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附近》栏目的第六篇。在一个时而破碎,时而混乱的不确定时代,我们常常发现,个人能把握的,往往只剩了触手可及之处。文中主人公就是如此,在人生从高处跌落之后,他回到故乡,发现他依然确定的,只剩了一间老旧的院落。于是他在院子里堆满玩具熊,决定用这样一种有些幼稚,有些天真,还有些梦幻的方式保护自己。
不管怎么说,他需要治愈自己,勇敢地把自己当成一个脆弱的婴孩,尽可能安慰、呵护。除此之外,或许他也别无选择。
撰文崔一凡
编辑张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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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玩具熊包围的小宇宙
今年二月末,我去云南文山州的大山里找杨世龙。最初我在微博热搜上注意到他,那时他买了100个玩具熊,摆满老家村里的院子。它们大多是柔软的粉色、紫色或白色,脖子上系着蝴蝶结,面带微笑。它们被挂在墙上,大门两边的柱子上,个大的还有专属座位。形色各异的玩具熊中间,是一个快乐的中年男人。视频里,他的头发一半黑一半黄,从中间斜劈开。他一边温柔地摆放或抚弄玩具熊,一边讲述故事背景:他做生意负债,又感情不顺,经过几年,还完最后一笔债后,他把自己埋进玩具熊里,这是他自己的小宇宙。
视频里的杨世龙©杨世龙
他的家乡是个我们大多数时候都会忽略的地方——这里的偏远超出我的想象。为了找到他,我先坐飞机到昆明,然后转高铁到普者黑。正常情况下,需要乘轻轨或大巴到丘北县城,再在弯弯绕绕的山路上盘旋两个多小时,才能在凌晨之前到达他位于禹乐平寨的家。
就是在这样一个远离人们视线的乡村里,具体来说,在他那座木质结构,老鼠横行,甚至没有建起一间厕所的庭院里,他用一种最梦幻,以及最富有城市感的方式,宣告自己的人生获得了阶段性胜利。这么形容或许不太准确,他不认为还完30多万债务就是场胜利。不管怎么说,他需要治愈自己,勇敢地把自己当成一个脆弱的婴孩,尽可能安慰、呵护。除此之外,或许他也别无选择。
我在普者黑高铁站外见到杨世龙。他29岁,身材不高,脑袋圆圆的,炫酷的发型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黑色短发。他看起来是个乐观的人,不管以什么样的话题开头,他都能不断说下去。
杨世龙在嘉兴做服装加工生意,负债两年,去年年底还完了30万欠款。他还记得,那是快过年的时候,1月19号,他在工厂里收到回款,立刻转给债主,还完最后一笔钱。他坐在椅子上,身体向后仰,闭上眼睛。很久没有这么轻松过了,过去两年里,他像是被什么东西压着。这些钱不算太多,但对于一个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孩子来说,这是他前30年奋斗的证明。这些证明曾经给他信心,而负债又剥夺了它。现在好了,他觉得轻松,至少不需要再让父母去工地打工还钱了。怎么才能治愈一下自己呢?去旅游、大吃一顿,都很好,但还不够。“想想想,然后就有这样一个场景:满院子的玩具熊围着我!”他是个想到什么就去做的人,而当玩具熊的场景浮现之后,他激动起来。
