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乌战争的不期而至，在点燃了战火的同时，也引爆了互联网，这种通过文字、图像、短视频的战事即时直播，算得上是现代社会的新景观，代入感极强却又充斥着各种真假难辨的信息，令人无所适从。那就聊聊这场战事，想到哪儿说到哪儿，逻辑未必严谨，立场难说公正，您随便看看得了。
一、历史叙事中的祖国之争
与2月24日展开的军事行动相同，普京21日就乌克兰问题的讲话同样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震动，檄文式的风格固然辞锋凌厉，而其间对于俄乌关系的阐释更是引人注目：
让我再次强调，对我们来说，乌克兰不仅仅是一个邻国。它是我们自己的历史、文化、精神空间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些是我们的战友、亲人，其中不仅有同事、朋友、前同事，还有亲人，有血缘、亲情与我们联系在一起的人。
我要从这样一个事实开始，即现代乌克兰完全是由俄罗斯创造的，更准确地说，是布尔什维克，共产主义俄罗斯。
这样的阐释与普京去年发表的《论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的历史统一》一脉相承。简而言之，在普京以及相当多俄罗斯人的认知内，俄乌本为一体，分立是东部斯拉夫人的民族悲剧，与历史传统相悖——如果按我们的常用语来说，就是俄乌是“血浓于水”的骨肉同胞。
普京的说法当然招致对手方的猛烈批判，许多人认为，这简直否定了乌克兰作为一个现代国家存在的合法性。但显而易见，正如纽约大学政治学教授约书亚·A·塔克（Joshua a. Tucker）所说：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普京并不是想参与一场关于俄罗斯人民和乌克兰人民错综复杂历史的辩论。
无论是从历史的真实演进，还是对乌克兰问题的实际计划来看，历史的准确性对普京而言并不重要，对于俄乌关系，他就是这么认为的——那就够了。
作为对于普京言论的反击，美国驻基辅大使馆在官方推特里发布了一张梗图，将基辅与莫斯科的历史加以对比，意在嘲讽1147年才建成的莫斯科，怎么能够对历史久远得多的基辅声张权利？恐怕乌克兰才应当是俄罗斯的“母国”才对。
对于东欧史稍有了解的都知道，无论是俄国史，还是乌克兰史，都得从基辅罗斯开始讲起，两族并蒂而生，是在复杂的历史演进中逐渐分化，其民族意识的形成，更是相当晚近之事。在某种程度上而言，两族自我认知的进程，仍在进行之中，并未最终完成。
其实不仅是俄、乌两族，东欧的诸多族系，由于历史上的错综纠缠，其历史叙述的构建、民族意识的自觉、领土框架的认知，无不缠绕羁绊在一起，千丝万缕，难以割裂。
美国史学家蒂莫西·斯奈德在《民族的重建：波兰、乌克兰、立陶宛、白俄罗斯，1569—1999》中写道：
当加利西亚城市科洛梅亚的列宁雕像被推倒后，雕像的底座被改造为犹太人墓碑。今天科洛梅亚是乌克兰西南部的一座城市。在1939—1941年和1945—1991年间，这里属于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在1941—1944年，这里曾是波兰总督府辖属城市；在‘二战’前，这里是斯塔尼斯拉维夫省的一个城市；在‘一战’前，这里属于奥匈帝国加利西亚地区；在1772年前这里只是波兰王国中鲁塞尼亚人居住地的一个小镇。在1941—1942年‘最终解决方案’实施期间，无论科洛梅亚的实际统治者是谁，它都是一座犹太城市。
——从一座城市的命运，我们也可以窥视到东欧这片土地上的“历史债”该是多么让人眼花缭乱，难以厘清了。
