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学术导论》是朱维铮（1936—2012，江苏无锡人）先生编辑“中国近代学术名著丛书”时为各书写的“导言”，加上相关论文的结集，曾名《求索真文明》。这次再为增订若干文章，都为一册，以飨读者，兼怀斯人。199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曾以《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为题，首次结集出版朱老师的这部心血之作。朱师更愿意用《晚清学术史论》为题，但是出版社希望有一个出跳点的书名。朱师与古籍社的社长、总编和编辑们都很熟悉，便从俗地想了个“求索真文明”，放在正题位置。这次再结集，用《近代学术导论》作书名，是朱师在病榻上的本意，更加妥帖。提起书名往事，也想说明：朋友之间的朱老师，其实是随和的，既能商量，也能妥协，并不像有人传说的“难合作”。
记得1987年底的一天下午，朱老师把我叫到家中，说：“又替自己套上了一条绳索，给三联书店编一套‘中国近代学术名著丛书’。”朱师说：这套丛书，是书店总经理董秀玉先生提议的，还说动了钱锺书先生做名誉主编。当时，朱师和庞朴先生合作，在京、沪两地共同主编“中国文化史丛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两人的约定，准备五年出50种，十年100种，超越1930年代商务印书馆王云五（1888—1979）主编的“中国文化史丛书”。“中国近代学术名著丛书”，朱师独自执行主编，带研究生们一起做。用五年时间，先编30种。以后是不是也编个100种，就看你们了。五十初度，刚在“知天命”之年的朱师，那些年做学问，真的拼命。1980年代的“中国文化研究热”出现后，大陆学术界急需这样一套资料书。后来，董先生把这套书从北京带到香港三联，利用中国台湾、香港和海外的发行网络，由大陆学者编辑这套丛书，朱师不愿放弃这个机会。
“文 革”刚结束，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建立“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室”，这个专业在全国公认领先。庞朴先生几次讲，联合国有个“中国文化”项目落到他头上，查遍全国，只在复旦有半个研究室做“文化”。于是，就用这个“思想文化史”机构来组织和推动“中国文化研究”。此前，研究室内的几位先生已在蔡尚思教授主编下出版了《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五四”以后思想人物的文选历有收入。朱师接手“中国近代学术名著”，在“现代”之上，再编一套“近代”，顺理成章。他说：乘此机会，编辑一部能够传下去的文献丛书，对得起后人，也不让台湾学者独美。今天的学者，面对唾手可得的文献，想不起三十年前学术资料之难得。当时的情况几乎就是：占得资料，就是学者。编资料书，是一件功德事。
那些年里，朱师常常自嘲干的是《儒林外史》里“马二先生的活”，是个“选家”。这个故事，他写在《走出中世纪·马纯上与匡超人》中。其实，自年轻时为周予同先生编辑《中国历史文选》，尝到文献中的甘苦后，他是非常看重“文选”的。明代的江南书商做“文选”，确是生意。清代却是大学者注书、编书、刻书，做文献研究，校勘文字，既掌握了基本功，又嘉惠他人，更恩泽后世。三联的董秀玉总编辑，主张学者编书。钱锺书先生向来不挂名主编，但对朱老师破例，同意担任。钱先生看了朱老师拟定的30种书目，又加上了马建忠和辜鸿铭。这份批改稿，朱师复印了给我，指定我编一部马相伯、马建忠兄弟合集《马氏文集》。我和其他研究生一起，已经领了《弢园文新编》《〈万国公报〉文选》，《辜鸿铭文集》就邀请了哲学系同届研究生汪堂家来做。我们从上海社科院历史所图书馆和徐家汇藏书楼复印了《春秋大义》《尊王篇》《清流传》，由堂家翻译。
1986年以后，“中国文化热”，越来越热，从上海热到北京，从学术界热到了社会上。朱老师守在书斋，编辑《中国文化研究集刊》、“中国文化史丛书”，还有“中国近代学术名著”。稿件要看，资料要收，书信要回，来客要见。他仍然是“文革”初养成的习惯，中午起床，下午杂务，彻夜写作，上午睡觉。这样的工作节奏，加上烟酒，无疑是不健康的。有几次心脏病发作，躺在地板上喘粗气，好在边上有人，才用保心丸救回来的。“为什么要这么干？”这是很多人的疑问。“不干，干什么？”这是他答非所问的回答。真的要回答，也很容易。从“文革”中走出来的人，内心都有从头做起，抓回逝去十年的急迫。太多的学问要补做，太多的问题要回答。朱老师说：要让大家知道，中国还是有人在思考，会做学问的。朱老师后来在一个特定的场合，对那些满腔热血的学生们说：面对危局，中国社会需要思考，思考要用脑，不要用脚。这个话，既是对我们一辈学生，也是对他那一辈的学者说的。