他当即走进家附近的玩具店,拿着身上仅剩的五千多块钱,要把店里的玩具熊一扫而空。老板看着他,表情有些怪异,但也没说什么。因为线下店没有足够多的熊,另外一部分是在网上买的。总共花了5200,另有700运费,是把它们从嘉兴运回云南老家。这是个颇有仪式感的行为,之所以要运回来,是因为“当时设想的场景就是在老家院子里”。
负债的两年里,他也想过做网红翻身,跟人合作拍过几条,没人看,更没赚到钱。对于老家的年轻人来说,路就是那么几条:外出打工,谋份公差,或者在家做短视频——传统务农几乎不被考虑。在村子里,通过短视频赚钱的传说一直存在,XXX抖音快手加起来100万粉丝,主要是唱歌,他唱的歌总能击中流浪在外的打工人。XXX主要是跳舞,舞姿怪异,大概就是下腰动作(但手不撑地)加上倒立前进,置顶的视频写着“我的故事”,讲他如何练习这种风格独特的舞蹈,一次次失败,遭人冷眼,但他坚持下来。跳舞的男子来自杨世龙邻村,有几万粉丝。他之前也想过做一个这样的舞蹈博主,但听说不好变现,看笑话的多,“但刷礼物的少”。
杨世龙在院中跳舞
世龙开车带我盘旋在山路上,夜色降临,山中茂盛的草木逐渐暗淡下来空气湿润温暖,路中间不时窜过不知道叫什么的小动物山路上的实在太多,即便平时不晕车的人,也要在这里做好准备。“我们这里就是这样,这里离那里很近,但是中间就是条沟,需要绕过去,”他说,“以前上学,要走4个多小时去学校。”在人生的前20多年,他的故事可以简单归类为“走出大山”。与此同时,类似的故事发生在大山里的几乎所有年轻人身上。他们读书,然后不读书,然后打工。人们通常在最年轻的时候就出门打工。相反的例子是,杨世龙告诉我,山路上有些骑摩托车的年轻人,这或许是一种发泄过剩精力的方式——他们过弯的时候从不刹车
到达禹乐平寨已接近凌晨。这里非常安静,几乎没有灯,但星星很多、很亮。我沿着台阶走上杨世龙家的院子。进院子的一瞬间颇有些震撼,玩具熊挂在墙上,竹竿上,或者坐在椅子上,还有一些堆放在角落,以防下雨淋湿。杨世龙打开围绕院子的灯带,灯带缠绕在门框上,墙上和架起的竹竿上,颜色绚丽变换,照亮了几乎所有的玩具熊。灯光也打在杨世龙脸上,这是他花费几天布置成的成果,再加上门前的灯球,整个院子就像KTV一样闪亮。杨世龙坐在大门前,看着闪烁的灯光和满院子的玩具熊,露出心满意足的表情。这是“我取悦自己的方式”,他说。
灯带照亮了院子里的玩具熊
他们开心,我也开心
第二天一早,阳光很明亮的时候,杨世龙和父亲把屋角的玩具熊都挪到太阳下。杨世龙最喜欢的玩具熊叫小紫,他搬了把椅子,让小紫坐在正门前。小紫是粉紫色的,半人高,不像那些最大的,让人有压迫感,也没有那么小,被人依赖时有足够的安全感。这是杨世龙喜欢它的原因。他喜欢让小紫陪着,没人的时候跟它说悄悄话,说了什么当然不能让别人知道。他甚至带小紫一起出门办事,他开车,小紫就坐在后座,像是最熟悉的朋友。
杨世龙载着小紫
杨世龙的父亲看起来有些瘦小,不太会说普通话,但总冲着人笑。杨世龙,小时候父母种地,砍树、卖木材,他就在村里玩。小时候村里没玩具熊,他也从来没见过。有一次,邻村的孩子送了他一只。那个娃娃几拃长,他把他当朋友,跟他说所有话。他幻想自己生活在一个童话世界里,所有玩具熊都有生命后来那个玩具熊不知去了哪里,他也长大了。
杨世龙一直期盼着大山外的生活,想亲眼见见。他想去大城市打工,钱倒是其次,主要“想学更多东西”。2010年左右,他在村里看到招工信息,去工地干活每月一千六七,他没去,而是去江浙沪,在一个厨房里面上班,每月工资才1400。