这里当然不会试图将几家的历史恩怨作个大致的梳理，事实上，也很难说清楚，正如蒂莫西·斯奈德所说的：
 在波兰、立陶宛、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人们可以找到所有能想象到的造成民族冲突的原因：帝国瓦解、不具有历史合法性的国界线、挑衅的少数族群、扬言复仇者、恐惧的精英人群、新建立的民主政治体制、种族清洗的记忆以及长期冲突的民族迷思。
——显而易见，俄罗斯也无可避免地陷入到这种民族迷思的漩涡之中，难以排解。
现代乌克兰作为真正独立国家的历史，恐怕还是要从苏联解体算起，其现有的领土框架，奠基于二战前苏、德对于波兰的第四次瓜分。加利西亚和沃里尼亚，作为曾经的波兰第二共和国领土，被苏联并入乌克兰加盟共和国，而今天，这里被称为“西乌克兰”，是乌克兰民族意识最为炽烈、对俄最为敌视的地区。
乌克兰这种东西部“拼装”的特质，使其在独立后力图构建的历史叙事中，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因为并不存在一个单一维度的乌克兰，大家的历史记忆、价值评判、事件态度、宗教背景并不一致，有时候甚至截然相反。比如2010年，时任乌总统的尤先科，将乌克兰民族主义运动的创始人斯捷潘·班杰拉追授为“乌克兰英雄”，其本意显然是想树立标杆人物，强化民族叙事。但事与愿违，这反倒加速了国内民众的分化，增强了对立情绪。因为在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看来，在二战中与德国合作、反抗苏联的班杰拉是当之无愧的英雄，而在乌东地区，班杰拉则是纳粹分子，是屠杀了数万波兰人的刽子手——敌对阵营的过往沉积使得不同群体的历史记忆尖锐对立，而苏联解体后的“去苏联”、“去共产主义”化又使得乌克兰失去了最为重要的共同记忆——缺乏能有效整合全体民众的意识形态资源，使得乌克兰在锻造一个真正的现代民族共同体上困难重重，民众思想混乱，甚至连自身的身份认同都模糊起来。这些历史、民族、领土问题在苏联时期，还能被暂时压制在政治一体、思想统一的框架内，一旦苏联崩塌，便是天雷勾地火，一发不可收拾了。
其实类似于俄、乌这样的“祖国之争”，历史上并不少见。
就拿大家比较熟悉的英法百年战争来说，以现在的观点来看，这当然是一场国际战争，但对于十四、十五世纪的英国法国人而言，其实一开始并没有明确的民族意识。英王以法王封臣的身份领有欧洲大陆的领地，且具有法国王位继承权，这场百年战争起初更像是一场法兰西的内战。战争的结果，英国“退出了欧洲”，法兰西王权加强，但更重要的是，民族意识的苏醒，使得英法深刻意识到了彼此的差异——英国人知道了自己是英国人，而法国人也明确了自己是法国人。
此次的俄乌战争，当然是个悲剧，但我却总隐隐地“很不厚道”地在想：此次的抗俄经历，也许会为乌克兰民族国家的构建提供新的、宝贵的思想、历史、道义、情感资源，让悲情的乌克兰在呐喊之后不再彷徨。
二、俄罗斯的困境
出兵乌克兰使得俄罗斯背负了“侵略者”的罪名，瞬间成为千夫所指，在国际舆论中处于相当被动的地位。
但看似气势如虹的千军所向，实质上折射的更是俄罗斯的窘迫与无奈。
普京此次图穷匕见，其原因，网上讨论得也不少了，这里稍作阐发吧。
首先是争取最后的战略缓冲空间。
此次俄乌之争应当被放在冷战结束后、欧洲安全格局重构的大框架下来看待。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无疑是近三十年来世界上最为重要的地缘政治事件。对于俄罗斯而言，其最为显性的损失便是自彼得大帝以来扩张成果的大幅缩水，势力范围的急剧收缩。与之相对应的，则是西方“版图”在欧洲大踏步地东进：北约东扩，欧盟扩容，军事、经济双管齐下，如剥洋葱般将俄罗斯的屏障层层剥离，直至乌克兰成为俄的最后一道“防火墙”。
