆拉。西姆拉是印度最北端的喜马偕尔邦首府，即 1914 年《西姆拉条约》签署地。虽然酷暑难耐，深感不适，但是归期日近，戴世光分外思念祖国，时时以国内抗战将士激励自己，“每念及祖国为生存而争死疆者，何止百万，相较之馀，心体奋发，除努力工作外，尚感惭疚也”（戴世光，1938）。在西姆拉十几天，戴世光在内务部人口普查局出生死亡登记处进行了比较详尽的调查和实习，着重考察了普查人员训练、普查经费管理、调查时间等实际操作问题，大量查阅了该处的调查记事及有关调查和统计的文件、小册子，了解一些工、农业的统计调查方案。正是在这里，戴世光第一次系统学习、实际考察了人口资料的统计方法———条纸法，包括具体方法、时间、人力、经费等，深受触动。回国后，戴世光创造性地将条纸法应用在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在云南呈贡的人口普查中，他对条纸法的整理手续和工具（木表）进行了改良，利用符码（coding）对每个被调查人进行归类。这种统计方法相较于边洞法和机器法，成本低廉; 相较于划记法，省时而且准确率高。在印度期间，戴世光还到加尔各答实习一个多星期，在各级统计机构调查了人口出生死亡，工业、农业的调查、统计方案。1938 年 6 月初，戴世光由加尔各答搭船去香港，圆满结束三年的留学生涯，返回已经处于战火中的祖国。

海外三年，戴世光从未忘记留学深造的初心，从未动摇报效祖国的使命。虽然思念家乡挂怀双亲，然而北平已经沦陷，他毅然决定追随退踞西南边陲艰苦办学的梅贻琦和清华大学。初抵印度时，戴世光（1938）写给梅贻琦的一封信，充满了同仇敌忾、共赴国难的勇气和坚韧，是同时代留学生的共同抉择。

月涵校长勋鉴:

生于柏林时寄上一函，报告工作情形，想已早收到矣。敬维履祉绥和，起居安适，是为所祷。生于柏林将实习工作结束后，即径到巴黎，然后转日内瓦，一切工作皆极顺利。旋于四月初搭轮东行，于四月廿日抵 Bombay，留二日即北上到印度首都 Delhi。光离英前曾索得公私介绍函多种，不意到 Delhi 后，方知政府高级官吏因 Delhi 太热，皆于月前北迁至 Shimla，因此光尚需到该处接洽。关于人口统计之材料尚有一部在 Calcutta，故后尚需东行到该处。生此次来印不幸为该国最热时间，非久居者，皆深感不适，酷热非常。但生每念及祖国为生存而争死疆者，何止百万，相较之馀，心体奋发，除努力工作外，尚感惭疚也。预计六月中旬当可结束，届时生拟东入 Burma，北上至我国云南边境，然后设法搭汽车到昆明，然后再候钧旨，以定行止。按生受祖国、母校十馀年之培植，今得返国，幸未失参加抗战机会，当尽匹夫之责。苟有工作，无论前方后方，不拘报酬有无，生皆愿往，便中尚乞校长费神留意也。生前提及昆明缅甸间公路，系间接闻之，是以敢请校长代询一切，如有消息，务请赐知为祷。通讯处为:

S． K． Tai /Chinese Consulate General，Calcutta，India

昨阅印度中国报纸，据云由香港转出之消息，长沙湖南及清华两大学同时被炸，损失百万之谱，不知确否。生身在万里，心寄母校师长，祖国胜负，读之殊为忐忑不安也。暑中炎热，校长久居北方，尙乞诸多珍重。专此敬请

暑安。

岱孙、通夫、守愚诸师前请代问候不另。

戴世光是清华留美公费生群体中的活跃分子。他是“沐社”的发起人之一，是清华留美同学与母校联系的纽带，“沐社”成员在杰克逊总统号上的合影、各地同学通讯录都由戴世光寄回清华大学，清华大学编辑的《校友通讯》也由戴世光在美代为分发。戴世光与梅贻琦和校长室秘书傅任敢先生始终保持通讯联系，对于国内战局、学校命运、师长安危深表关切。在密歇根大学，戴世光积极参与以工程专业学生为主体的留学生组织“建社”的活动，直到回国后在昆明、重庆还与其成员时有往来。在哥伦比亚大学时，戴世光当选为留美清华同学会会长，一度还担任过纽约抗日同学会主席，组织过方振武将军在纽约的抗日报告会。1936 年冬天，全国救国会代表陶行知、全国学联代表陆璀一行抵达纽约，向华侨和国际友人宣传抗日救国的正义主张，戴世光积极参加接待工作，提供便利。留学三年，戴世光与时在美国、欧洲的许多留学生建立了长久的友谊，如密歇根合租室友朱民生、赵夔，数理统计专业同学邹依仁，南开校友、工程硕士田镇瀛，伦敦大学经济地理学博士鲍觉民，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政治学博士郑康祺，在柏林为戴世光提供住处的普渡大学硕士、电机工程师毛鹤年等，均是各专业学识出众前途无量的一时翘楚。思想碰撞、学业启发、青春作伴，无不在无形中滋养着戴世光的性情和心智，其中许宝騄、杨西孟回国后与戴世光共同致力于西南联合大学统计教学，彼此得以延续友情，更兼“切磋学问，砥砺名行”。