那时他16岁,去上海。出了火车站就上地铁,从来没坐过。同在上海打工的堂哥接上他。大上海,摩登都市,他被震撼到了。走出地铁就是淮海中路,他抬头看见香港广场,“那个楼特别特别高,”他仰着头。堂哥说哎呀,别看了,这有什么好看的,以后带你去东方明珠玩。杨世龙被堂哥安排在一家颇为高级的粤菜馆,一碗蛋炒饭卖80多块钱的那种。他在后厨当学徒,当得很认真,认真到现在还坚信80块的蛋炒饭就是跟8块的不一样。他觉得那段日子“过得特别充实,能学东西,接触不同的人群,五湖四海的,感觉不读书了之后也在进步,特别舒服
但正像他说的,“生活从来就没有放过我”。他做过各种各样的工作。从厨房里出来之后,他跟过一个据说从北大毕业的人开洗衣店,他把别人当合作伙伴,更多是朋友。别人把他当个干活的,他走了。还在上海一家电子厂当过工人,每天在流水线上组装电脑外壳。他上夜班,晚上8点到早上8点,下班也睡不着,有时睁眼捱到下午5、6点。工厂噪音大,他得戴着耳塞工作,回到宿舍,室友打呼噜像是一万个手机在震动,他还得戴着耳塞。耳塞不常洗,像是长在耳朵里。有一天,耳朵开始发疼,连绵不绝的,一刻也不停,疼得两天没睡,他才意识到耳朵发炎了。即便如此,他还是不想辞职,“对工作这么认真,这么执着!”他说,即便在电子厂,他也相信努力一定会有结果。那时他21岁,在城市里漂泊了五年,人生像是比别人长了很多。
2015年,他在堂哥的带领下去嘉兴创业,两人各出十万本金,租了个小厂房,做服装加工。第一年没挣到钱,忙于和各种油滑的生意人打交道。他还记得,和一个五十多岁的人聊生意,对方一上来就跟他称兄道弟,而他才二十出头——杨世龙是个实在人,这让他颇有些消受不起。第二年才开始赚钱,也不是因为什么不得了的理由,仅仅是一位朋友给他介绍了大单生意。他也足够拼命,双11前接单,一个月时间做出一万件衣服,凌晨两三点还要跑到染色厂催促对方赶紧给自己的货染色。两年时间他赚了上百万。
现在回想起那段时间,他自觉有点浑浑噩噩,交上了不少狐朋狗友,一起吃,一起喝,除了要把生意做得更大之外不想别的事了。他短暂地拥有过信心,开始畅想在城里买房(这在原来是想都不敢想的事),买更好的车,在30岁前拥有千万资产——事后证明金钱遮蔽了他的视线,也为日后的失败埋下伏笔——再后来,他自信稳操胜券,做了十几万件过气的毛衣但没有察觉到市场变化。失败是缓慢发生的,大量的毛衣卖不出去,但成本在不断增加,等他回过神来的时候,原先赚的钱已经全部赔光,又倒贴了30多万。
负债之后,他感到痛苦、难过,并非因为债主的催逼。事实上,他们从来没有主动催他还钱,也从未限定还款时间。但杨世龙还是过不去,除了信心之外,一些一直以来的希望,从小设想的走出大山的路也被截断。
父母心疼他,想一起帮他还债,找到附近的工地,和水泥,打杂,一个月五千,去掉饭钱,剩四千多。他看一眼就觉得不合适,父母老了,不能再干这个,况且“短时间内也挣不到还债的钱”。父母坚持要去,杨世龙甚至有些埋怨,“他们什么都不懂”——“不知道那些活有多重,多辛苦!”但父母依然坚持。他开车送他们过去,安顿好,也没说什么。回程的时候却不行了,车停路边,趴在方向盘上大哭一场。
杨世龙父亲
可能你也发现了,他是个擅长幻想的人。幻想能让人放松,短暂逃避现实,就像把自己封闭在自己打造的游乐园里。那天晚上,他摸出兜里仅剩的20块钱现金,全都买了彩票。结果当然没中。
讲起负债的两年,他第一个反应总是摇头,“太难了”,他说。生意场的宏伟设想暂时偃旗息鼓,他像几年前刚到嘉兴时一样,做最简单的服装加工,也就是缝合衣服之类的。在那间小作坊里,他名义上是老板,但也是工人,工人们干到10点、12点,他就干到一点、两点,很多时候直接睡在工厂里。