对于上述史实，大家耳熟能详，不再赘述。但有两个流传甚广的说法值得一提。
一是西方曾向俄罗斯作出过北约不会东扩的承诺。
普京在2月21日的讲话中提到：
1990年，在讨论德国统一问题时，美国向苏联领导人承诺，北约的管辖权或军事存在不会向东延伸一寸。
今天，只要看一眼地图，就足以看出西方国家是如何“履行”其不将北约东扩的承诺。我们明明白白地被欺骗了。
关于美国是否作出过这样的承诺，俄罗斯和西方的说法是不一样的，即使美国人口头上提到过，但这样的许诺显然是不足为恃的。
二是俄罗斯曾多次意图加入北约遭拒。
普京在讲话中也提及：
当时即将离任的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在2000年访问莫斯科时，我问他：“美国对接纳俄罗斯加入北约有何看法？”
对于这一问询的解读，是俄罗斯真有此意，还是试探西方对俄态度，怕也难以说清楚。而且即使俄罗斯是真心实意想入伙，显然也是不可能有结果的。原因大概有如下几个：
一是由于历史演进的异路，俄罗斯与“老欧洲”沿着不同的轨迹发展，政治、文化、宗教各自行进，迥然不同。专制集权与封建领主制的对立，天主教、新教与东正教的分裂，思想文化上的疏离，等等，都使得对于“老欧洲”而言，俄罗斯是个“异类”的存在。美籍匈牙利裔思想家曾写过一句广为欧洲人流传的话：
撕下一个俄罗斯人的脸皮，你就会发现一个鞑靼人。
二是历史上的俄罗斯作为一个嗜土成性的国家，军事化色彩浓厚，侵略性极强，几乎所有邻国都深受其害，这样的历史恩怨、民族情感使得双方难以取得互信，欧洲对俄有着近乎本能的排斥。

三是更为现实的，欧洲、西方无法消化俄罗斯的体量。这就如同一头北极熊闯入猴子乐园，热情洋溢地说，我想和你们在一起，小动物们敢接受嘛？——巨大的体量，本身就是欧洲不可承受之重的“原罪”。（其实我们中国在西方人眼里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普京对此的解读非常清醒：
问题不在于我们的政治体制或其他原因，他们只是不想要俄罗斯这样一个独立的大国。
多种因素的交织，使得俄罗斯曾经一厢情愿的“向西看”频频受挫，在经历了太多的单相思与“被侮辱与被损害”之后，普京治下的俄罗斯重新明确了自身的定位：自己成为不了西方的一份子，自己只能是俄罗斯。之后，俄罗斯从这样的定位出发，致力于重建有利于自身的欧洲安全秩序和地缘政治版图。
于是，俄罗斯开始了“有限反弹”：
2008年，俄格战争，实际控制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
2014年，兼并克里米亚；
2015年，军事介入叙利亚内战；
2020年，强力介入白俄罗斯因选举引起的骚乱；
2022年1月，以武力平息哈萨克斯坦动乱；
2022年2月，俄乌战争爆发……
乌克兰作为俄罗斯面向欧洲的最后一道屏障，如果任由其融入西方，对于缺乏安全感的俄罗斯而言，绝对是灾难性的后果，相当于俄国人连条遮掩的底裤都丢掉，直接在西方人面前裸奔了——对于普京而言，这真是退无可退，只能放手一搏，向死而生了。
说到这里，很多朋友肯定就不乐意了：乌克兰是独立主权国家，人家想去哪里入伙，与你俄国人何干？你这样就是赤裸裸的强权和侵略。
这说法当然没错，关于道德和价值观之争，我后面专门要讨论一下，这里先不做是非判断，只提个司空见惯的情形：挤地铁的时候，舒服嘛？如果车厢里有空间，你是不是会本能地与陌生人保持一定的距离（当然，旁边是美女帅哥除外），以减少那种压迫感？——对于个人如此，对于国家也是如此。
其次是普京出于国内政治的需要。
