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俄乌战争在国际社会引发广泛关注和讨论。许多人将之称为欧洲自“二战”以来所面临的最严重危机。正如许多分析者所认为的,俄乌战争背后有非常复杂的历史、民族和地缘政治博弈因素,难以简单一概而论,那种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选边站思维难以解决问题。对于今天世界来说,用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问题,历来是最可取的,符合人类价值追求。
这也是为何自乌克兰危机发生以来,中国一直主张用和平谈判方式解决问题,没有简单地选边站,而是希望局势缓和,减少人道主义伤害。3月8日,中法德举行峰会,作为欧盟的两大支柱,法德两国领导人表示支持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给和平一个机会,感谢中方提出人道主义局势倡议,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劝和促谈,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产生更严重人道主义危机。可见,中国希望以和平谈判解决俄乌冲突的主张,正得到法国、德国的认可。希望乌克兰局势早日缓和,希望早点恢复和平。
中国作为一个有着14亿人口,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的大国,能在乌克兰危机如此重大国际事件面前保持理性和务实,展现了中国人的世界观和务实外交。有分析者认为,中国化解乌克兰危机的务实做法将有助于为中国发展带来新的机遇。接下来走向是否如此,不妨拭目以待,但不得不说地是,中国提出的人道主义局势倡议与和平谈判解决问题的立场,不仅对于俄乌战争的最终解决来说,还是从法国、德国乃至欧洲各国的整体利益来说,都是最有利的。希望中国继续保持理性和务实,既坚守人道主义原则,促进和平,又为国家发展继续带来更多机遇。
在重大国际事件面前的务实外交应对,事关国家发展。21年前,美国9·11事件发生,当时中国基于人道主义和务实外交的取向,为中国发展带来关键的机遇期。中国已故外交家吴建民写道,“9·11”事件发生后,中国政府面临三种选择:第一,静观,不表态;第二,静观各方反应和动向后再表态;第三,以最快的速度谴责恐怖主义。在“9·11”事件发生当晚,通过电视观看事件整个过程的江泽民当即决定召集常委开会,中国政府选择了第三种。吴建民认为,“9·11”事件发生后中国政府的反应迅速、及时、正确,尤其是两国元首间的电话往来,对于稳定推动中美关系的发展产生积极作用,影响深远。
分析人士指出,中国从“911”后美国的反恐行动中看到契机,寻求改善原本紧张的双边关系,得以争取到“关键的十年”迅速提升国力,成长为有能力挑战美国世界霸主地位的新兴大国,GDP位居世界第二,大概率在2030年之前超过美国。而与此同时,美国深陷反恐泥潭,耗费了巨大资源,盛极而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面对重大国际事件,要保持务实,在关键时刻做出睿智的外交决断,事关国家发展。
中国对“9·11”事件的快速反应
文/吴建民
(曾任外交部发言人、驻外大使、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外交学院院长等职)
来源/网络
2001年发生了“9·11”事件,这是国际形势的一个重要转折。值得注意的是,事件发生后仅五个小时,江泽民主席就主动与布什总统通电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谴责恐怖主义,向美国政府和人民表示同情和慰问。这一行动对于后来中美关系的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在外交上,这是一个十分成功的行动。
一、背景
2001年1月小布什就任美国总统以后,中美关系出现了一些新变化。早在总统竞选期间,小布什就对克林顿时期的对华政策提出了公开批评,认为其对华政策太软弱,应该增加强硬成分,并将中美关系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strategic competitor)。
上台后,小布什不仅放弃了克林顿时期关于建立美中“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的表述,而且闭口不提克林顿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三不”承诺(即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不支持台湾加入以主权国家为条件的国际组织)。暗示美国将不放弃协防台湾的义务,同时中止了中美军事交流,大力推行导弹防御计划,试探构筑亚太安全体系。其强硬态度给中美关系的发展蒙上了新的阴影。
在这种情况下,2001年3月19日,中国政府派钱其琛副总理访美,旨在沟通信息,增进彼此之间的信任,维护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钱其琛副总理的访问取得了圆满成功。这次访问后,在中美关系的战略定位方面,美方放弃了“战略竞争对手”的提法,提出“中美不是战略伙伴,但也不是不可调和的敌人。中美是贸易伙伴,同时也是地区对手,是一个在诸如朝鲜半岛等具有共同利益的领域可以合作的伙伴”,与中国发展友好的关系“符合美国最佳利益”,美方同意“从战略高度处理两国关系”。在台湾问题上,美国政要一再重申美国将继续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恪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并暗示不会售台“宙斯盾”级驱逐舰和爱国者3型导弹。布什总统同时还表示“特别渴望到中国访问”。中美之间的紧张气氛有所缓和。
然而,2001年4月1日在中国海南岛以东中国专属经济区上空发生了美国侦察机撞击中国军用飞机事件,中美关系再度紧张。2001年4月24日,布什在回答美国广播公司记者的提问时表示,如果台湾面临大陆攻击,(美国)将不惜一切代价协防台湾。4月,布什政府决定向台湾出售先进武器,其中包括受到中国密切关注的装备神盾级雷达系统的导弹驱逐舰等新式武器。在中国政府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下,美国政府不得不表示“非常抱歉”(very very sorry),事件最终得到了妥善解决,上述情况表明直至“9·11事件”发生时,中美关系有相当程度的不确定性。
二、中国政府面临的选择