整理中国近代学术遗产，离不开的思考是：中国社会如何会走到今天这一步，又如何真正“走出中世纪”？这是朱老师和“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室”（研究室成立于1981年，室主任是蔡尚思先生，成员有朱维铮、姜义华、李华兴。朱老师是研究室的学术骨干。研究室培养了一大批硕士研究生，博士学位授予点却迟迟未能获批），还有研究生们都在思考的。研究室在草创不充分的条件下，仍然培养了一些学者，和室里有这样的“问题意识”密切相关。编辑“中国近代学术名著丛书”时，朱老师刚刚出版了《走出中世纪》（1987），学界影响很大。一位年长些的先生质疑：中国不可能“走出中世纪”，只能被“轰出中世纪”。另一位年轻些的先生则说，中国没有中世纪，“走出中世纪”是“西方中心论”的说法。这些质疑各执一词，却都有重大的理论问题。一百多年来，“中国往何处去”的问题没有解决，当然是要和“中国从哪里来”的问题一起思考。非常可惜，当时中国的思想家们只顾想着符合自己意愿的终极方案，却很少关注前人走过的道路，无论其是荣耀，是虚妄；是崇高，是卑劣；是深刻，是肤浅。编辑“中国近代学术名著”，当然含着这样的思考。
必须马上就加以限制的是，在学术和政治的关系上，朱老师断然地拒绝“学随术变”，他为“清中叶的汉学家”们辩护，一直“强调学与政的疏离”。正是这样的反复强调，加上他擅长用考据发微否证各种各样的陈词滥调，有人称他是“汉学家”。被人问到历史研究有什么用时，他也都会没好气地说：“没有用！”说说也就算了，还负气地填在表格上，无怪乎他从来拿不到什么“重大项目”。“文革”以后，朱老师再也不愿意把自己的学问和政治绑在一起。任何趋炎附势的“学问”，都会被他识别出来，斥为“政术”。把“学问”和“政术”区别开来，正是他在1990年代特别强调的。“学与术二字合为一词，据我寡闻所及，通行在十一世纪王安石变法以后。依据周予同先生的考察，中世纪中国的统治学说形态，由汉唐经学演化为宋明理学，表征是‘孟子升格运动’。”朱老师对于董仲舒、王莽、王安石、张居正，直至康有为那样用“经术”来“干政”的做法，都做了“学问”和“政声”的区分，态度就是揭露，不以为然。
“学随术变”，是朱老师在经学史研究中提出的重要命题，是对周予同先生“经学是统治学说形态”理论的发展。“学贵探索，术重实用”，朱老师在编辑“中国近代学术名著”时，着意于揭露经学史中掩藏着的“帝王南面之术”。通过“学随术变”这一线索去理解《求索真文明》中的一些文章，会很有意思，比如书中对康有为的揭露，就是这一原理。朱师研究康有为的文章发表后，有人问：“怎么和康有为杠上了！”确实，在《重评〈新学伪经考〉》（《中国近代学术名著·新学伪经考·导言》）一文中有说：“假如康有为的经学造诣，能同他的政治野心相称，那么我们覆按他引用的原始儒学和两汉经学的史料，也许可以承认他还颇有学问，从朱次琦三年，至少通读过《史记》《汉书》等。不幸，我们覆按《新学伪经考》那些浩繁引证的结果，发现它们不是袭自龚自珍、魏源、廖平，便是袭自刘逢禄、陈寿祺、陈乔枞、顾櫰三、侯康等的著作。本书编者不拟逐一指出康有为的印证来由，但部分校记，可证明我们所言非虚。”在这里，“本书编者”是朱师和廖梅，他们查考出《新学伪经考》的来源，坐实“抄袭”，以及“师心自用”、“倒填日月”的流传说法，当然要把真相说出来。康有为有历史影响，但那是“政术”，而不是“学问”。
这些年来，曾经强硬的意识形态基础——“中国近代史”，已经在众多求实学者的揭露下慢慢崩解。百多年来由党派理论家们构造起来的宏大叙事越来越不能自圆其说。孔祥吉的《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年），茅海建的《戊戌变法史事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都揭示了康有为的造假和抄袭行为。在今天的“凤凰大讲堂”上，康有为头上的光晕已经散去，关于他的专题已经命名为《传统名士的固执与虚妄》。然而，戳破康有为神话的工作，确实是朱老师在近三十多年前首先开始的，他在研究室的课堂上，早有讨论。在《走出中世纪》中的《阳明学在近代中国》（1987）一文中，已经有说：“自信得好像目空一切，顽强得好像执拗不堪，而且领袖欲膨胀到自我感觉‘安石不出，如苍生何’的地步。”这就是朱老师给“中国的马丁·路德”康有为画出的“通天教主”形象。“中国近代史”上，“伟光正”的神话所在多有，难道不应该用恰当的方式，一一戳破吗？