2024年是俄罗斯总统选举之年，不过根据去年年底俄媒传出的消息，其实早在2021年夏天，克里姆林宫就已经启动了相应的准备工作——普京显然并不想在两年后退居二线。对于已经实际执政22年的普京以及我们这些吃瓜群众而言，这样的政治游戏也许显得有些无聊，但作为一种获取合法性的“程序正义”，还是需要普京认真面对的。对于政坛老面孔的最大挑战，在于必须时不时为民众带来新意和冲击，而多年的实践表明，对于俄罗斯民众而言，强硬的姿态、雷霆万钧的肌肉展示、实际恢复的政治版图，以及由此而激发的大国豪情与国民尊严，是赢得支持的终南捷径。
这里之所以说是“捷径”，是因为在我看来，俄罗斯要想真正恢复曾有的国际地位和大国实力，最重要的还是“自我革命”，勇敢地面对国内问题：经济长期停滞不前，大力发展国家垄断资本后形成的新的利益集团，严重的贫富分化等等。但很显然，这些国内问题相当棘手，而且很大程度上，普京自己便是新官僚利益集团的代表，对自己动刀，也确实下不了手。于是，对外以强硬手段解决问题、推高支持率便成为较为稳妥且代价低廉的手段，这几乎成为一种“路径依赖”。
再者，“帝国情结”仍在若隐若现地诱导着俄罗斯。
今年2月22日，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会见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时说：
当然，我利用这个机会，利用您访问的机会来告诉您，乌克兰方面发生了什么。您知道，昨天俄罗斯决定承认顿巴斯地区两个人民共和国的主权。我很快想说，我们看到了对俄罗斯准备在帝国境内恢复帝国这个问题的猜测。这绝对不符合实际。在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承认了所有新的地域现实并且积极加强我们同后苏联空间的所有独立国家的合作。
但就在这次表态的前一晚，普京在讲话中指出现代乌克兰是由苏联“创造”的，并称该国是“古老的俄罗斯土地的一部分”。
其实从近年来普京的各种讲话中，都可以明显感到“帝国遗产”的魅影对其诱惑之深。
比如2021年9月1日普京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我们称之为“海参崴”）“海洋”全俄少年儿童中心的公开课上谈到：
上世纪，俄罗斯国体两次瓦解。1917年革命后，俄罗斯帝国不复存在，俄国失去了西部、北部的大片领土。1991年又发生了苏联崩溃。如果没发生这些事件，我们就会有一个不同的国家。一些专家认为，我们的人口会达近5亿人。
实际上，“帝国意识”正在俄罗斯精英与民众中强势回归，各种帝国论述甚嚣尘上。俄国学者安德烈.萨维列夫甚至提出“帝国是俄罗斯的宿命”，“俄罗斯的国民精神本来就是帝国的”——在某种程度上，“帝国”话语体系成为了苏联解体后重铸俄罗斯意识形态凝聚力的最大公约数。
普京对“帝国遗产”的留恋，与俄罗斯人的“大帝情结”风云际会，加之对乌克兰有着强烈的历史、文化、民族情感的诉求，因而对乌向西方投怀送抱就更加无法容忍了。
尽管如此，俄对乌的刀兵相向，我依然认为并非一个强国应有的倔强，反倒有些美人迟暮般的凄凉。
“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战争作为政治的延续，其实已是国家政策工具箱里的最后选项，而近年来普京频频出兵，纠缠于“伐兵”“攻城”之间，透露出的已是俄罗斯维护自身利益手段的匮乏。
我常常想，曾经的苏联军人出没于非洲的安哥拉、加勒比的古巴，征战于中亚的阿富汗，而此刻的俄国士兵却只能在家门口打一场“兄弟阋于墙”的战争，其窘迫与落寞也是一望可知的。
因此，俄罗斯此次出兵，尽管战术上是主动的、进攻的，但战略上却是被动的、具有防御自保性质的。