“9·11事件”发生后,在当时,中国政府面临着以下几种选择:
1.静观,不表态;
2.静观各方反应和动向后再表态;
3.以最快的速度谴责恐怖主义;
中国政府选择了第三种。
三、具体操作过程
“9·11事件”发生当晚,江泽民主席通过电视观看到了事件的几乎全过程,当即决定召集中央常委开会。会后,北京时间9月12日凌晨1点47分,江泽民主席与布什总统通话,谴责了这一恐怖主义事件并向美国政府和人民表示深切慰问,并向死难者家属表示哀悼。这距第一起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仅仅五个小时。
9月12日晚,江泽民主席应约同美国总统布什再次通了电话。布什总统首先对江泽民主席向他致电就恐怖袭击事件表示慰问和哀悼表示感谢。他表示期待着与江主席以及国际社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加强合作,共同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布什希望美中两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加强这方面的合作。江主席表示,中方十分关心救援工作的进展,并愿向美方提供一切必要的支援和协助。
9月12日,外交部发言人朱邦造发表谈话,代表中国政府表示:“美国纽约和华盛顿地区一些地方受到严重袭击,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我们对此深感震惊。”“中国政府一贯谴责和反对一切恐怖主义的暴力活动。”
“9·11事件”发生后,中国政府的反应迅速、及时、正确,尤其是两国元首间的电话往来,对于稳定推动中美关系的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影响深远。2001年9月25日美国白宫发言人弗莱舍透露,美国总统布什仍将按原计划参加10月20-21日在上海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非正式领导人会晤,但是将推迟对东京、汉城和北京的访问。在国家遭受巨大灾难的情况下,作出如此决定显示了美方对中国的重视,反映了双边关系的改善。2001年10月18日APEC双部长联合记者招待会上,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就表示,“9·11事件”之后,来自中国的反应令人鼓舞。中美双边关系在诸多领域也越来越好。虽然在撞机事件的处理上中美双方还有不同之处,但我们都应当向前看。
2001年10月18日至20日,美国总统小布什在“9·11事件”后首次出国参加上海APEC会议。其间,江主席和布什就中美关系、台湾等问题进行了长达三小时的交谈。布什明确表示“美国希望同中国建立具有建设性关系”,“我们寻求一种坦诚、有建设性和合作性的关系”。两国元首一致同意将中美关系定位为双方致力于发展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这为今后两国关系确定了积极的发展方向。

“9·11事件”是美外交政策的转折点。在前苏联解体之后,美国突然之间失去了可与之对弈的对手。谁是美国的敌人?这是美国战略思考中的大问题。“9·11事件”和中国迅速作出的反应使美国认识到中国不是美国的敌人,恐怖主义才是对美国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美国需要中国的合作和支持。如果说“9·11事件”前美国是把对华政策的侧重点放在遏制和防范中国成为美国未来的对手上,那么该事件后美国就将侧重点放在寻求与中国合作和发展关系上。
2002年2月,小布什总统再次对中国进行了工作访问。访问期间,江泽民主席就双方维护和发展两国关系的积极势头、充实建设性合作关系提出加强对话、加深合作、妥善处理分歧和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的四点意见。布什对此表示赞同,并认为,经过30年的发展,中美关系已是成熟的、彼此尊重的,对两国和全世界都很重要。2002年4月,胡锦涛副主席访美并取得了成功。2002年10月22日至25日,江泽民主席应邀访美,并到布什总统在德州的私人农场克劳福德牧场做客。在“9·11事件”发生后仅一年之内,中美元首就进行了三次会谈,两国关系趋于稳定。2004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美国民主、共和两党不同于“过去”,中美关系不再是一个争论的焦点。这些都反映了中美关系进入到了一个相对平稳的发展期。
四、启示
(一)外交要着眼于人民
外交要着眼于人民,这是我国外交一贯坚持的方针。周恩来总理曾经说过:“外交工作的落脚点还是在影响和争取人民。”我曾经有机会当面请教过江主席,为什么“9·11事件”发生后五个小时就决定与布什总统通电话。江主席说:“外交工作的基础是人民,中美两国人民是友好的。‘9·11事件’使那么多无辜的美国人遇难,我们中国人当然要表示同情和慰问,人心都是肉长的。”
江主席的话不多,但阐明了一项外交的重要原则,有很强的指导作用。中华民族是一个很富有同情心的民族,在别人遭受危难的时候,中华民族总是表示同情和慰问,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9·11事件”使美国人民遭难,看到那么多人在熊熊大火中死去,江主席决定立即给布什总统打电话,向美国人民表示同情和慰问,也表达了中国人民的感情。
事实证明,这一行动的效果非常好。小布什上台初期,中美关系中的变数增多,他在竞选中称中国“不是美国的战略伙伴,而是竞争对手”。在“9·11”这个关键时刻,江泽民主席的电话对中美关系回到正常轨道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二)在关键时刻要当机立断
事实十分明显,事件发生后五小时打电话与三天后打电话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当机立断的根据是对事件性质的判断,“9·11事件”是赤裸裸的恐怖主义行动,导致大批无辜者丧生,而反对恐怖主义是中国政府的一贯立场。
当机立断要根据人之常情。事件发生五小时,纽约世界贸易中心的7号楼尚未倒塌,废墟还冒着烟,此刻的美国人民是最悲痛的。人在悲痛的时候最需要同情、支持和慰问,这是人之常情。一个人处境最困难的时候,你向他表示同情和慰问,他是很难忘记的。“人心都是肉长的”,这就是人之常情。可见,外交不仅不能排除人之常情,有时人之常情还是导致在外交上作出正确决定的关键因素。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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