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人”张艺谋有多“狠”？他的成功与不足是什么？

陈凯歌曾不开玩笑地说张艺谋长得像兵马俑，其实何止形似，出生陕西的张艺谋简直活脱脱地就是“秦人”穿越来到了我们现代。他在《古今大战秦俑情》中把“秦人”演绎得多么惟妙惟肖活灵活现阿，估计黄易就是受张艺谋启发而写出了《寻秦记》。他像“秦人”一样勤奋、坚韧、灵活、清醒，善于把握时代脉搏，从而也像“秦人”一样建立了不朽的功业。张艺谋太会适应我们这个时代了，他在时代潮流中“如鱼得水”“乘风破浪”“海阔天空”。

1978年北京电影学院恢复招生，人才济济。北京学生欺负外地学生，故意使脚绊倒一个人，那人摔倒在地上，起来拍拍身上的土，看都没看绊他的人，继续走路。当时有人在一旁看见这一幕，评价道：“此人必成大器。”当年摔倒在地的人，就是张艺谋。他为了买台相机可以卖血，为了上大学可以去找文化部长（张艺谋考学时年龄超龄，他托人把信和影集转给当时的文化部长黄镇，黄镇重视人才特批入学），为了演好《老井》可以真干活真打架真喝酒真三天水饭不进，这样“较真”的人无论干什么都会成功的。

他勤奋，拍电影时总是最后一个睡第一个起，一年到头人不卸甲马不离鞍全方位忙活；他坚韧，一根筋犟劲十足，认准了就一往无前，再多的批评也是“虱多不痒”“债多不愁”；他灵活，在商业、政治、艺术、国际之间游刃有余进退自如，在妥协和迎合之中最大可能的张扬自己；他清醒，从不把自己当回事，“大家对我期望太高，没必要，我就是一个凡人”。这样“完美”的人“给点阳光就灿烂，给点洪水就泛滥”。当他谋艺，艺便“蓬荜生辉”；当他谋名，名便“纷至沓来”；当他谋利，利便“接踵而至”。不敢想象，当他谋其他的会怎样？

●年轻时的张艺谋

让我们来看看老谋子所谋得的不朽功业吧：他是电影业的“教父”，带领中国电影冲向了世界；他是演艺界的“全能冠军”，电影、歌剧、芭蕾、广告……一“个都不能少”；他是名利场上“宠儿”，最佳摄影奖、最佳男演员奖、最佳导演奖、终生成就奖……“大红灯笼高高挂”；他是财神爷的“摇钱树”，捧着钱找他的人“从东直门排到西直门”。他执导百年不遇的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东奥会开闭幕式，更是把中国所有自命不凡的导演都远远甩在了后面。

“可贵”的是张艺谋对自己很有“自知之明”，他“习惯”地将自己的成功归功于时代，不断感恩着时代，“是时代影响了我们。我们任何的思考都来自时代，我们不是天才，我们初期那么深刻的反思，以反思为最重要的目标，是我们天生爱思考吗？不是，是那个时代，80年代，那时候全国都关注深刻的问题，反思民族向何处去，那时候整个氛围影响了我们，我们二三十岁，我们感受这样一个潮流，受其影响，我们也改变了一些方向。今天也是相应的，我不认为我们今天突然就退步了，迂腐了，充满铜臭气了，其实不是，我们心里都很清楚。我们去做一些另外的尝试，不要高看这个尝试，也不要低看这个尝试，它只是时代的影响。”

但“时势造英雄”只是其一，其二是“识时务者为俊杰”。秦人之所以能一扫六合，缘于他们能顺利时代潮流及时变法从而强大。张艺谋之所以如此“辉煌”，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他对时代有着敏锐判断和准确把握，参透时代玄机，将自己才能与时代需求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他一直在紧贴时代脚踏“时”地与时俱进。

在那“白衣飘飘”的八十年代，人文气息弥漫全国，商业“无从谈起”，人们“唯学是图”，连谈恋爱都拿本尼采的书。当年的张艺谋也是个文艺青年，也曾一心一意为艺而谋。那火红的《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残酷的《菊豆》、《活着》以浓烈色彩和东方韵味震动了中国电影界，竖起了张家旗帜，并冲向了国际电影舞台。张艺谋在八十年代拍的影片，文艺味道十足，文化底蕴浓厚，在探索电影艺术手法的同时也在思索中国传统文化，与整个八十年代“香味相投”，因此颇受各界好评。其中《活着》这部影片被公认为是张艺谋的代表作，是艺术性达到极致内涵最为深刻的电影。自它“死了”之后，张艺谋便明白了该如何“活着”，不再单纯地谋艺了。