三、价值观的混沌
此次俄乌战争在中国引发的最热闹的景象，莫过于网络上泾渭分明的“骂战”：挺俄感性派直以“大帝”为“真男人”，一句“牛逼”胜过万千，理性派则因俄罗斯分担中国战略压力、教训美国人，稍出心中恶气，反俄派则多以人道主义、国际公理为旗帜，对俄之侵略战争行径口诛笔伐，颇以占据道德制高点自居。
在眼下观点截然对立的两极间，讨论如何看待俄乌战争当然是不智之举，一不小心惹得朋友“割席断义”，那就不值当了，但有些想法还是忍不住说说，权当标靶了。
观点很简单，那就是任何道德观和价值观都不是抽象、真空的，是在具体情境和条件下来考量的，要有自身的“锚点”。
争论的中国网民，无论是否意识到，其实个人本身的家国历史记忆与现实利害考量都在或隐或显地充当着价值评判的背板，影响着对于俄乌争斗的看法。
挺俄派的意识中，美国曾经的对华敌视封锁，现在的拉帮结伙对华遏制，尤其眼下的中美博弈渐入险境，这些几乎是绕不开的底色。或者还有红色阵营时期北方“老大哥”的情愫在内——毕竟两国蜜月期间，苏联对于中国的援助是全面而巨大的，是人类史上史无前例的工业化转移，奠定了中国发展的基础。而“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在与西方的竞争中，中俄“背靠背”，已互为彼此最大的战略依靠，俄国人在欧洲分担战略压力的作用更形突出，挺俄即挺中，成了顺理成章的逻辑。
相对而言，反俄派的情绪则复杂得多。简而言之，大致有如下两个方面：
一是出于对俄国脏历史的本能厌恶与乌克兰命运的“共情”理解。
从沙俄到苏俄，俄罗斯对于中国的伤害创剧痛深，至今伤口仍时时作痛，无法愈合。北方领土自不必说，尤其这次普京对于乌东两个共和国的承认以及随即出兵，瞬间唤起了许多国人对于“老毛子”惯常操作的痛苦记忆——不过那几次都是冲着我们来的。无论是北方的“蒙古人民共和国”，还是新疆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出于政治考虑，我们现在的官方叙述中将其美化为“三区革命”），俄国人都是以近乎同样的手段来进行割裂瓦解：利用民族问题多方渗透，给钱给枪扶植分裂势力，自行宣布独立，苏俄官方承认，俄军冠冕堂皇出兵，对方被迫吞咽苦果——同样的剧本屡试不爽。此次俄罗斯对于乌东问题的处理，仍是同样的配方，同样的味道，这自然激起许多中国人的“共情”，乌克兰的今天不就是中国的昨天嘛？俄毛之坏，亘古如一。
二是对于美西道义、价值与行为的某种认可。
无可否认，西方主导的价值体系和宣传口径，在现实中仍处于明显强势地位，占据着国际舆论场的道德制高点，要和平、反侵略、尊重主权，这些具体的价值目标早已获取了绝对的“政治正确”。而此次俄的“侵略”行径颇可指摘，也给了美国动员各方盟友的恰当口实。同时，许多国人在这种抽象道义的感召下，义愤填膺，对俄自然也就没什么好感了。
不过有点讽刺且诡谲的是，无论是反美还是反俄，作为事件主角的俄罗斯和乌克兰，其主体地位反倒缺席了，甚至在某些争论中，中国的本位意识都有些模糊，沦为了单纯价值观的无谓争论。
对于那些看似永远正确的“普适价值”，我本能地怀有戒惧，因为脱离了具体情境和立场的道德，有可能“种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
举几个例子吧。
1923年9月1日，日本发生“关东大地震”，十万人伤亡，两百多万人无家可归，财产损失高达65亿日元。对于日本遭此大难，反应最迅速的居然是之前受日寇欺凌最深的中国。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中国都对日本给予了极大的同情与支持。
地震次日，中国摄政内阁即派员前往日本驻华使馆表示慰问。内阁会议上，外交总长顾维钧提出：