1980年代初期的中国思想史，差不多就是“政治史”的附庸，“政治挂帅”，没有学术史，没有文化史。1990年代稍稍深入，学界试图贯通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来讨论思想和学术。众说纷纭之中，朱老师的独特优势，在于他给中国近代学术研究带来了“经学史”的视野。今天的南北学界，“经学”和“经学史”已经热得发烫，当年却是冷门得无人知晓。1949年以后，大陆学界坚持研究经学史的学者，只有范文澜（1893—1969，浙江绍兴人）、蒙文通（1894—1968，四川盐亭人）和周予同先生。由于周先生的坚持，复旦大学是唯一系统开设“中国经学史”课程的学校。朱老师是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中国古代史专门化”（朱老师1955年入学复旦，学制五年。当年学习苏联经验，本科便分专业方向，为“专门化”）培养的第一届学生，毕业后留校在中国古代史教研室，给陈守实先生（1893—1974，江苏武进人）当助教，更协助周予同先生（1898—1981，浙江瑞安人）研究经学史。
经学史之所以重要，在于其曾经贯穿在二千年来的儒学、儒家和儒教的所有问题中。学者必得以经学史的方法剖析学术，很多症结才能破解，比如清末“保皇派”和“革命派”背后的“经今古文之争”。1898年以后，保皇党康有为和革命党章太炎，曾有过激烈交锋，争论的焦点，很多并非直接关于“国体”、“政体”，而是集矢于经学上的“今文”、“古文”。相比在1990年代揭露康有为，朱老师对章太炎的研究更早进行，始于“文革”后期，表现在《章太炎选集》注释本（与姜义华合作，1981），以及《章太炎全集》第三卷对《訄书》（1984）的标点和整理。“中国近代学术名著丛书”既收入了经今文学派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又收录了经古文学派章太炎的《訄书》，都是双方的代表作。《訄书》从全集本移用，而“导言”则是增订重写的。1986年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陈旭麓教授参加我的硕士论文答辩，夸赞朱老师整理《訄书》功劳很大，从此大家能念懂《訄书》了。
1983年，我升入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室做研究生的时候，方向是“中国近代思想史”，在另一位导师李华兴的名下，开始搞不懂“康章之辩”。朱老师讲授“经今古文之争”后，才明白其中的核心道理。“康有为不是说孔子‘托古改制’么？章炳麟说没有那回事。孔子只是‘删定六艺’，做了点老子、墨子不愿降低志向去做的事，岂知秦以后人们没书读，孔子便因此获得了过大的名声。”章太炎的原话在《訄书·订孔》中，说：“异时老、墨诸公，不降志于删定六艺，而孔氏擅其威。遭焚散复出，则关轴自持于孔氏，诸子却走，职矣。”朱老师的译文达意传神，读者自鉴。康有为取今文经学的看法，说孔子编书，藏着“微言大义”，搞的是“托古改制”，即用周代制度来改造社会。康有为想搞改革，本身并不为错。他的“虚妄”，在于自命“素王”，想当“教主”，还要用孔教会统治中国。于是，事情涉及如何确定孔子在历史上的地位。章太炎在《訄书·订孔》中是古文经学的观点，朱老师说“订孔”其实就是“订康”。章太炎认认真真地与康有为讲学问：“孔氏，古良史也。”也就是说，孔子只是周代文化的传承人，不是像耶稣那样的创教者。下面的问题，即康有为“欲侪孔子于耶稣”，自己做“中国的马丁·路德”，再改儒家为孔教，这些也都不能成立。从清末“经今古文之争”的例子，我们看到思想争议的背后，有着经学史、学术史、文化史和社会史的复杂背景。研究思想史，有易有难。舍去背景，望文生义、任意发挥很容易；实事求是、沉潜往复、探根究底就困难。朱老师舍其易，取其难，身教言传，鼓励了我们这一辈学生的向学之心。
常常觉得，朱师对太炎先生比较呵护，不似他研读康有为，旨在揭露。在这方面，应该是无关乎“经今古文之争”的门户之见，章太炎“实事求是”的学术作风，以及“独立不羁”的自由精神，是朱老师欣赏的。康有为固然也是一个科举时代的读书人，但身在江湖，心在魏阙，还有一些不可思议的“教主”式的想入非非，这确实是些让人忍俊不止的事情。朱老师曾在和我的谈话录中说：他不像别人那样，喜欢谁就研究谁，或者是研究谁就喜欢谁。朱师自陈，他“有一个纯属个人的‘怪癖’，我在历史上发现自己喜欢的思想、行为，当自以为弄懂之后，便不想公之于众，一起谈论。相反，当我自以为憎恶的对象，被我弄明白底蕴之后，便很想发表”。不敢说朱师是因“憎恶”而研究康有为，康有为的学问还是属于“弄懂”以后，值得玩味的那种。但是，朱老师偏向章太炎，胜于他认同康有为，这是可以肯定的。章太炎的革命宣传，有过甚其辞的说法。和同代人一样，章太炎的不少学术观点，也和政治生涯关联，也变了好几次，朱师也说有“学随术变”的嫌疑。但章太炎以学术为本，不曲学阿世，勇敢地“匡谬”——自我纠正，这是难能可贵，值得欣赏和“喜欢”的。“康章之争”中，朱师在情感和理智上都偏向于太炎先生，这是看得出来的，也是有原因的。2000年我在《收获》上发表了一篇谈1900年的文章，用《孟子》那句“虽千万人，吾往矣”说章太炎性格。手呈时曾问朱师：是否贴切。他是颔首的。
