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中仍有支撑的力量。
上海上一次大疫,源自长江入海口下一个巨型深坑。
1987年,上海港疏通水道,当年10月,挖泥船在启东江段,意外挖出一个长20余公里,深约3米的毛蚶带。
浑浊冰冷的江水下,数以亿计的毛蚶层叠累积,最开始还能挖出泥,后来每铲下去都是毛蚶。
临近县城闻讯而动,长江之上千帆竞逐,村民动用了所有的农用船、机帆船,以及陆路的三轮车和拖拉机,满载毛蚶,日夜兼程,向上海进发。
事后统计,深坑共挖出毛蚶约4000吨,一半以上,流向上海。
毛蚶抵达上海后,运进集市,散入街巷,最后由主妇购买回家,开水烫后,撬开贝壳,配以姜丝食用。
上海人偏爱毛蚶,1988年之前,上海三分之一家庭,每年都要吃毛蚶,而且爱生食,贝肉带血为上品。
意外面世的启东毛蚶,成为冬日传奇,挤走了山东养殖毛蚶,价格也低至两毛一斤,上海人开始成袋购买。
然而,他们并不知道,那些毛蚶在江面下日夜被污水冲刷,运输船上有大量粪肥残留,甚至有运输者为保鲜活,用粪水泼喂毛蚶。
疫情阴云不断聚拢,阴云下的上海却一无所知。1987年最后一天,疫情先以腹泻的方式,全面爆发。
当日,上海多家医院,涌入大量腹泻病人,医生询问饮食史,发现绝大多数吃过毛蚶。医院密集上报后,上海全市紧急禁售毛蚶。
毛蚶仍源源不断涌向上海。仅1月6日,交通部门便拦截毛蚶300余吨。此后,毛蚶销售减少,腹泻病情停歇。
然而,少数医学专家却在担忧,甲肝病毒潜伏期比细菌长,一场大流行或将到来。
可惜,因官僚作风和麻痹大意,专家的预警并未得到重视。
1988年1月18日,上海《解放日报》角落登出453字短讯,题为《卫生部门和广大市民请注意,毛蚶可能携带甲型肝炎病毒》。
然而为时已晚,第二天,大疫情以摧枯拉朽的方式到来,大批病人现身医院,他们因甲肝导致皮肤和眼球发黄,黄色成为上海梦魇。
最初,每天新增病人一两百例,很快升为三四百例,继而升至一两千例。1月底,上海单日新增突破1万例。2月1日,单日新增达1.9万例。
3月8日,上海确诊甲肝患者近30万人,这是建国后有记载最大一次甲肝爆发。
采血试管告急,验血人员告急,更告急的是病床,当年上海全市只有病床5.5万张。
危急之下,病房加床,走廊加床,最后车库和自行车棚都被改为临时病房。
即便如此,仍然不够,大批病人自带折叠床,要求立即入院。各家医院走廊中都挤满人,有人排着排着就昏迷倒下。
混乱中,有人磕头求诊,有人砸窗进房,有人朝医生脸上吐痰威胁住院,有人用大便在医院砖墙上写:我要活命!我要住院!
上海一个区卫生局局长,电话里向副市长哭诉:病人那么多,都要住院,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谣言开始四下流传,说龙年灾年,说病毒神秘,最后传至外地,夸张成上海人患甲肝后,脸掉黄粉,扩散病毒。
上海电视台《医药顾问》编导朱健,去南京出差,一路上无人敢检票,接站人员叮嘱他,出站后不要讲上海话
那几个月,上海运出蔬菜被扣留,上海生产食品被封存,上海人赴京开会,会场会单独划定区域。
最后,连飞机上标有“上海制造”的食品,都被乘客惊恐扔掉,避之不及。
疫情爆发之后,上海满城都是求药的人。
药店、药房、医疗公司传达室、药厂仓库,到处都排起长龙。消毒用的过氧乙酸,五天涨价五次。
最后无药可抢的人,开抢蜂王浆等营养品,连葡萄糖注射液也售罄。
上海有报纸刊登了四付预防甲肝的药方,结果增印了5万份,但药方很快无用,中药店都被买空了
《文汇报》称,上海供应全年的170万吨中药材,3天就卖空了,大批药贩从外省奔向上海。
板蓝根再次登场,并成为绝对主角。原价一毛一包的板蓝根,最高时卖至80元。有上海市民追忆:
“那个时候招待人最上档次的就是板蓝根了,到别人家去,不上茶的,直接一杯板蓝根泡上,每个人都喝得有滋有味。”
上海华侨商店门前,板蓝根取代外币,成为黄牛新宠,可换进口香烟。更受追捧是特效药丙球蛋白,一支等同一条万宝路。
绝望的人们用各种方式积攒希望,适应停摆的生活。
公交车上满眼都是白色手套,同一栋居民上下楼不敢摸栏杆,萧条的小饭馆门前立起牌子,“以洁为上”。
入夜的街心公园内,染病年轻人勾肩搭背唱起红高粱,他们感染后不愿归家,宁愿露宿街头。
文汇报老记者,还记得疫情时一个清晨,邻家小孩敲门说,父母多日没回家,小猫不愿吃方便面饿跑了,“小猫还会回来么?”
