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辉是1984年吉林省高考状元,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时因”青年马克思派宣言“一文被捕,判刑三年。出狱后多年从事编辑工作,于2019年1月突发脑梗去世。关于他的一生,请参阅“记忆中的张晓辉”一文。
下面是北京晨报在2014年对张晓辉的一个采访。
‌‌“以后我再也不会干这种事了。‌‌”着刚印刷出来的六卷本《日本史记》,时代华文书局资深策划编辑张晓辉感慨道。
这套书,做的实在太苦了。
早在几年前,张晓辉就将选题报了上去,那时他想不到,要经历那么长时间的等待,这么多的折磨。一校样终于打印出来时,居然找不到校对,只好自己看。张晓辉是个大忙人,把挤地铁的时间都用上了,他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结果‌‌“满纸飞红‌‌”。排版公司拒绝修改,宁可放弃这个活儿不干了,到核红时,张晓辉居然连帮手都找不到。
费这么大劲,出一套日本人写的专业书籍,值吗?
确实,它可能卖不了多少,要收回成本,也许还要更长的等待。在一个畅销书横行的时代,做这样的‌‌“原典‌‌”,是不是有点太傻了?
‌‌“要了解一个民族,你只能看它最经典的东西。‌‌”张晓辉还不满50岁,门牙已掉了一颗,长期熬夜与繁忙的人,难免会有这一天,他坚持认为:‌‌“作为图书编辑,我们只能做到这一步,我们改变不了什么,只是把自己认为最好的东西拿出来,给读者多一种选择,谁读了,谁受益,但读者不读,我也没办法。‌‌”
做了这么多年学术出版,张晓辉矢志不渝:‌‌“我做不了畅销书,但怎么做学术书我确实有点经验。‌‌”
人的一生说来漫长,但其实真正能做一点事、给这个世界留下点东西、其实不多,《日本史记》是一个里程碑,它标志着即使是在一个商业时代中,也并不是所有读书人都放弃了坚持,梦想依然会在幽暗的地方闪着光芒。
或者,蒙昧最终是可以被战胜的,只要这一代人能不断去播撒种子,不断耕耘。
问答部分:
比原来想的复杂了太多
记者:您怎么想起出版这套书了?
张晓辉:策划这套书也有好几年了,刚开始想的比较简单,因为它是用中文文言写的,原版有断句,不需要再翻译,只是把竖排变横排就行。
可真动手,才知道多麻烦,全文手工录入,其中很多古字、异体字,校对时发现满篇都是错字。去年我一校完成后,别的编辑都不肯接这个活儿,只好每人发几页,到最后,连核红都凑不齐人。
记者:这么麻烦,干吗还要出它呢?
张晓辉:我是北大历史系出身,进校门后,接受了专业史学训练,那时就是看《二十四史》,这使我明白,读史必须从基本史料看起,从名著看起。对日本史,我向来有兴趣,可目前国内出版的日本史多是二手三手转述,很多是攒出来的书,一手史料很少,也很少有名著。可历史怎么可能‌‌“一口气读完‌‌”?读历史,就应该看原汁原味的东西。
一部不朽的史学著作
记者:这部《日本史记》在日本史学中地位如何?
张晓辉:本书是日本史学名著,从上古神话始,写到日本南北朝结束,记载了百代天皇,如此系统、好读、便捷的一本书,在日本也很罕见,其学术地位、历史价值不可替代。
本书由德川光主持编修,是一个生造字,念‌‌“国‌‌”,犹如武则天自造了‌‌“曌” 字一样。
德川光是德川家康的孙子,他的父亲被分到水户藩当藩主,他因此成了第二代藩主,当时正值明清易代,大量明儒逃到日本,比如朱舜水就被水户藩收留,他主张绝对忠诚明王室,这种忠君思想对德川光产生了极大影响,从《日本史记》中也能体现出来。
一般来说,日本历史在记载日本南北朝时,以北朝为正统,因为北朝取得了最终胜利,而德川光以南朝为正统,他认为神器在哪里,正统就在哪里,而日本天皇一直在南朝。
这种思想延续下来,为后来的‌‌“尊王攘夷‌‌”‌‌“倒幕运动‌‌”提供了思想基础。
以中国的《史记》为蓝本
记者:既然是写日本历史,为什么要用中国的文言文?
张晓辉:因为当时日本史学界崇拜司马迁,在体例上、文字上、思想上,均以《史记》为代表的中国史学传统为标尺,这本书基本是参照《史记》完成的,在很多细节上刻意在模仿。
《日本史记》虽然使用了中国的文言文,但难度不大,能看懂《史记》就能看懂它,甚至更好懂一些,因为《史记》大段引用了一些原文,而这套书更浅白。
本书从17世纪中期开始写作,前后做了几十年,德川光写的不多,他1700年就死了,初期就叫《日本史记》,后来献给天皇时改名为《大日本史》,当时只有本纪和列传,到19世纪中期,又修订了一次,加入志表,是最完备的日本古代制度史资料,可惜太难读了,篇幅比正文还多,我们这次就没放进去,好在网上可以找到电子版。
这套书最大优点是引用了大量文献,其中很多书已亡佚,赖本书得以保存。日本典籍比较乱,理清它难度很大,德川光找了许多学者来做这套书,通过反复讨论与取舍,使之成为德川时期日本史学的一次总结,至今被日本史学界推重。
纪传体好读也不好读
记者:日本史比较乱,写成纪传体,是不是更容易把读者搞晕?