他偶尔回家。有一天晚上,他听见隔壁房间的母亲在咳嗽。是那种几乎不间断的、又在努力克制的咳嗽声。杨世龙想起自己很多次让妈妈去看病,妈妈从来不去。他责怪自己,明明一切都在向好的情况发展,如今却把生活过成这幅样子。
白天的禹乐平寨似乎更夜晚一样安静,空气中有木炭烧过的味道。这里只有几十户人家,依山而建,分布在地势相对平坦的地方。所谓的“寨”,是比村更小的行政单位。禹乐平寨是壮族聚居区,隔着一条沟和一个山头的另外一个寨,主要居住的是苗族。这里的街上没有什么行人,年轻的面孔更是稀少,老人们聚在一棵不知几百几千岁的大树下打牌,另一些人发愣。
街上的聒噪声是突然传来的,一群孩子涌到杨世龙家里。他们都还在上小学,最大的五年级,一个个皮肤黝黑,龙精虎猛。“今天跳舞吗?”他们问杨世龙,看起来一点都不客气。孩子们的父母多在外地打工,其中也有他堂哥的孩子。孩子们总是成群结队地呼啸而过,杨世龙家则是他们喜欢停留的地方。杨世龙拿出音响,连上蓝牙,人群就躁动起来。孩子们在台下跳,他在台上跳,这让气氛更加热烈。
不管是黑人抬棺还是江南style,他的头总是低垂着。我曾在短视频里见过不少癫狂的舞蹈。更流行的是自信的社会摇,强烈的自信,裸露的欲望,睥睨一切。社会是被征服的对象,社会语录是生存的法则,洞悉它如同洞悉真理。但不知为什么,杨世龙的舞蹈总透出些伤感,他的手臂在面前摇晃,双目微闭,看起来有些疲惫。
杨世龙告诉我,他的舞蹈是跟“那些主播”们学的,“只能说独一无二吧,跳过一遍,第二遍就跳不出来”。但是很解压。如此随心所欲的舞蹈很难在城市里出现。回村之后,他越来越多在短视频上花时间,研究拍摄手法,以及如何讲个有趣的故事。但更多时候,这更像是一种放松。
他刚开始跳舞的时候觉得累,特别累,坚持了一段时间,累就变成了放松,变成了心情舒畅。他有时独自在院子里对着玩具熊们跳舞,跳到满身大汗,心情舒畅;有时和十几个孩子一起,动作出奇得整齐划一,这是这座院子最像游乐园的时候。即便如此,他依然喜欢看短视频平台上那些古怪的舞蹈直播。通常,直播间里聚集着几十万聪明人,他们刷:“哎呀!我当初就不同意你出院!”当然,这里的“医院”特指精神病院。杨世龙很难把自己也当成一个聪明人,因为他真的可以感受到那些主播的快乐,“是一种情不自禁的东西,虽然有演戏的成分,但是真的可以感受到他当时的快乐的,”杨世龙说,“而且我有时候,幻想一些东西的时候,那不是跟他们一样吗?”
天色暗下来了。杨世龙打开门上的灯球和绕满院子的灯带,孩子们一阵惊呼,又随着音乐舞动起来。之前杨世龙给他们每人发了一个玩具熊。“我喜欢他们(这些孩子),”他说,“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开心,我也开心”。
孩子们抱着玩具熊
治愈时刻
到这里的第二天下午,杨世龙提议去河里抓鱼。那天阳光热烈极了,还带着点水汽,杨世龙一头扎进一条长满植物的沟壑里。同去的是两个皮肤黝黑的小伙子,一个是他表弟,一个是表弟的同学。河里的水很凉,流得很快,人要费些力气才能在水里站定。他们沿着水流的方向撒网,小鱼就被沾在网上。“这是我最喜欢玩的,”杨世龙说,“每年回来都下河抓鱼,特别开心”。
他向我讲起过,为什么之前要搞一半黄一半黑的炫酷发型。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希望是这样的,这样生活,按自己的想法,‘全黄的’。但是不行。所以我选择一半黄,一半黑。”他说。黄色代表随心所欲的生活,而黑色和每个人一样普通,安分守己,各自一半是他的选择。世龙最近琢磨这要不要回乡,拍短视频也是回乡的一部分,主要是寻找出路。他经常跟我聊起附近村子短视频做得好的人是怎样的,他们有几十或百万粉丝,每年有几十万收入,但他们是少数。