1980年代，朱老师的不幸与幸，都因他能在校园关闭、学界星散、思想钳制的“文革”中有机会读书，系里的其他老师说朱维铮是因祸得福。他先是给“占领上层建筑”的工农兵们做陪读，后是为解决内衷里的苦闷自觉地读。章太炎最难读，让“小朱”去啃，当年的安置，在他是求之不得的事情。在许多人或浑浑噩噩，或无可奈何的时候，他不但接续了五十年代的“白专道路”，还把“新时期”最为需要的学问做出来了。1986年冬，在上海龙柏饭店召开的复旦大学“首届国际中国文化学术讨论会”，差不多变成了一场重评儒学思想的会议。朱老师的论文《中国经学与中国文化》首次系统地提出：“经学、儒学和孔学，并非同一概念”，“在孔子之前，‘儒’早已存在”，“中国文化没有一以贯之的传统”。这些都是朱老师后来一直强调的观点，常常用以辩驳那些喋喋不休的“道统论”者。厚积薄发、排珠似亮出来的观点，有理有据。朱老师提出这些观点后，谭其骧、庞朴、李学勤等历史学者都首肯赞成，我则以为这一系列观点就此构成了朱师“学随术变”论断的基础框架。
近代以前，中国学术注重积累，强调师承，这方面比西方学术有过之无不及，这也是为什么经学史、学术史对思想研究很重要的原因。朱老师能得出“学随术变”的精辟论断，和他研究章太炎《訄书》中的“儒分”与“学变”思想有关系。太炎先生当年铭志革命，重订《訄书》（1904），首列《客帝匡谬》《分镇匡谬》之外，为了辩驳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说”、“新学伪经说”，更在开篇的地方增写了《原学》《订孔》《学变》《学蛊》等篇目，对儒家源流有透彻的剖析。在章太炎看来，“儒分为八”，“儒墨”、“儒道”、“儒法”、“儒侠”、“儒兵”，不能一概而论，“儒、道、佛”三教就更不是一回事了。把中国文化传统定为儒学一家，儒学之中又定“孔孟之道”（而非儒教之整体）一义为儒之全部，并非表彰儒家，反而大大地限制了“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传统。朱老师发展太炎先生的“学变说”，概括说：“儒术独尊以后的六百年学术史，认为那期间学术有五变，就是说儒术不但没有稳住统治地位，相反不断受到来自非官方的异端言行的挑战，乃至于在魏晋时它自己也成了异端。”在这里，朱老师的“学随术变”论断，不单是批评儒士们“权术”行为，还指明了儒学本来的生存之道，就是“权变”。
1955年，朱老师入学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专门学习“中国古代史”；1960年，毕业后留校在本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分配在隋唐一段；1963年，在《历史研究》发表《府兵制度化时期西魏北周社会的特殊矛盾及其解决——兼论府兵的渊源和性质》，备受史学前辈们的瞩目。但是，除了1965年奉命为一篇发表后震动全国的有关明史的文艺评论文章收集史料、核对史实外，朱老师并没有专门做过明清史研究，更没有越界到“中国近代史”。当时的学术领导，片面理解“科学性”，按照苏联大学的经验，严格划分“专门化”，专业与专业之间，壁垒森严。这种“专业分工”的格局，至今还在限制大学文、史、哲学者的治学境界，甚至造成部门之间的利益纠缠。朱老师说：“二十来年前，由于偶然的机缘，我开始介入清学史领域，而且首先以清末民初那段思想学说史为重心。”这篇《求索真文明》的“题记”写在1996年，也就是说：朱老师介入近代学术史研究，正是从“文革”后期研读章太炎开始的。
复旦“新三届”（七七、七八、七九）的文、史、哲系学生，曾在校刊上讨论过“专家”和“通才”的关系问题。不少人认为“文革”弄坏了学风，“以论代史”，什么都是“通史”。拨乱反正，能做个“专家”就不错了。然而，更多人以为做专家易，成通才难，而通才能兼专家，或专家能为通才则难上加难。复旦老一辈学者，很多是民国时期通才型的专家。数到中年学者，中文系的章培恒先生，历史系的朱维铮先生，是大家经常提到的，当时他们都还不到50岁。朱老师虽然被“专门化”为中国古代史，但陈守实、周予同先生的学问却是贯通古今中外的。陈先生在清华研究院随梁启超（1873—1929，广东新会人）、陈寅恪（1890—1969，江西义宁人）学习，一生研究中国土地制度史、史学史、会党史、明史，还精读《资本论》，用作研究方法。周先生的“经学史”研究，是“五四”运动前后，随章太炎的东京讲学弟子钱玄同（1887—1939，浙江吴兴人）先生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后，独自开创的。周先生也懂“西学”，一直在与欧洲思想史的参照比较中讨论经学史。陈、周二先生学问扎实，称为“京派”，同时他们思路开阔，体系创新。五十年代以后，学术氛围越来越糟糕，学者自降其志，“躲进小楼成一统”的人越来越多。朱老师仍然有幸在复旦的小环境下，在前辈大师的视野、志向和学问的感染下，成为能兼专家的通才型学者。
