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松访华50周年刚刚过去，美国多家智库都举办了纪念活动，回顾这一历史性的事件，尤其是在中美关系面临前所未有挑战的今天，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忠实地记录下中美关系走过的足迹，也为未来的发展提供了启迪。
1972月2月17日，尼克松在启程离开白宫前，发表了那段著名的讲话：
我要向在场来送别我完成这项历史任务的所有人表达由衷的感谢，特别是参众两院的领袖。我们对于中美之间长达20年的敌对，将因为为期一周的会谈，一扫而空不抱任何幻想。我们必须承认，中美政府存在很大分歧，我们以后也会有分歧，但是我们必须做的是，找到一种方法，让我们可以在不成为战争敌人的情况下产生分歧。如果我们能够在这次访问中朝着这个目标前进，世界将变得更安全。特别是对于那里所有的孩子来说，在一个和平世界中成长，这个机会是巨大的。我只想简单地说，如果我希望为这次访问写一个后记，那就是我们第一批宇航员留在月球上留下的这段文字，当他们降落在月球上时，我们为全人类的和平而来。谢谢你们，再见！
在途经夏威夷后，1972年2月21日上午11:30分，尼克松乘坐的空军一号降落在了北京机场，尼克松夫妇走下旋梯，尼克松向迎接他的周恩来总理伸出了手，这一历史性的握手，被尼克松形容为“跨越太平洋的握手”，结束了中美20多年的隔绝。
尼克松向傅立民“含泪道歉”
在中美代表团中，年纪最小的可能要数两边的翻译，中方是27岁的唐闻生，美方是27岁的傅立民。
时隔50年，在唐闻生和傅立民共同出席了美中政策基金会举办的尼克松访华50周年研讨会，共同把我们带回到那段珍贵的回忆中。
由于尼克松访华的高度保密性，当年在美国国务院东亚局任职的傅立民，对自己即将要踏上的这段行程毫不知情。但是在准备工作进行期间，傅立民已经被要求待在国务院的“任务中心”工作，直到有一天他收到了自己的行李牌，他才知道自己也将成为历史的一部分。而在此之前，傅立民并没有做过元首高翻的工作。
傅立民回忆说，抵达上海机场的时候，他的第一个印象是：这个机场没有飞机，还能听见鸟叫！抵达北京时，他感受到了严密的安保措施，以及一个与世界任何其它地方都不同的城市。
傅立民第一次与尼克松面对面就是在北京。尼克松当时很简短地说了一句：“很高兴见到你”，然后匆匆就离开了。晚上八点半左右，傅立民接到通知，尼克松要他翻译欢迎晚宴致辞。而原计划尼克松是要照稿发言，结果却
改成了即兴演说，让傅立民措手不及。这么重要的场合，尼克松怎么可能没有提前准备演讲稿呢？

实际上，手下的官员早就准备了演讲稿，而且傅立民亲自参与了撰写。在草稿中，尼克松引述了不少著名的中国诗词。傅立民觉得，如果没有演讲稿，他将会在全世界面前丢脸。于是年轻气盛的他直接拒绝了这次晚宴的翻译工作。晚宴期间尼克松讲话最后是由冀朝铸翻译的。
傅立民一度以为，自己在这次访问结束后，就会丢了饭碗。在晚宴上，傅立民坐在尼克松的对面，当时尼克松对他一脸不满。坐在傅立民身旁的是李先念，当时看出了两人之间的不愉快，于是给傅立民递上了一支香烟表达慰问。这是傅立民人生第一支香烟，后来这个习惯持续了30年。
第二天一早，北京下雪了，傅立民抽空去了趟书店，想买一套《二十四史》，但是怎么都没有找到。后来周恩来知道了这件事，直接送给了美国国务院和白宫两套，并要求傅立民向尼克松介绍这套书的价值。这两套书现在分别存放在尼克松总统图书馆以及美国国务院的档案馆里。
在中国访问的几天中，傅立民很快学习到了中国的敬酒文化，于是每次晚宴他都与中方频繁地相互敬酒。在杭州的一次晚宴上，他回忆说，那天自己一共被敬了27杯茅台，几乎不能走路了。就在这个时候，尼克松找到傅立民，为自己临时改变欢迎晚宴致辞计划的做法，含泪向傅立民致歉。
尼克松说：“我真的很抱歉，我不应该那么做。” 后来傅立民才明白，尼克松当时想展现自己是即兴发挥，作出的发言。但实际上，他早已经把演讲稿背得滚瓜烂熟。但如果翻译拿着稿子念的话，就会破坏他的计划。
