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每年因为突发病或意外事故死亡人数有二三百万，危重病患者也近千万。如果不遵循“科学防疫”的原则，过度挤兑其他常见急重症的医疗资源，给人民群众造成的“次生灾害”可能更严重。
（1）最近在上海等疫情较严重的地区，接连发生急症患者得不到及时救治而去世的消息。在微博“抗疫求助超话”上，我们更可以发现各地无数危重病患者，得不到救治，在家或酒店忍受病痛的折磨。
在当前抗疫关键时刻，我们一方面需要打好疫情防控战，关注新冠疫情对人民群众造成的健康威胁，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到因为防疫安排不当，有可能引发比疫情更严重的“次生灾害”。笔者总结了有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出现疫情的地方不由分说关闭医院，包括急诊。随便举几个例子，1月初河北衡水出现4例患者，医院就全面停诊；本次廊坊市爆发疫情，但是集中在离市区较远的霸州市胜芳镇和安次区葛渔城镇，市区各大医院依然停诊。
第二种情况，用救护车运送隔离病人或密接者，挤兑有限的救护车资源。即便是医疗条件最好的北京仅拥有救护车600余辆，天津也只有300余辆，普通省会或地级市救护车更稀缺宝贵。现在很多地方叫救护车都很难呼叫到，上海3月30日离世那位哮喘患者发病后，家属呼叫120一个半小时后，救护车才赶到。
过去用负压救护车运送新冠患者，是因为病毒毒性强、病人症状明显，而现在以无症状和轻微症状为主，是否可以改用其他方式运送新冠病人或密接者，把有限的救护车资源让给最需要的人呢？
第三种情况，出现疫情的地方，即便是不严重，也严格限制本地人出市或出省，也等于是禁止出外就医。
第四种情况，医院拒收外地（即便是零病例的低风险区）就诊患者。笔者周一在北京一家三甲医院，亲眼看到一位保定来就医的老年患者，在当时该地级市既没有中高风险区，也没有感染病人的情况下，医院以保定是环京重点防控地区为由，拒绝给她做手术，老人悻悻而归。
第五种情况，即便是不是外地来的，也没有外出旅行经历，因为防疫一些技术问题，比如健康码出现弹窗、健康码无端变黄，也会无法入院就诊。很多时候电信公司的大数据捕捉是有误差的，但是医院保安只看健康宝，万一患者是急病，就很有可能耽误宝贵抢救时间。
不可否认，新冠病毒是人民群众健康的一个极大威胁，但是，人们生命安危面临的威胁不只是新冠病毒，更有人类历史上长久相伴而来的各种疾病，以及各种意外事故。
从已经实现群体免疫的国家和地区来看，即便是大流行时期，新冠导致死亡人数也远远不及心脑血管及肿瘤等疾病；并且，新冠病毒对绝大多数人的威胁，不是致命的，治疗上是有弹性余地的；而很多疾病对人的生命威胁，是眼前的，丝毫不能耽误的。
如果机械执行新冠防疫政策，而忽视了急症和危重疾病的救治，导致医疗资源低效分配，甚至是空转，这就失去了医院救死扶伤的本质使命。
（2）我们再来看一组数据对比。按照目前公共卫生学界估算，香港最终实现群体免疫的话，死亡率在千分之二左右，这就意味着中国内地如果完全放开疫情管制，将会导致280万左右的人员死亡。
鉴于香港老年人接种率非常低（2021年底只有20%老年人接种，3月中旬仍有30万70岁以上老年人一针未打），也有人说，可以参照韩国或新加坡千分之一死亡率的标准，这样计算的话，带来的总死亡人数是140万左右。
我们取中间值，即如果群体免疫，那么给中国内地带来的死亡人数约200万。鉴于我国国土面积广大，这个群体免疫的过程是漫长的，可能需要两三年，这就意味着每年带来的死亡人数在60-100万左右。
而中国每年有多少人因突发病死亡呢？也就是说哪些人迫切需要在第一时间获得医疗救治资源呢？笔者查阅医学部门有关统计：
1.全国每年脑卒中（包含脑梗塞和脑溢血）死亡人数约150万，虽然不能断定其中多少人是久病不治而终，还是因突发病而终，但是对于所有脑卒中患者，从医学上讲，发病的最初3个小时无疑是救治的黄金时间；
