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研究美国，我们会发现美国的经济发展主要并不是依靠国际贸易，而是依靠国内贸易。
作者 | 李晓、余淼杰
来源 | 身边的经济学
中国现在仍然在一个重要的战略机遇期，但这个机会是在内部，要持续地推动改革。但从历史上来看，我们的改革客观上讲很多时候是被危机倒逼出来的改革。
对于下一步改革的重点和切入点，有的人觉得我们当务之急要改革个税的税率，有的专家觉得我们要尽快推进金融的开放性。
那么，下一步改革的重点跟切入点应该是在什么方向？今天，吉林大学李晓教授与北京大学余淼杰教授在“这个世界会好吗——大国博弈下世界、中国与企业的未来”直播上对此进行了分享。本文整编了直播部分内容，身边的经济学经授权首发。
 1 
改革的方向是“双循环”
（北京大学余淼杰教授观点）
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是，改革的方向是要做好“双循环”的工作，对“双循环”这个词其实我们现在谈的也不少，但我认为都停留在一个定性的描述，而没有一个定量的指标。
换言之，“双循环”做到什么样的程度就是好呢？达到了我们的目标呢？
这里我想提出两个指标，也跟李老师还有陈总请教。
第一点先讲外循环。客观的表述就是“双循环”相辅相成，以内循环为主体，但是外循环相辅相成的新发展格局。
但问题在于，外循环做到什么程度算是成功呢？我的一个指标是应该看中国的外贸总额占全球的贸易总额的比例能不能达到10%以上。全球200多个经济体，一个经济体、一个国家能达到一成，那是很好的。以10%以上为标准判断外循环比较顺利、非常成功，我认为是合理的。这是外循环的第一个指标。
第二点再讲内循环。内循环的目标是构建国内统一的大市场，促进经济的发展，形成规模经济递增。有没有一个量化的指标呢？
我认为可以看内贸占GDP的比例能不能达到3/4，或者说3/4以上，或者外贸占GDP的比例在1/4以下，25%以下。为什么会提25%这个指标呢？
大家基本上都会认为：从经济上来看，美国目前是一个比较成功的大国，这点我想大家是同意的。
如果研究美国，我们会发现美国的经济发展主要并不是依靠国际贸易，而是依靠国内贸易。
美国的国内统一大市场真的是已经形成，基本上来讲，美国的外贸占GDP的比例就达到了1/4。当然这只是一个参考，不一定是这个数，但是一个可参考的指标。
刚才提到改革，我认为内循环有几点，这里不一一展开。
第一点是，首先用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来推进市场化改革，来构建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
第二点是，应该要通过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来实现贸易的自由化。
第三点是，通过改善营商环境来推进投资的便利化。
第四点是，通过稳健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合力来推动拉动内需，促进消费。
第五点是，做好区域的协调，来促进城镇化的实现。
这五点因时间关系就不展开了，这五点是内循环方面主要的工作。
外循环，刚才已经讲了，第一点要做到出口目的地的多元化。
第二点是要扩大进口成为一种规模化。
第三点是服务贸易要特色化，现在的服务贸易其实做得并不好，相对于商品贸易来讲，我们大量的贸易，服务贸易逆差，对服务贸易可能应该做到扩总量、调结构、树特色。
第四点，企业“走出去”，企业到海外去投资，不只强调要“走出去”，更重要的是“走进去”，“走进去”就是到海外投资给别人创造很多就业机会，但是现在有些国家不认可，甚至有些国家妖魔化中国。
所以，更主要的来讲，中国企业到哪个地方其实也可以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这样真正做到民心相通，我认为这一点特别重要。
第五点，就是关于“一带一路”倡议，我的看法是，“一带一路”应该做到差异化。
差异化是什么意思呢？要优先发展海上丝绸之路，现在的国际形势下这一点更加重要。先不说去年阿富汗的冲突，看现在的俄乌冲突，虽然中欧班列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但事实上也受到了一些负面的影响，我想这是个事实。
对陆上丝绸之路，我们可以做贸易，但主要是进出口，企业到他们那儿投资，可能现在为期过早。相反海上丝绸之路的十个国家，我们应该双管齐下，不仅是进出口，同时鼓励企业到那些地方去投资，这是一块。
最后一点，是地区间贸易协议，地区经贸合作。在我们完成了区域经济协议RCEP之后我们要两条腿走路，积极地推进《中欧全面投资协定》以及CPTPP，就是全面经贸跨太平洋贸易协议，当然目前CPTPP也碰到了一些挑战。
在此之前，我认为我们应该积极地推进东北亚经贸的合作，特别是东北亚经贸合作里面有重要的一点，就是中日韩自贸区的谈判，我认为这是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也是外需方面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的一些想法。我就讲这么多。
 2 
压力主要来源于内部
（吉林大学李晓教授观点）
我非常赞同淼杰老师刚才谈的看法，我和他有很多共同之处。包括他刚才谈到人民币的区域化，特别是东南亚化，我前几年还写了一本书，就叫《人民币的区域化问题研究》，我非常同意他的观点，包括“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对外贸易的一些看法等，而且我发现我和淼杰老师的很多想法都是相互补充的，尽管有些观点未必完全相同。
比如，淼杰老师更注重从贸易角度，我更偏重于从金融角度；他更主要是从很现实的角度，我可能更侧重于从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增长和未来可持续崛起的角度。
我认为，我们的相互补充非常好。他刚才说的这些我都非常同意。在此基础上，我想补充以下几点。
我认为，现在面临的压力实际上更主要是来源于内部，表面上看是外部的压力，但实际上更多的是我们自己的压力。
举个例子，现在人们都说中美关系给了中国很大的压力，大国博弈确实是美国全方位地围堵、遏制中国，这毫无疑问。
清华大学孙立平老师说的一句话，我非常赞同，就是中美之间的冲突或者是矛盾永远是战略性的，缓和是策略性的，只要双方需要管控好分歧和冲突。