八十年代初期，“党八股”顽强坚持，“洋八股”开始流行。在这样的氛围中，朱老师等一批学有传承的中年学者把自己的学问与清末民初积累起来的“古今中外”之学沟通，对于“文革”后从僵死教义中恢复起来的中国学术非常重要。朱老师也真的是专而通，和他一起参加过无数次的国内外学术会议，每次都会给讲者提出很多他称之为“是什么”的事实问题，然后逼着你自己去想那些“为什么”的理论问题。常常遇到一些轻率出手的“通才”型学者被他逼问得无路可退，好些自信的“专家”也会忽然发觉这么重要的资料怎么没有注意。主编“中国文化史丛书”的十多年里，各个领域内的稿子寄来，朱老师都马上给出令作者们佩服的意见，有的甚至都是重新改定大纲，大量增补材料，留下的只是一个题目。很多本书，都包含了他的意见，有不少本都是朱老师和庞先生出题命意，才顺利完成的。
在这里，就着行文的方便，尝试着提出朱老师的两个治学特点，供同仁们讨论商榷：以古代史的眼光看近代史（或者相反），用考据学的方法做思想史（或者结合），应该可以作为朱老师一生治学，并取得如此成就的两大关键。以我的理解，朱老师主编“中国文化史丛书”是这样，主编“中国近代学术名著”更是这样，在《走出中世纪》《求索真文明》等书的许多篇章中，还有将来都会出版的“中国史学史”、“中国经学史”遗稿中，都有这些特点。朱老师最后一年多在肺科医院、肿瘤医院、中山医院和新华医院治疗期间，我们探视中数次以这样的概述是否妥帖为问。朱老师还是一贯地不喜欢“被总结”，他总是以大度的态度说：怎么样做学问，是你们自己的事情，不一定要照我的路子走。然而，朱老师留给我们的学术遗产，现在和将来都是要总结的。我以为这两个治学关键很重要，它们配得上清代晚期学者讨论的问题，即“贯穿古今，横通汉宋”；它们也应该和王元化（1920—2008，湖北江陵人）先生提倡的“有思想的学术，有学术的思想”一起讨论。顺便说：二十年多里，朱老师和元化先生交往最为相契。有一次，元化先生在衡山路庆余别墅201房间为一件事，特别对我讲：在上海，最喜欢和你们的朱老师谈学问，不但有学问，而且有真思想。
按既定教科书的规定，“中国近代史”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始。按朱老师提倡的观点，中国近代历史至少应该连贯整个十九世纪，即嘉、道年间来讲，透彻一点的话，还应该上推至明末清初。记得朱老师1983年初次给我们一班研究生上课的时候，大家就认真而激烈地讨论过这个问题。“以古代史的眼光看近代史”，十九世纪前后两段历史当然是连贯一致的，中国人的道路，正邪先不论，毕竟都是自己走出来的，内中有更多的延续性。这也是朱老师没有办法苟同说中国不能自己走出中世纪，只能被“轰出中世纪”的原因。显然，说朱老师借用“中世纪”概念便是“西方中心论”也不成立，因为朱老师早就提出十九世纪清朝内部有“自改革”的主张。正好是龚自珍本人在《乙丙之际箸议第七》中提出：“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没有鸦片战争，清朝也已经搞不下去了，必须改革。2000年，朱老师、龙应台合作编辑的《未完成的革命》出版大陆版，易名《维新旧梦录》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线索就是“自改革”。我顺此思路，应命写了书评《历史活着》，得到了朱老师的首肯。见《文汇读书周报》，2001年1月27日。稍觉欣慰的是，我以《历史活着》（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为书名结集书评集，送到中山医院朱师病房，留在他的床头很久。
因为这样的历史观，朱老师便不会割断清代的历史，也去弄一部半吊子的近代史。“中国近代学术名著”收入的首部著作便是江藩（1761—1831，江苏甘泉人）在嘉庆二十三年（1818）刻印的《汉学师承记》和道光二年（1823）刻印的《宋学渊源记》，还有方东树（1772—1851，安徽桐城人）在道光年间刊刻的《汉学商兑》。这三本书都为一册，以清代中叶的“汉宋之争”作开端，再以清代末年的“康章之争”（经今古文之争）为结束，这样的一部“中国近代学术史”，已经呈现出一个“经学史”的条贯，比一般外缘式的评论叙述深入许多。这三部“汉学与反汉学”是叙述清代学术的代表作，学者多用作“乾嘉故老”们的谈助资料。朱老师却是通过考证其中的“吴派”、“皖派”、“扬州学派”与“桐城派”的复杂关系，令人信服地证明那场剑拔弩张的“汉宋之争”背后，“原是清统治者施行的分裂文化政策的产物”，是清朝内部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在乾隆皇帝这种“挑动学者斗学者”类型的辩论中，隐含着清朝宫廷的文化政策。“汉学家”基本上保持着民间学者的独立立场，后期为乾隆表彰，也是为了粉饰政治。而“从李光地到方苞、姚鼐之流，标榜义理，而识见唯以在位君主的是非为是非”，则“桐城派”基本上是趋炎附势的辞章派。乾嘉以后，“桐城派”和“汉学”并存，清代同治、光绪年间，“汉学家”们仍然在“实事求是”地做学问，而曾国藩扶持的晚期“桐城派”，却因提倡“考据、义理、辞章”，再一次流行官场，这样算来“汉学与反汉学”又是一条贯穿十九世纪学术思想的主线。通过这样的揭露，朱老师再一次显示了他“用考据学方法做思想史”的犀利之处。