随后，尼克松让傅立民再向周恩来翻译了一段对话。尼克松说：“总理先生，我想让您记住这位年轻人，因为我觉得他可能成为美国第一位驻华大使。” 傅立民当场不好意思了，转而让在场的唐闻生翻译了这段话。
当时傅立民心想：尼克松要不就是在开玩笑，等50年后再让这位毫无经验的年轻人当驻华大使，或者他觉得驻华大使这个职位太不重要了，所以才让这位不合格的年轻人来担任。
展开翻译工作的傅立民，遇到的另一个难题就是：台湾和大陆普通话的区别。虽然傅立民有一口北京腔，但是他的中文是在台湾学的，他很快发现，两岸普通话的用词存在差异，这对他的翻译工作造成了一定困难。
在为尼克松担任翻译的这一周里，傅立民说旅途的疲倦、时差、加上实时翻译的压力，简直就是烧脑。
傅立民还透露，尼克松和周恩来的会晤主要是遵循“求同存异”的原则，以追求共同利益展开对话。而对于双方的分歧，则是交给了部长级官员进行多轮磋商。而《上海公报》正体现了求同存异的精神。
在杭州访问的时候，《上海公报》的初稿已经成型，中美团队开始校对中英文版本的措辞，傅立民称赞中方翻译实在是太专业了，英文版的《上海公报》完全体现出了英文措辞的细微差别。而他唯一提出的两个建议，也被中方欣然采纳了。
在台湾问题上，尼克松访华前中美大使级官员在日内瓦和华沙进行了136次谈判，傅立民也是从那个时期开始被调到国务院的中国小组（China Desk），专门负责撰写文件。而这些关系到美国对华政策的文件，越过了美国国务院的官僚体系，直接送到了时任国安顾问基辛格的手上。
傅立民说，看看今天的中美关系，其实可以从50年前的这段历史中学到很多东西。第一，坦率地说出各自的不同之处，不要掩盖它；第二，把合作置于分歧之前，在共同关心的问题上合作，这才是建立外交关系的意义。而分歧则需要时间来慢慢解决。不幸的是，目前中美似乎把对抗置于合作之前。这是一个错误，而中美可以从尼克松访华这个外交的巅峰之作中，吸取经验。
就像周恩来总理在款待尼克松的晚宴上的致辞：
美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两国人民一向是友好的。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两国人民之间往来中断了二十多年。现在，经过中美双方共同努力，友好往来的大门终于打开了。目前，促使两国关系正常化，争取和缓紧张局势，已经成为中美两国人民强烈的愿望。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我们相信，我们两国人民这种共同愿望，总有一天要实现的。
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根本不同，在中美两国政府之间存在巨大分歧。但是，这种分歧不应当妨碍中美两国在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正常的国家关系，更不应该导致战争。中国政府早在1955年就公开声明，中国人民不想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坐下来同美国政府谈判，这是我们一贯奉行的方针。
我们注意到尼克松总统在来华前的讲话中也说到：“我们必须做的事情是寻找某种办法使我们可以有分歧而又不成为战争中的敌人。”我们希望，通过双方坦率地交换意见，弄清彼此之间的分歧，努力寻找共同点，使我们两国的关系能够有一个新的开始。
50年后“同台”的唐闻生与傅立民
唐闻生风采不减
看过尼克松访华纪录片的人，一定会对当年中方的年轻女翻译唐闻生留下深刻印象，虽然外表看来还有几分稚气，但是一口流利的英文，精准的翻译，让人不得不被她吸引。
50年后，再次有幸听到唐闻生的英文发言，也让人不禁赞她的英文发音与演讲技巧。（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戳音频感受一下）。
唐闻生回忆说，1970年10月，尼克松在接受时代周刊采访时说，如果我在临死前还有未完成的愿望，那就是去中国。如果我不去，我想让我的孩子们去。