记者哭了,安慰孩子,“会回来的,它会回来的。”
经历最初慌乱后,医疗机构开始反击。全国医护驰援上海,85个地方单位援助超58万公斤药材。
湖北黄石派出16辆卡车,满载价值200万中成药,风雪兼程,途中还因积雪侧翻两辆。
药材之外,病床难题也在缓解。上海增设1.2万多个隔离点,增加11万张病床,6万医护昼夜工作一线,最后连医学院学生也申请上阵。
新增的病床,设在旅馆、招待所、小学教室和工厂礼堂内。浦东新竣工的20栋楼,也被征用为隔离点。
在曹家渡,病人李达生,住进一处剧场改的隔离点内。
每晚,他睡在舞台之上,幕布低垂,夜晚能听见檐角外的风。
疫情最危重之际,上海政府全市动员,号召“打一场防治甲肝的人民战争”。
当时主政上海的负责人下令,三天内所有甲肝病人都要收治,并安抚同事,“要说责任,都是我的责任”。
彼时,新市长刚调任上海不久,办公室灯火连续两月通宵不灭,他夫人担忧地说:他快累死了。
上海政府迅速推行多种举措,首要便是信息公开。上海市传染病医院院长巫善明频上电视,通报疫情实时情况。
广播电视每天十几小时滚动科普,《新民晚报》《文汇报》开辟专栏,专家告知上海民众:生食毛蚶不可取,板蓝根预防甲肝无效,好好洗手是最好的消毒。
1988年小年夜,《解放日报》头版文章,名为《祝君健康,不宜出门》,安慰上海市民:做一段藏龙,将身体养得棒棒的,今后才可大干一番。
透明通报和科普攻势之下,谣言渐渐消散。
当年两会,上海代表团团长,那位新调任的市长,向国内外记者公布患病人数,结尾他淡定说,“肝炎已经下去了,再没有高潮,不会引起恐慌。”
不久后,上海医学专家公布:实验室通过核酸杂交方法,确认启东毛蚶携带此轮疫情病毒。
专家分析发现,上海疫情三个高峰期,均在三个毛蚶食用高峰后的30天,恰对应甲肝病毒平均潜伏期。
未知消散后,上海民众心态渐渐乐观。
1988年2月10日,小平同志动身去上海,出发前,工作人员劝他过段再去,他回应,“我要和上海人民共同过春节,毛蚶病有什么了不起啊。”
除夕前夜,他观看上海春节联欢会,谢幕时,他出乎意料地走上台,与演员一一握手,并亲吻幼童脸颊。
消息不胫而走,在剧场隔离的李达生回忆,“听到这个消息后,焦虑不安的上海仿佛轻松了一点,大家期盼着春天早点到来”。
1988年除夕平静来临,冷清街巷响起噼啪的爆竹声。除夕过后,每日新增病例数字开始下降。3月,病毒退潮,医院院内的玉兰花抽枝绽放。
那场疫情深刻改变了上海,它变相推动了医疗系统完善,促使了《传染病防治法》出台,也让上海一度成为公共卫生应急响应最迅速的城市。
在民间,抽水马桶普及,分餐制推广,家家存有84消毒液,上海人精致仔细的背后,藏着对那场大疫的警醒。
疫情后,严顺开等演员排演了滑稽戏《GPT不正常》。GPT是肝功指标,疫情时,GPT升降勾连着命运起伏。
那些人间悲喜,最后凝成台上光阴。灯光下,严顺开说,“人与人之间应该多一点温情,多一点友爱和理解”。
剧场之外,那场因未知、慌乱、无措而爆发的疫情,终因科学、开明、乐观消散,最后沉在时光之中。
而支撑战胜疫情的精神力量,并未随之沉寂,反而鼓动风雷,疫情退后,上交所成立,浦东腾飞,开放大门轰隆打开,新市长在会上说,“我们已经揭开这个历史的第一页了。”
黄浦江奔流如常,波涛中藏着《基督山伯爵》的字句:人类的全部智慧就包含在这两个词里面,等待和希望。
这个春天,上海又临疫情考验,病毒学专家常荣山受访时重提往事:
1988 年上海发生甲肝大流行,感染人数达 30 万之巨,但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就被消灭了。对现在的上海,我仍然抱有信心。
现在是最难捱的时刻,但时光中仍有支撑的力量。

摩登时刻:
卧虎藏龙,静候云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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