但我觉得，特别是俄乌这件事出了之后，我想起我大学的时候，80年代初，那时候全中国开展了一场关于中国是否会被开除“球籍”的讨论，那个讨论很热烈。
为什么想到这个问题呢？因为现在俄罗斯表面上看是被踢出了SWIFT，实际是面临欧美全面的制裁，中立国都已经宣布不中立了，不仅在经济金融领域，所有的媒体、所有的企业，体育、文化、演艺全部都参与了制裁。
这说明什么？说明俄罗斯在一定程度上被“去国家化”了，真是被开除“球籍”了。40多年前，我们上大学的时候那个讨论曾经非常热烈，但是我认为，对中国而言，我们现在的压力还主要是在内部。
其实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中国面临的压力比现在要大得多，当时一切都在不确定性当中，那个时候我们对未来懵懂无知，我认为是当时最大的压力。
现在对于中国而言，实际上很大程度上压力在于自身，也就是我们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一个自我突破。
刚才，我一直强调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崛起是可持续发展的结果，可持续发展是不能中断的。从我们的社会制度，从我们整个国家的国情，从我们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百姓的幸福生活方方面面来看，我们一定要可持续发展。
为了实现这一点，我认为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比“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更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历史上，无数的国家出现了崛起的中断，它们的发展被中断了。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不过是发展或者崛起中断的产物之一，或者表现之一。我刚才说了，历史上成功崛起的国家终究是少数。
如果只考虑成功的国家，不考虑失败的国家怎么失败的，我认为这个很危险。
而且我在《双重冲击》一书中也谈到，这些挑战国发生失败是有共性的，我把它归纳为“挑战国陷阱”，也就是它主要体现在面对外在的压力，即在位霸权的全方位的围堵、遏制、打压，这些国家不得不集中动员社会的资源予以应对，最后忽视和牺牲了创新能力和效率提升，所以最后被牺牲的那些国家，当然原因有很多，但这方面是有共性的，使得这些国家发展和崛起中断了。
所以，我认为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在美国全方位的打压下、极限的打压下，如何避开或者跨越“挑战国陷阱”？这一点（包括刚才淼杰老师谈到的“双循环”问题）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至关重要的。
我认为，我们应当在40年改革开放的基础上，特别是我说的“以开放促改革”的基础上，在继续向外用力、扩大开放的同时，应当以历史闯关的决心走出一条“以改革促开放”的路子。
您刚刚提到，说改革在哪方面？我认为从宏观上讲我们的改革有三点应该是比较重要的：
第一，中美之间必须保持理性的管控冲突和矛盾，确保和平竞争，竞争与合作并存，相互达成彼此尊重对方核心利益的竞合的框架。
第二，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核心是从以往“门槛式开放”转向“规则和制度型开放”。我认为，只有通过“规则和制度型开放”，才能在贸易、投资和金融市场的发展方面努力形成与世界市场的共存共融的关系。
也就是说，美国要想转变中美关系，（我们就）让你存在着你的“调整的敏感性”。需要特别强调的是，2020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亚太经合组织第27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已经正式提出“中国要积极考虑加入CPTPP”问题。
我们一定要认识到，从RCEP到CPTPP将是中国新一轮对外改革开放过程中巨大的一步，因为CPTPP它所涉及的问题已经不是门槛问题了。
像中日韩（自贸区），包括RCEP还主要是门槛问题，但是CPTPP它涉及到的是规则、制度，包括财产权利、劳动保护制度、劳工制度，所有这些都是规则、制度问题了。
我认为，这可能会使中国迈出巨大的一步。中央有这样的决心，敢于公开提出“中国积极考虑加入CPTPP”，说明我们是有这方面考量的。
第三，一定要通过深化改革促进金融发展，破除一系列不利于金融深化发展的规则和制度障碍。我记得90年代的时候，中国经济学界还经常研究爱德华·肖、麦金农的那个“金融压抑”问题，现在我不知道，但中国金融界好像没人考虑到“金融压抑”问题，实际我们是存在的。
现在我们讨论问题，考虑的是金融资本盲目扩张、无序扩张，它也的确存在，但我们同时还要考虑是不是也存在着“金融压抑”？要破除一切不利于金融发展的问题，也要解除“金融压抑”的问题。
一方面，无论是历史和现实的需求都决定了，中国今后的社会经济的创新、活力、增长和发展都离不开金融业的深化发展。
我认为，金融业绝对不能成为中国的“阿喀琉斯之踵”，这是我想说的第一点。
另一方面，金融业的发展与循序渐进的开放，的确使中美两国能够形成稳固的经济联系，让美国对中国具有“调整的敏感性”和脆弱性的重要的核心所在。
从这一点来讲，我认为，只要我们形成相互依赖的情况，真正的有“调整的脆弱性”，就会避免脆弱的相互依赖。
绝对不能让美欧放心大胆地像对俄罗斯那样去对待中国。那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中国本身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再过几年，可能会成为第一大经济体。
我们应当从长远的、近期的、内部的、外部的各种角度去进行利益的考量，我认为这个过程非常必要。
关于作者：
[1]李晓，《双重冲击》作者，吉林大学“匡亚明学者”卓越教授（A岗），广州商学院校长，国家级人才称号获得者。
[2]余淼杰，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国家杰青，商务部经贸政策咨询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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