张晓辉:纪传体有优点也有缺点,这和《史记》一样,比如《项羽本纪》,把项羽一生的故事放在一篇之中,如果文笔好的话,让人读罢回肠荡气,本书一些主要人物写的也很精彩。缺点是把历史打乱到每个人的传记中,对不太了解这段历史的读者,可能有点困难。最好的办法是将同时代的传记放在一起读。看《史记》其实也差不多,想了解楚汉相争,显然不能只看刘邦、项羽的部分,同时代的人都要看。这一点可能不如纪事本末式的编年体那么清晰。
这套书每篇后面也有作者点评,与中国传统历史著作差不多,也有‌‌“事后诸葛亮‌‌”的味道,但对一些复杂历史人物,有的评论还是比较精彩的。
我们对日本了解太少
记者:出版这套书,您想没想过国人可能对日本史不感兴趣?
张晓辉:今年国内图书市场翻译出版了十卷本的日本讲谈社的中国史,读后令人感慨,日本对中国史研究实在太透了,不论是宏观方面,还是到细节的历史考证,他们都有非常独到的东西,可我们对日本的了解有多少呢?说实话,几乎拿不出同样专业的书,这套书的出版,应该是填补了一个空白,是我们对日本本色文化了解的一次努力。
这种书让老百姓读也不太现实,但大学生应该看,从而更直观地去了解日本文化。
现实的问题是,我们对日本了解太少,闭上眼睛只有一些先入为主的概念,不否认,日本政治、文化、民族心理可能存在问题,但总要先了解了,弄明白这一切到底是怎么来的,再去选择评判和立场。
出版改变不了民风
记者:可我们从教育到文化,似乎都在鼓励立场优先。
张晓辉:所以对于出版人来说,会感到自己的责任很重,但靠出版一本书来改变民风,这也不现实。我们不仅对日本缺乏了解,对欧美的了解不也是很缺乏吗?所以大家才会在微博上骂。作为出版人,我们只能将事实呈现出来,把人家最过硬的经典拿过来,谁看谁受益,可读者不看,我也没办法。
你说的教育问题,这其实不是图书业所能改变的事。我当年是吉林省高考状元,我太理解这一点了,我一生都在与自己当年被灌输的那些观念斗争,至今也不能说真的改变了。
因为我学习成绩好,所以满脑子都是课堂上讲的那些东西,甚至变成了行为方式,闭上眼睛就是对立统一、辩证分析,这已经进入了骨髓。
并不是说这些是错的,而是你要明白,这是别人给你的条条框框,你自己并没验证过,并不知道它是否正确。我们脑子中的许多‌‌“绝对真理‌‌”,其实只是人类文明中众多思想流派之一,我们应该了解它,但也要了解别的思想,这样才能免于狭隘。
出版人也没什么好办法,只能把书做出来,让愿意思考的人自己去选择。
今天年轻人同样可能走向愚昧
记者:我们这一代人从决定论中剥离出来,是一种痛苦的过程,可奇怪的是,今天许多年轻人依然在坚守决定论。
张晓辉:是有这个问题,我们那个年代受了一些学说的影响,今天孩子们不同了,他们满口奥地利学派,其实那依然是一种决定论,依然是用一套逻辑来解释一切现象。比如图书价格是低还是高,政府是否该政策扶持?相信书业的人都认为政府应该扶持,可好多年轻人争辩说:图书是不是商品?是商品就应该放到市场中去,政府不应该干预。
说实话,这种看上去能自圆其说的新决定论,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去说服,今天年轻人学习成绩更好,所以操练起决定论来更娴熟,也更加自以为是,对此我感到无可奈何。
学术书比畅销书更有前途
记者:今天大家都在做畅销书,您却在做学术书,是不是有点跟不上时代了?
张晓辉:我做了很多年学术书,对此有一点心得,我觉得学术书比畅销书更有前途,也更容易把握。因为学术书的读者群是固定的,而畅销书就不同,看它的定位,似乎10亿人民都合适,可为什么一次只敢印几千册呢?说明这个市场定位与实际情况不相符合。
很多畅销书一看定位,似乎挺适合我们楼下的保安,可保安就是不买,作为编辑,你怎么可能真的把握好他的兴趣点呢?畅销书看着市场大,但其实目标读者群体很不固定,很难清楚了解他们的阅读偏好。
相比之下,学术书就没这个问题,目标读者很清晰,关键看编辑自身的能力了。
编辑应该是半个专家
记者:学术书的编辑需要什么能力?
张晓辉:你必须是半个专家,你能明白圈子里的人究竟喜欢什么样的书,必须真正进入那个圈子。比如我做蒂利的《为什么》,我在豆瓣相关的圈子里天天和爱好者们讨论,我找的翻译是蒂利的关门弟子,这样的书,行家自然会欢迎。
学术书其实很好做,关键是你自己是否变成一个学术人,要做一个领域,你必须知道圈里人想看什么,中国这么大,哪个圈也有几万人,只要一半人买,你就卖掉几万本了,这已经比畅销书的销量还大了。
从小环境看,学术出版有一定困难,从大环境看,学术出版充满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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