中国近代学术的基本命题在鸦片战争之前已经次第展开。一部近代学术史，至少要从清代汉学说起，这个观点在逻辑上很自然，朱老师在《中国经学的近代行程》《汉学与反汉学》《汉宋调和论》等几篇文章中的证明也充分。这样的学术史会多么精彩！可是转身看一看，我们又有多少篇目的“中国近代学术史”是这样撰写的？为了建立一套完整的以“清学史”为内涵的中国近代学术叙述体系，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室做了大量工作。主编“中国近代学术名著丛书”只是开始，接下来的是每项重要的著作、人物和事件，朱老师都安排了博士生、硕士生专门研究。这期间的工作十分繁巨，那些由他指定的学位论文，他都会从主旨、结构和资料上加以辅导，甚至还口授观点。二十多年中，朱老师带研究生已经不下百名。每篇论文，他都和学生一起再把原始资料读一遍，按早期有心情开玩笑时的说法，就是“陪太子读书”。这样的“陪读”生涯，耗费了大量时间，他却乐此不疲。结果就是耽误了自己写东西，却带出了不少能做研究的学生。
按王韬在1860年代上海租界里感受到的情况，“世变至此极矣，中国三千年以来所守之典章法度，至此而几将播荡澌灭”，那么，李鸿章那句“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这句话，语出《复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同治十一年五月）：“和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时在1872年。的名言，最早或许就是王韬发明的。三千年里，中国经历的不过是“古今之变”，而“至此极矣”，发生的还是自有“西学”输入后日益严重的“中西之辨”。“以古代史的眼光看近代史”，朱老师在“古今之变”议题中已经有很多发明。也正是有这样的敏感，朱老师提示“西学”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另有一种极端的重要性。“中西之辨”是朱师极其重视的：“晚清的学术，的确属于明末清初中西文化发生近代意义交往以后的过程延续。它的资源，固然时时取自先秦至明清不断变异的传统，但更多的是取自异域，当然是经过欧美在华传教士和明治维新后日本学者稗贩的西方古近学说。”这样的理路，支撑了《求索真文明》的另一个思想体系。
选编“中国近代学术名著”的时候，朱老师按商定的“五年三十种”计划，在后期布置了更多涉及“西学”的著作。除了第一辑10种（第一辑10种是：《汉学师承记》（外二种）、《书目答问二种》、《弢园文新编》、《郭嵩焘等使西记六种》、《东塾读书记》、《万国公报文选》、《新学伪经考》、《訄书》、《康有为大同论二种》、《刘师培辛亥前文选》）已经收录的《万国公报文选》等之外，第二辑的10种内准备了更多的“西学”论著。钱锺书先生建议的《马氏文选》《辜鸿铭集》之外，还有魏源《海国图志》、容闳《西学东渐记》、冯桂芬《校邠庐抗议》、郑观应《盛世危言》、严复《严复集》、章太炎《国故论衡》、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等。这些文集、文选，都已整理完毕，朱老师也已经带着我们这一批学生们开始研究和写作了。历经周折，第一辑10种是在编辑完成后，在香港搁置了十年，1998年仍由敢于自任的董秀玉先生带回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的。“中国近代学术名著”第一辑10种在京港两地出版“凡十年”之“曲折”，朱老师在中西书局2012年4月版的“重版前言”（2011年11月28日作）中做了最后的说明。十年中，朱师为维权不断辩争，这是他的强硬；他的温情在于对我们学生偶尔会有一丝歉意：“对不起，影响你们报成果，评职称。”虽然我们都是真的没有在乎，他却自己扛着压力。如果当年出版顺利，第二辑10种会表现出更浓重的“西学东渐”色彩。钱锺书先生在八十年代初出版的《管锥编》里阐释“东海西海，心理攸同”的学术理想，我想朱老师一定是理解、赞成和尊重的。董秀玉先生追忆，钱先生是认可了朱老师的学问之后，才愿意担任主编的。还有，朱师晚年和香港城市大学的张隆溪先生有绝好的交谊，和复旦大学中文系的王水照先生也堪称益友，他们都是曾在钱先生近旁治学，为先生器重的人，却和朱老师格外相契。朱老师和钱先生合作，虽可惜未曾一面，但心理是通的，并不需要“谬托知己”式的牵扯。