杨世龙唯一一条火了的短视频,就是拍的满院玩具熊,随手拍的,他没想到引起那么多人的关注。很多人联系他。他们大多和杨世龙背景相似,有的从农村去到城市,奋斗,再奋斗,赚到钱,然后赔光。有的倒在奋斗的路上,癌症之类的。又或者出去又回来,在复杂的关系里遇到狗血又残忍的故事。他们说想买一只他的熊,他的熊跟别人的不一样。杨世龙没卖,免费寄送给他们。地址遍布全国各地。
他想到很久前看过的一个故事,一个伤心的男人独自住在一间小屋里,他对着小屋说话,对小屋里的钟啊、沙发啊、扫把啊讲话,后来他离开了。杨世龙一直都有一个这样的小世界,在现实之外,他在其中得到安抚,得到现实中得不到的东西。现在,对一些人来说,他也是一个小屋了,他把自己的玩具熊寄给别人。正像有人说的那样,他的熊跟普通的熊不一样。
城市里当然有更多东西,比如机会,更多的钱,可能获得的身份——但又显得非常短暂,有时连快乐也是短暂的。
两年前的一天,他和朋友谈项目没谈妥,对方退出了,杨世龙认为这是出于对他的不信任。那天他心情糟糕,独自在昆明地铁里游荡,漫无目的坐车。也不知道到了哪一站,一个女孩儿拎着两只大行李箱上车,他顺手帮忙扶箱子,两个人就聊起来。
女孩儿说自己在读大学,那天正要去学校报道,所以才有这么多行李。因为疫情啊,已经在昆明滞留了好久。下了地铁,她要转乘长途车,学校在玉溪。杨世龙说我是做生意的,失败了,今天谈个小项目,又失败了,我没事做,送你去汽车站。杨世龙记得,那天他们聊了很多,短视频、网络小说什么的,他们一起喝了奶茶。她说月底可以去玉溪找我玩,那里有个抚仙湖,很好看。杨世龙说行,但始终不想问她的联系方式。直到最后,两个人也不知道对方的名字。在杨世龙的记忆中,这是他最被治愈的时刻之一。
杨世龙拖着渔网向水更深处走去,水流没过了他的裤子,他的腰,他索性脱了上衣跳下水。渔网洒在水深且湍急的地方,不一会儿就网住不少鱼。杨世龙本想把鱼拿回家煮了吃,表弟极力要求就在河边吃,因为“河边吃着更香!”。杨世龙忙着处理鱼,把小鱼从中掐开,挤出五脏六腑,再在河里冲洗干净。表弟和朋友从地里薅出一种叫“野芹菜”的野菜(但看起来跟芹菜毫无关系),择洗干净,拌上一种用辣椒和玉米粉做的辣酱。
我们围坐在河边,水流带起的风吹上河岸,大片芦苇丛把我们包裹起来。面前摆着四个红色塑料袋,菜品摆上,杨世龙抓着一把芦苇杆放下,杆头上的小鱼烤得焦黄喷香,还带着星星点点的木灰。我夹起一条鱼,蘸上辣椒,放进嘴里。焦香的鱼肉和木灰混在一起,它们沿着味蕾激活了古老的DNA——我从没吃过这么好吃的烤鱼。
表弟从芦苇丛里拎出两打啤酒,说“喝!”,我们就喝。表弟和朋友都在外打工,一个在广州,一个在杭州,都是建筑工人。他们时常接不到活儿,就待在住的地方,跟相熟的朋友喝酒。“(广州)没有这种(一起抓鱼烤鱼的)地方,”表弟说。但每年回来的时候,他都和朋友来这里相聚,抓鱼、烤鱼,喝啤酒,像是在给自己充电。
“生活就像这条烤鱼,”杨世龙夹起一条鱼说,“尽管它全是灰,但是,还是要把它吃下去。”他把鱼塞进嘴里。
(来源:腾讯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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