2.心源性猝死约55万，这些需要立即救治，时间越早越好；
3.我们虽然没有查阅到肺阻塞、哮喘等呼吸系统猝死人数的权威统计，依据WHO提供的全球每年死于这两种病人数约360万推算，我国每年死亡人数也在数十万，通过上海最近连发两例这方面猝死病例，应该全国来看数量不小；
4.意外事故（交通事故、生产安全事故、中毒、跌倒坠落）等，美国CDC每年统计死亡约20万，按我国人口是美国4.5倍算，也应该有90万。
以上需要急救的病患数量累计约300万，他们的病情都是丝毫不能耽误抢救时间的。此外，各种威胁生命的各种危重症患者，这些数量更广泛，他们的医治也丝毫耽误不得，仅罗列常见的以下几种：
1.每年癌症危重患者有220万-300万；
2.心脑血管危重患者350万左右；
3.每年糖尿病危重患者有80万左右；
4.尿毒症及肾衰竭患者50万左右；
5.阿尔茨海默症危重患者50万左右。
另外，还有1000万左右孕产妇没有统计在内，按照难产率10%计算，有100万左右孕妇需要得到及时的医疗保障。在缺乏必要保障的情况下，孕妇生产是非常危险的事情（根据北京市卫生部门统计，1949年孕产妇死亡率近千分之七），并且带来的危害是双倍的，既影响产妇、也影响胎儿或婴儿。
综合起来，全国每年急症、危重病、及高危产妇每年数量在1200万以上。而按照本轮新冠感染统计来看，重症率在千分之二左右（比如，4月1日共有确诊27128例，其中重症58例），这就意味着即使实现群体免疫，全国重症患者也只有300万左右。因此，从危害性上来讲，做好常见急症和危重病救治仍应是医疗部门的重中之重。
根据美国CDC统计，该国2020年死亡人数比2019年增加53万，而死于新冠人数约38万，也就是说因新冠疫情挤兑医疗资源（这至少是主要原因），导致了15万人不必要付出了生命，约占新冠死亡人数40%。
美国“佛系”抗疫，尚且引起这么严重的次生灾害。如果执行过度政策，医疗资源没有得到有效分配，由此导致的死亡人数很可能高于新冠疫情产生的死亡。
（3）自从2020年初疫情爆发以来，卫生系统无疑是整个社会压力最大、贡献最大的部门，他们一方面肩负着防疫的政治责任，另一方面还要承担日常的医疗任务。但是，我们还是期望卫生部门能够执行中央有关政策及孙副总理1月6日抗疫专题会上的指示，的的确确做一些改进，不能陷入为了防疫而防疫的境地。
比如，严格限制医院停诊，动不动全面停诊与盲目禁足令一样都是懒政行为；改进急救措施，为急救患者开辟绿色特殊通道，一切应以让急重症患者尽快入院救治为原则，可以先入院再弥补各种防疫证明，而不是卡在医院大门之前；改进危重症患者收治措施，为了防疫安全，可以借鉴冬奥会对外国运动员管理模式，让病人入院后进入闭环管理，但不能随意拒绝病人，尤其是外地病人。
再比如，启动问责制，对于拒不收治的医院或医生实施处罚，重者依据《刑法》第335条及《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追究刑事及民事责任。
当然，医疗管理是技术性很强的工作，不是笔者等非专业人员所能轻易指手画脚的，以上的建议只是抛砖引玉。中国人充满智慧的，现有的医疗资源虽然比不是发达国家，但也能应付民众的大部分需求，只要愿意做调整，总能想出周全的办法。
总之，我们既要防疫，又要动态科学统筹，分清威胁人民生命安全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在和平年代，医院是防范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如果这最后一道防线失灵的话，那么公共卫生就失去了其本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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