在第一辑10种中，朱老师放进了由我编校的两种，即《弢园文新编》和《万国公报文选》。以私心来讲，这是个人的幸运，两本都出了，劳作没有白费。然而，以学术之公心来讲，则觉得非常遗憾，因为没有加上第二、三辑的20种、30种，“中国近代学术名著”仅有10种是不完整的。在这个10种中，钱先生、朱老师的编辑意图并没有完整地体现出来。如果一本一本地编下去，“导言”还会一篇一篇地写下去，这将会是更加壮观的“中国近代学术导论”。这个遗憾，是我们参与这套丛书的边上人才能感觉到的。话说回来，就是这个10本也仍然有它不可替代的作用。编辑完成十年后，由于出版环境的改善，各种各样的近代学术著作丛书，或影印，或排印，层出不穷。但是，朱老师主持的这一套丛书仍然被人接受，以至加印，甚至重版，那是因为它们在选书、编目、标点、校勘和导读等各方面，都还有可取之处。
随朱老师编辑“中国近代学术名著”，是我学术道路上非常重要的一环。1986年春，硕士毕业已经可以自己找单位，不必“等分配”。我的硕士论文是《〈万国公报〉研究》，虽然是从思想史角度入手，但因和基督教来华传教运动相关，就联系好了去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宗教研究所做研究。因此，我的论文答辩请了上海宗教学会会长罗竹风（1911—1996，山东平度人）先生来主持。朱老师非常希望我留下，可我不是他名下的学生，他也无权在留系问题上发表决定性的意见。得知我将会离开复旦去社科院，他曾经急切地去找过系总支汪瑞祥书记，也找过留学生办公室陈仁风主任，设法让我暂时在复旦某个机构留下。我清楚地记得，那一年初夏，天已经非常热，朱老师大汗淋漓地自己去跑。要知道，三年课堂下来，朱老师只是传授学问，耳提面命，我们感觉的都是醍醐灌顶，崖岸陡然。这一次，我第一次看到朱老师仆仆道途，是赤子般的热情和真诚，全无架子。以后在他近旁，我又不断看到这一点，后来才体会到：朱老师为自己事情，公或私，都不会去求任何人。但是，为了学生挺身而出，他愿意做的，超出大家的想象。
在那一次答辩中，担任答辩委员会副主任，时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的唐振常（1922—2002，四川成都人）先生，热情地让我从院里直接转去他主持的本所上海史研究室工作，做基督教研究，或者做近代思想史都可以随我。研究条件，仅从时间充裕和资料丰富来说，历史所更好，因此在那里待了16年，直到2003年回复旦。上班报到后的第二天，我就去看朱老师。朱老师就说：以后你就在我这里帮忙，可以不必介意其他关系了。唐先生是“海纳百川”般的大度，对我在朱老师那里的事情并不干预，反而对我转述的朱老师的学术和观点都很欣赏。朱老师和唐先生在章太炎研究问题上有过一点小嫌隙，再次见面时，立刻冰释，成为上海学术界有名的一对好朋友，经常聚在本帮菜“德兴馆”。在我初初踏上学术道路的时候，幸运地得到了朱老师的严格要求，唐先生的宽容相待。任何人只要感受过这些不同类型的激励，就不敢有太久的懈怠。两位阅历丰富、识见高明、学问精湛的恩师，曾引领过如此多的后辈和学生，如今先后弃教而去，生命的华美、短暂与无情，叫人战栗。
忽然觉得，手下的这篇文章已经不成体例。开始想做的是“学述”，渐渐窜入的是“行状”；开初好似在学理上谈什么问题，后来却抑制不住地夹杂进片段零散的回忆。干脆由它，用信马由缰地跑题来结尾吧。“中国近代学术名著”中，还有几部未曾提及，传教士报纸《万国公报文选》是朱老师让我从硕士论文的影印资料中清理出来，选编而成。由于是从台湾华文书局1976年的影印本间接复印的，其中不少脱漏和错排，因交稿时人在旧金山大学访问，没有检出。责任在我，出版后却让朱老师承担了。我的序言，虽然有硕士论文的底子，却也没有写好。朱老师不满意，自己花了时间，用在海外访问的机会收集资料，重新写了《西学的普及：〈万国公报〉与晚清“自改革”思潮》一文。上海出身的变法思想家王韬《弢园文新编》，也交给我做。王韬是我本科生时喜欢的人物，原来准备拿他撰写硕士论文，读了一阵以后才经他的事迹，转至《万国公报》研究。朱老师比较肯定我给王韬写的导言，做了修改以后，成为收录在《求索真文明》里的另一篇文章《“天下一道”论：王韬的“弢园文”发凡》。朱老师在文末注明：“一九九〇年秋据李天纲初稿修改”。《复旦学报》（1995年第5期）发表为《清学史：王韬与天下一道论》时也注明：“与李天纲合著”。除了在“文革”前给《学术月刊》《文汇报》《解放日报》和写作组用“陈嘉铮”（陈守实、朱永嘉、朱维铮）等笔名合作文章外，朱老师从未用真名与人合署作文。朱老师自己说是“第一次”，我观察以后也没有“第二次”。一个初入学界的青年人，从中得到的鼓励和信心，是不言而喻的。
硕士毕业以后，继续在朱老师的指导下学做研究，不断思考，努力探寻，见识各种各样的人与事，真的是一种幸运。在那一段“风波”骤起的岁月里，复旦大学和社科院各研究所内人数不多的一群人，相濡以沫地度过了非常艰难的日子，至今刻骨铭心。更有幸的是，在这一段北方学者已然绝望的岁月里，朱老师仍然带我们一群学生一起做事。有一次，朱老师从国外访学回来，对我们几个人说：“中国不是哪几个人的地方，我还想要住住呢！”看着各色人物的登场离台，目睹壮怀激烈的出国回国，如烟往事，潮来潮去，至今已经不可细究。那么多年中，朱老师只是坚守在复旦大学教工第五宿舍34号的陋室里做着自己的事情，遂有“走出中世纪”“求索真文明”“壶里断春秋”“重读近代史”等等著作系列。1994年春，历经周折，朱老师第一次“中国古代史”上了招生目录，我便考回了复旦，做了兼职博士生。入学的那一天，仍然是在家中，当然不是那种拜师礼，朱老师只是说了一句：“以后你可以算是我的正式学生了。”以后，朱老师对我的学术要求，确实更严格了。