我国本救灾恤邻之义，不容袖手旁观，应由政府下令，劝国民共同筹款赈恤。
摄政内阁以大总统令的方式号召全国人民“广募捐款，尽数拨汇，藉资拯济，以申救灾恤邻之至意”。
《民国日报》呼吁：
“此次日本巨灾，固然是日本的大不幸，然能因此恢复日中亲善，保持东亚永久和平，在中国固有益，在日本也不能谓无利。”
“好义之声，一呼百应”，希望日本人能“谅解中国人民的好感”。
“希望日本在这次震灾中，领略人类同情心的福音，上下交勉，和中国做一个道义上的朋友”。
政府号召下，全国人民积极响应，对日援助之慷慨高义，今日看来，依旧令人感佩（？）：
上海总商会 “购办面粉一万包，米三千包”，并垫付611万元，招商局则派出“新铭”号轮船免费运送，这是日本接受到的国际第一笔援助；
中国红十字会组队前往东京参与赈灾工作，是到达灾区的第一支国际医疗救援队伍；
京剧大师梅兰芳发起成立“全国艺界国际捐赈大会”，余叔岩、杨小楼等均参加义演，为日本赈灾筹集5万元大洋；
在段祺瑞召集的“救灾同志会”成立仪式上，倪嗣冲、周学熙、靳云鹏、曹锐、曹汝霖、张勋、鲍贵卿等出席并捐款，当场筹集了价值10万日元的款项，次日直接汇给日本首相山本权兵卫；
普陀山和许多寺院举行四十九天道场法事，念经念佛，吊祭日本罹难者，在杭州铸造完工的梵钟，至今还存放在东京都慰灵纪念堂；
……
诸如此类义行，简直举不胜举。
无疑地，那时的中国人毫不犹豫地站在了道德的一方，对于伤我残我之凶仇，报以人道主义的最大诚意，企图感化对方，共建东亚和平。但后来的结果，大家也都看到了：1928年皇姑屯事件，1931年九一八事变，1935年华北事变，直至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倭寇步步进逼，妄图灭亡中国，我们最后是靠着枪炮和血肉，才挽救了中华民族存亡绝续的根本危机。
无原则的道义，面对有野心的凶顽，价值几何？
二战时期，美国为了使苏联能牵制纳粹，不至于倒下，对苏进行了大量援助。战后，双方就此问题多年争论不休，但美国总统杜鲁门曾坦言：
毫无疑问，《租借法案》所花费的钱拯救了许多美国人的生命。通过《租借法案》而装备起来的每一个俄国、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士兵，当他们投入战斗时，都会大大减少美国青年所面临的危险。我们无法收回这笔钱，但我们所拯救的许多人今天还在这儿，在美国活着。
——如果你是一个美国人，是接受这种“让别人替你送死”的非道德做法，还是在道德洁癖的感召下，将自己的丈夫、孩子、亲友乃至自己送上战场，去享受纯粹价值观的洗礼呢？
1987年，英国10岁男孩达雷尔给时任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写信，批评该国乱砍滥伐：
数以百万计的动物将会死去。你认为这是正确的，只是为了一个富人得到另一个百万英镑或更多。我认为这是可耻的。
而马哈蒂尔则在回信中说道：
木材工业帮助了马来西亚成千上万的穷人。难道他们就活该保持贫穷，仅仅是因为你想研究热带动物吗？难道你的学习比填补穷人的肚子更重要？
当英国统治马来西亚时，他们烧毁了数百万英亩的马来西亚森林，以便种植橡胶树。这些木材完全被浪费了，因为在那些日子里没有人想要马来西亚的木材。数以百万计的动物因燃烧森林而死亡。马来西亚人从砍伐木材中一无所获。此外，当橡胶被出售时，几乎所有的利润都被带到了英国。你父亲的父亲那一辈英国人的所作所为，才是真正可耻的。
无独有偶，现今炙手可热的瑞典“环保少女”格雷塔·通贝里也成了某种价值观的载体，至于怎么看待，相信大家各自心中有数，见仁见智吧。
即使不从人类社会层面去讨论纯粹价值观的是非，其他领域内的一些现象，仍会给我们带来一些相应的启发。