1970年下半年，中方从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方面收到了好几次美国递来的消息，随后中美之间开始迅速为尼克松访华创造条件，这包括乒乓外交、基辛格秘密访华、亚历山大·黑格访华，中美双方非常坦诚的交换了意见。
唐闻生回忆称，在这些筹备会议中，中美分歧很大，但是双方却能找到共同点，这给她的翻译工作也带来的宝贵的机会，包括如何措辞。1971年10月基辛格访华，为联合公报的内容与中方进行讨论，当时美方提出了一份他们自认为合适的草案，很多年后基辛格把这份草案形容为传统、模糊、试图用陈词滥调来掩盖差异的文件。但周恩来拒绝了这份草案。
中方经过审议，提出了一份完全不同的草案。中方的意见是先阐述各方在国际问题上的不同看法，然后写出双方的共同意见。虽然这样的联合声明史无前例，但是它真实地描述了双方当时的立场。
唐闻生还回忆说中美首脑的会晤，原本计划15-20分钟，结果持续了一个多小时。这是两个大国领导人之间的对话，他们有远见，着眼于大局。尽管双方都知道彼此存在巨大分歧以及相互仇恨的历史，但是他们还是走到了一起，就战略层面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的交流。
尼克松说：“过去我们是敌人，今天我们仍然有很大的不同，但是让我们超越差异走到一起的是我们的共同利益。当我们讨论分歧时，我们不会妥协原则。虽然我们之间有无法弥合的鸿沟，但是我们可以尝试缩小分歧，以便增进交流。”
五十年，沧海桑田。唐闻生说，昔日中美两国政治家展现出的战略思维、政治远见和外交艺术，这些宝贵经验有助于更好地应对当前中美关系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引导两国关系携手走向更美好的未来。
在尼克松访华期间，小王印象最深刻，也是最感动的一段话是他在登上长城时的有感而发。尼克松说：我希望在未来，也许是这段旅程的结果，会让许多美国人，尤其是喜欢旅游的年轻人有机会来到这里，就像今天我和夫人有机会来到这里一样。还有我们党内的其他人，也有机会来这里看看，看看这堵墙，他们会回想起历史，正如我回顾这个伟大民族的历史，他们将有机会，更好的了解中国人。
“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有一个开放的世界，当我们看到长城，希望那些竖起的墙，不管是像这样的实体墙，还是其他意识形态的墙，都不会将世界上的人们分开，不管他们的背景和观点有什么不同，我们将有机会互相交流，互相了解，互相分享”。
“总而言之，我们已经走了很长一段路才来到这里，16000英里，这段旅程发生了很多事，让我意识到此次访问非常值得。光是站在长城上，我觉得16000英里很值得。“
50年后，回顾尼克松访华，基辛格告诉中国驻美大使秦刚：“尼克松总统拥有一种特质，总是对局势有着很强的理解和判断力，擅长从历史的纵深制定对外政策。尼克松同中国领导人的对话主要聚焦宏观世界秩序，而非具体问题，从而避免了让眼前的分歧阻碍两国关系总体改善。” 秦刚默默问自己，我们这一代人该如何继承这一外交遗产？如果说，50年前，中美走近是因为双方都有应对共同威胁的战略需要，共同利益让中美超越了分歧，那么，50年后，中美关系的基础还存在吗？中美共同利益在哪里？共同面临的“敌人”又是谁？
对此，秦刚的答案是：今天我们共同的“敌人”是事关两国及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重大挑战，他们是气候变化、能源安全、粮食安全、全球发展鸿沟、大流行病、核扩散、网络攻击、新兴技术失控、地区热点等等。中美作为两个大国，对此责无旁贷，要携手抗敌。“新冷战”不应成为这个时代的背景色,竞争、对抗不应成为中美关系的主基调。
尼克松访华50周年的今天，中美比任何时候都需要两国领导人曾展示出的非凡战略远见、巨大的政治勇气和高超的外交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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