记得徐光启（1562—1633，江苏上海人）的学生孙元化（1581—1632，江苏嘉定人）曾有一句话形容他们之间的师生关系，说是“初淡如水，后苦如茶”。向朱老师请益学问，问朱老师讨论治学，庶几近此，是一种纯粹的学术交往，也是万般繁复的人生况味。一直想知道朱老师是怎样地看待自己如此丰富的人生，问他是不会说的。直到有一天，看到他的文章后面署上了室名——“破壁楼”。我以为透过“破壁楼”的室名，可以窥见朱师的一部分人生态度。“破壁楼”的室名，署在《求索真文明·题记》的后面：“1996年7月14日，夜半于复旦一隅破壁楼”。“破壁楼”，即复旦第五宿舍34号，是日本淞沪占领军建造的一上一下日式简易小楼。沿用到1990年代，漏水透风，四壁已经破败，朱老师用周谷城先生题写的条幅遮挡着。有一天，我在《郑板桥文集》中读到一联：“两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南腔北调人”，觉得送给朱老师蛮像的。呈送文稿的时候，大着胆子说出来。朱老师板着脸，但不生气，只问道：“是吗？”以后，就看到他署上了——“破壁楼”。“破壁”，除了陋室自嘲的含义，当然还有“面壁十年图破壁”（周恩来诗），或者“画龙点睛，破壁而去”的含义。1990年代的朱老师，居陋室，图破壁，他唯一使用过的室名，正是最为贴切的写照。
《求索真文明·题记》后面署上的写作日期，更加值得回味。“1996年7月14日”，正是朱老师的六十寿辰正日。这一天的晚餐，由高晞、朱圣弢、陈维在思南路复兴路“沈记靓汤”做东，廖梅、钱文忠、许敏、杨志刚、张完芳、傅杰、孔令琴、吕素琴和我出席，给朱老师祝寿。大家念及的还有去年“假寿”前来出席，今年“真寿”将不克参加的马勇、夏克、徐洪兴、苏勇等。我们都不知道，朱老师当天还写了一篇自寿文，文中称我们这群老学生是“小友”。正是7月13日晚间，他一如既往地校订着“中国近代学术名著丛书”，赶着它们的最后出版。漏经子夜，万籁俱静，已是新的一日，想到当天晚上将和“小友”们相聚，朱师兴味盎然，另外铺了一张稿纸在案头，为自己的60岁生日写下了《花甲行》，为七言韵文。凡有三稿，其中第三稿有小记，公之于下：去岁今日，诸小友同邀我赴宴，说是我已虚龄六十初度，“庆九不庆十”。不料今年同日，诸小友又以“真寿”为由，邀聚会。我绝不信灵魂说，以为生老病死，时至便行，虽类似宿命，自以为豁达矣，然难拂诸小友好意，今晚让将赴约。独坐校书，忽有感，实不能诗，勉作韵语，述我史也。诸小友为高晞、朱圣弢、陈维、李天纲、廖梅、钱文忠、许敏、杨志刚、张完芳、傅杰、孔令琴、吕素琴等。去岁来赴者马勇、夏克、徐洪兴、苏勇等，因故均不能赴也。古云“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我教书已三十六年，于一九七八年重上课堂后曾带教之学生稍众，而诸小友或离校多年，迄今还记得导师的生日，令我感动，但愿从此不要累他们挂念。一九九六年七月十四日夜尽自记。朱老师珍视和我们之间的师生关系，学生成了他生命中的重要部分。学业和学友，就是他的全部生活。这篇文章，作为中西书局重新出版朱老师《中国近代学术史论》的导言，原是应该来概述一下朱老师的学术主张和思想。可是，向朱老师“问学”，和朱老师“谈学”的种种经历之回顾，始终挥之不去，悲伤之情，反复来袭。再说，评论自己老师的学术成就，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在完全出版和仔细研读朱师的全部著作之前，贸然谈论，轻下断语，都是十分鲁莽的行为。这也是这篇导言写得异常艰难，犹豫再三的原因之一。朱老师把我们当作谈论学问的对象，真的是我们的荣幸。如今，斯人已去，学问孤寂，捧读朱师《花甲行》，实在是情难自禁，鉴者谅之。
“旦复旦兮怀斯人”，原来是给朱老师周年祭纪念文集起的名字。后来，高晞想到了“怀真集”，显然更加合适，那就转用作这篇原意要做学术评论的怀念文章题目吧，稍改为“旦复旦兮忆吾师”，兼做朱师文集的导言。转眼间，朱师离开我们已近一年了，“旦复旦兮”，师友们怀念朱维铮先生的文字还在断断续续地发表，我们相信：朱老师的治学成就，还有他那特立独行，“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自由人格，也将为学者、读者们更加珍视，播之广大，传之久远。
本文收入李天纲《与阁老为邻》（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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