比如在物理学中，牛顿经典力学体系的建立开辟了科学发展的新时代，居功厥伟，曾被人们认为是永恒的真理。但随着真空光速、微观量子领域等进入人类的认知视野，牛顿经典力学超出了其适用范围，暴露了其局限性。
又比如在经济领域中，萨缪尔森曾想拉同事布朗参加这样一个赌局：扔一次硬币，正面朝上布朗赢200美元，反面朝上布朗输100美元——很显然，布朗有50%的可能性输掉100美元。出于损失厌恶的正常心理，布朗拒绝了这个赌局，但他说，他可以接受同样的赌局100次。
对经济学稍有了解的人明白：一次这样的赌局和100次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如果是连续100次这样的赌局，输钱的概率极低，只要正面朝上的次数大于等于34次，就能赚钱。而这样的概率是多少呢？99.96%！
似乎扯得远了。但我想说的是，规律规则是有适用范围的，某一层面上的正确，在另外的层面上，也许就成了谬误。
同样的，道德观、价值观不是抽象、纯粹、绝对的，也应当放在具体的情景、条件、层级下，才能有所判断，否则，廉价的同情，怯懦的愤怒，置身事外的道义，自我感动的口号，没有意义。
另外，现代文明的外衣，使得一些国人对于“丛林法则”嗤之以鼻，斥之为野蛮落伍。但稍微清醒点，你就会意识到，我们此时仍旧处于弱肉强食的现实环境中，根本原因在于，生产力的发展还远未达到能让地球数十亿人丰衣足食的境地。因此，有限蛋糕的分配依旧是充满竞争与博弈的，绝不能因为比起曾经赤裸裸的掠夺与血腥，今天的国际秩序稍显文明与温情，就误以为道德之光普照，丛林法则消遁，从而忽视其间深藏的残酷与紧张。
2020年4月，当新冠疫情在西方初露獠牙之际，我写下了下面这段话：
疫情下的各国表现似乎击碎（至少重创）了乐观主义者此前对于“世界公民”、“普世价值”的浪漫想象。意大利在欧洲遍求友邦、无人应声的窘迫，德美扣押盟国物资、先己后人的赤裸，都将之前似乎已然淡出的国家、国界概念再一次强化，让人们猛然意识到：应重新审视看似超越一切的普世价值，至少在眼下，最具行动力的主体依旧是民族国家，而一国政府在真正的危机面前，其最重要的课题依旧是在“国境线内的责任”与“国籍护照内的作为”。更有甚者，种族话题本在“政治正确”的大义名分下受到有限压制，但一个危机的浪头打来，便将其从“蛰伏”状态下激活，又全身披挂、耀武扬威地走向了前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次疫情给普世价值至上主义者一次冷冰冰的教训：今天，依旧是一个国家民族观念高于一切的世界，在可见的将来，我们中绝大多数人的命运，只能随国家民族的命运载沉载浮，别无选择。
四、漩涡中的中国
本来想简单说几句，才发现又扯了很长，那么这部分就尽量简短些，如果需要，另外单独成文吧。
一是俄乌战争并非中国之福。
战争爆发，中国国内的舆论场在陷入争论之际，似乎瞬间亢奋起来。有几种声音随即高涨：对于普京强硬政策的欢呼，对于解决台湾问题的热望，以及对于西方力量与决心的蔑视。
一种流行的逻辑认为：俄乌战争的爆发，使得美国的注意力西移，令中国的战略压力减轻，从而给了中国解决台湾问题的时间窗口。
但在我看来，事情应该没有那么简单。
美国西方战略重心向欧洲的全面倾斜，只能有一个前提：俄罗斯有足够的力量对西方造成持久而巨大的压力——但很显然，眼下的俄国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前面我已经说过，尽管此次战争看似由普京率先发动，但在整体框架内，俄国人更像是作“困兽之斗”，其被动与窘迫昭然可见。