许宝騄，与戴世光相识于清华园，1937 年戴世光在伦敦考察时，与正在伦敦大学学院攻读数理统计的许宝騄重逢，于是也在实习之余到伦敦大学学院旁听数理统计。许宝騄 1938 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40 年又获科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与戴世光共同执教于西南联合大学，在理学院算学系（数学系）首次开设数理统计课程，还开设过微分几何、近世代数、富里埃级数与积分等课程。1945 年 6 月，许宝騄应时在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的奈曼、哥伦比亚大学霍特林教授邀请，赴美讲学。许宝騄在数理统计学和概率论研究领域取得了世界先进水平的研究成果，和戴世光同为我国近现代统计学界一代宗师、双子星座。

杨西孟，与戴世光同在密歇根大学研究数理统计，课上课下多有来往，两人是“建社”最早、最忠实的会员，在昆明时仍然一起参加“建社”活动。1940 年，杨西孟到西南联合大学经济系执教，昔日同窗成为同事，他接替戴世光此前教授的高级统计课程，并与戴世光共同承担初级统计课程，使戴世光有更多精力从事国情普查研究所的项目。二人教学各有侧重，杨偏重数理统计，戴偏重应用统计，就此形成经济系统计教学二分天下的格局。杨西孟与戴世光、鲍觉民、伍启元等人同为海归少壮派，不仅私交甚好，经常在一起打桥牌，而且关心时政和民生，发起组织了“稷社”，取“社稷为重君为轻”之意。他们联名在重庆《大公报》上发表三篇关于物价问题的文章，从经济学家的角度就社会经济问题发表见解和主张，批评重庆政府的财政政策，提出要消除国民党既得利益集团的权势。

除了与中国留学生建立广泛的友谊，戴世光在美国国情普查局实习时，还结识了该局统计员Morris H Hansen，戴世光称其为“韩生”，即后来被誉为 20 世纪在调查方法革新领域最有影响力的统计学家默瑞斯·汉森。韩生从怀俄明大学毕业后在美国国情普查局担任研究助理，同时兼修硕士学位。他和戴世光年龄相仿，兴趣相投，韩生曾邀请戴世光去家里做客。当时美国国会刚刚批准对失业和部分失业人口开展全国性的非官方普查，正是在这次普查中，韩生因成功运用抽样调查方法而声名鹊起。戴世光去欧洲考察后，二人偶有通信，在昆明时，也不时通信交流各自近况。虽然联系时断时续，戴世光一直关注着韩生在抽样调查研究领域的成果，研读过他的专著《抽样调查原理和应用》，该书于 1953 年出版，被奉为抽样调查从业人员的“圣经”。1956 年 12 月，戴世光以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身份参加国家统计局的印度统计工作考察团赴印度访问，并出席印度统计学院二十五周年纪念大会。在 12 月 20 日的大会上，戴世光以“中国 1953 年人口普查”为题发表了学术报告，同一天，他在伦敦大学学院受教过的老师奈曼紧随其后，发表了报告“统计学———所有科学的仆人”。戴世光的报告引起一位来自美国的参会代表的注意并登门拜访（未遇），他正是韩生，时任美国国情普查局研究员、印度统计学院名誉研究员。尽管外事纪律严格，戴世光还是征得访问团团长、国家统计局副局长王思华同意，两次回访了韩生夫妇。分别 20 年的两位老朋友，异国重逢，一位是美国著名统计学家，一位是中国知名教授，他们回忆了年轻时研究抽样调查的情形，交流了彼此统计教学研究的工作进展和各自的家庭情况，颇多感慨，戴世光把自己带在身边的全家福照片作为礼物送给了韩生。就在 12 月 9 日，韩生在印度统计学院见到了来访的中国总理周恩来，他对新中国充满了好奇，戴世光向韩生介绍了新中国的建设成就，并以自己为例，讲述了知识分子的生活状况。两天以后，韩生作大会报告“电子计算机在数据处理方面的应用”，戴世光与韩生以这种方式完成了时隔 20 年的一次学术交流。

1938 年 7 月，戴世光在香港接到了梅贻琦来函，“本校由今夏起将在滇举办国势清查所研究，由陈通夫先生负责主持，届时拟请足下参加该项工作”（梅贻琦，1938），戴世光欣然受命，离开香港，取道越南海防、河内，奔赴昆明。历时三年、辗转美欧亚三大洲七个国家，留美公费生戴世光学成归来，向梅贻琦报到，反哺清华，报效国家。他相继受聘为清华大学副教授（1938 年）、教授（1940 年），西南联合大学教授（1943 年），首开初级统计、高级统计、人口统计、经济统计课程，学以致用，和陈达一起主持呈贡人口普查、呈贡农业普查、环湖市县人口普查等多项工作。由此，戴世光开始了终其一生的统计教学与研究事业，其出色的教学能力和研究成绩，颇为梅贻琦赏识。在向海内外清华校友通报经济系情形时，梅贻琦表示“幸有戴世光先生于二十七年自美返国”“惟本系戴世光先生参加本校人口普查研究所工作，其研究结果已由该所刊印”（梅贻琦，2013），欣慰赞赏之情跃然纸端。

海外留学的三年，是戴世光以清华八年坚实的经济学知识为基础，进一步构建完整的统计学知识体系和思想体系的关键时期。他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终成一代学贯中西的统计学家、人口学家。研究其海外留学的经历、收获和选择，不仅有助于理解其个人的成长轨迹和学术贡献，也有助于总结和弘扬以戴世光为代表的统计学前辈，学以致用、学术报国的情操和品格，对于我国统计人才的培养，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和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