更为麻烦的是，两周来的军事行动，俄军的表现并不尽如人意，其中缘由，当然有“政治仗”难打，不好放开手脚的原因，但财政、军事、政治资源上的捉襟见肘也是一望可知的。对于一个大国，最好的策略当然是作虎蹲深山的养威之势，以震慑力达成目标，不战而屈人之兵。自己躬身下场，风险极大，如果虎皮脱落，那将是后患无穷（中日甲午战争便是如此）。俄军此番表现，恐怕会让西方对于俄国的力量重加评估，而中国在其战略力量的投放上，大概率成为更加突出的目标——这岂是中国之福？
此外，由于俄罗斯的军事行动，使得中国的外交空间被极大压缩。各国在“政治正确”的道义大旗下，或主动或被迫地“选边站队”，中国也身不由己地被置于这样的“价值拷问”之中，此前竭力秉持的“中立”、“公正”的立场受到前所未有的质疑与挑战。只要看看连日来外交部对于俄乌事件的表态，以及中国对于尼克松访华50周年的官方措辞，你就能明显感觉到中国的谨慎、纠结、焦灼、煎熬，临深履薄，步步惊心。事实上，中国的国际道义形象与战略回旋空间在此轮俄乌冲突中被极大地削弱，其负面后果恐怕还在持续发酵中。
二是对于中国提出了警示，那就是国家整合的紧迫性。
我一直以为，此轮的俄乌冲突，应该作为苏联解体的“续集”来观察，才能品出其中的滋味。
经济领域的失败，引发政治层面的动荡，进而勾起了民族问题的凸显，分离势力的抬头，价值观念的混乱，直至苏联解体，红旗坠地。而此次乌克兰的内乱，不啻是又一次苏联剧情的缩小版重演。两者的根本相似之处，就在于国家的整合并未真正完成，“板结”而成的共同体，隐含着“裂变”的“病灶”，一旦气候剧变，那就难以收拾。
现代中国作为巨型国家，其领土是由晚清民国承继而来，但正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形象描述的那样，“把民族的紧窄外皮拉扯到帝国的巨大躯体之上”是项异常艰巨的任务。涉疆、涉藏、涉港、涉台问题的此起彼伏，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中国的“多元一体”尚未最后完成，内部的疤痕，成为国际竞争对手得以随意操弄的抓手，耗费着中国的巨额资源。中国的统合之路，急难险重，考验着力量与智慧。
三是求人不如求己，自身的实力才是主动塑造战略态势的根本依恃。
无论是普京的怒而出兵，还是泽连斯基的悲情演绎，对于两国而言，其实都不是多好的选择，之所以走到这步，都有不得已而为之的苦衷。说得直白些，都成为了他者或大或小的棋子（里面的因由，这篇已经写得太长了，另外再说吧）。无论战争进程如何，“双输”的结局早已注定。自身实力不足以塑造有利于自身的安全环境与战略态势，无疑是这一悲剧的重要原因，对于俄乌双方来讲，都是如此。
很多人认为，西方对俄制裁相当于给中国预演了一次“压力测试”，让中国提前看到武统台湾所面临的局面，未尝不是好事。但我再一次强调，台湾不同于乌克兰，没有可比性，我在《说说台湾（一）》一文中已有所提及，之后会更加明确地阐释。
中国唯有持续发展，增强自身实力，才能获取主动塑造周边态势乃至国际格局的能力，才能使得那样看似强硬、实则无奈的武力展示不至于成为最后也是唯一的政策选项。此次韩国总统大选，右翼色彩的尹锡悦上台，尽管其表示“坚信韩中关系将更上一层楼”，但这充分暴露了我们对于周边政治格局介入与影响能力的薄弱，值得反思的地方很多，等有空我会谈谈。
想说的还有很多，但不知不觉又是后半夜了，先打住吧。此刻只想指出，对于今天中国的年轻一代，也许从未认真考虑过：有两样早已习以为常的东西，看似理所当然，但其实对于千年而下的中国人，却是真正的奢侈品，那就是免于战乱的和平，与免于饥饿的恐惧。
愿华夏昌隆，珍惜，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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