九十年代以降，市场凶猛，“很傻很天真”的人们纷纷从文化美梦中醒来，或主动或被动地投身于“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的现实中，现实主义随之“横行霸道”。张艺谋也将镜头对准了现实，拍出了《秋菊打官司》、《一个都不能少》、《我的父亲母亲》等一系列现实主义题材影片。这些影片饱满而富有张力，倾注了张艺谋对于现实的关怀和热情以及其独特才华与思想，“色彩鲜明”地表现出了人们的现实生活与追求，感动了安抚了被现实刺痛的人们，因而得到了人们的共鸣与喜爱，张艺谋在国内外的“大师”地位也由此确立。

消费时代在新的世纪不可避免地到来了，商业已经无孔不入无坚不摧，张艺谋敏锐地嗅出了其中的变化，顺时而动拉开了中国大片的帷幕。《英雄》2002年12月14日在人民大会堂的首映，仿佛就是中国大片的启动仪式，开创了中国电影从拍摄到营销一个崭新的所谓大片时代——大场面、大制作、大明星、大宣传，唯“大”是举唯票房马首是瞻。

张艺谋对于拍摄大片可谓是得天独厚“舍我其谁”手到擒来。大片首要标准是画面的华丽、精美、壮观，而这向来是摄影师出身的张艺谋的拿手好戏。除了技术优势，他在人脉、资金、体制、国际艺术界等等资源上也是数一数二，有“大家资本”。秦人翦灭六国一统江山的壮阔与豪气大概在张艺谋心里“潜伏”已久，他向来酷爱“面子”“好大喜功”，大片正对他的胃口。于是，他频频发力，连拍《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执导《图兰朵》太庙版、鸟巢版以及印象系列，还导了个最大的大片——。

这些大片无不富丽堂皇美轮美奂，那整体化一的“团体操表演”、那鲜艳浓烈的“色彩海洋”、那美丽撩人的“粉红佳丽”充分满足了观众们的感官需求，因此收获了疯狂的票房。在今天这个“赤裸裸”的时代，再也没有比巩俐的乳沟、章子怡的长袖、李连杰的功夫、周杰伦的歌声更诱人的了。

张艺谋从不认为自己“堕落”了，他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在消费时代到来之后转变的。一开始拍电影可是拿自己当艺术家，当思想家看，我们经历了商品时代后，别的导演我不管，有人永远拿自己当艺术家看，我自己，我发现我兼具了许多东西，艺术性、社会性和商业性，都兼容在一起。尤其是电影文化产业，就是彻底的商品。从中国进入这个时代开始，大约10年了，以作品作为坐标，可以看作从《英雄》开始，所谓商业大片，坦率地说是开拓市场的，你刚才说的与时俱进的作品。”

是啊，张艺谋不过是在迎合我们这个时代罢了。所谓的大片也不过是我们这个“大时代”的产物而已。一方面，在大国崛起的背景下，大片正好用来“锦上添花”；另一方面，消费时代的来临使得许多东西都“软”化了都“消化”了，文化成为产业，电影成为生意，人们“富”得只剩下感官，拿着昂贵影票的消费大众自然要求享受视听盛宴。

人们流诞于沉醉于大片的“黄粱美梦”中不愿醒来直面现实，更无视其毒害。实际上，大片除了赶尽杀绝小片之外，其中隐藏的价值观危害也不可不察。如文化学者朱大可所分析的：“民众掏钱购买这种视觉教科书，从中学习各种反面的道德经验，就此滋养着人性中最危险的部分。可以想象，在教科书毁人不倦的指导下，这些黑暗影像将在未来转化为严峻的现实。这就是大片的历史结局，大片的制造者们，必定要为此而自食其果。”

时代总是在不断地变化，多元化的春风已经不可遏制地吹来，“一枝独秀不是春，万紫千红才芳菲”。百舸争流，百花齐放，这是最坏的时代也是最好的时代，这是多元共生齐头并进的和谐时代。地球在扁平化，世界在多极化，社会在去中心化，天才在民主化。再也没有一家可以独大了，人人都是麦克风，“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高桌子低板凳都是木头”，“野百合也有春天”。“春哥”当道，“伪娘”横行，剩男剩女们“非诚勿扰”，凤姐征婚，芙蓉姐姐进北大学堂……文化也因此在不断分流，红色文化、精英文化、流行文化、快餐文化各行其是……

至于电影，随着第六代的崛起、香港导演的涌进，张艺谋的时代已经不可挽回地结束了。以2009年贺岁档为例，有盗宝（《刺陵》）、特效（《风云2》）、战争（《花木兰》）、颠覆（《我的唐朝兄弟》）、传记（《孔子》）、武侠（《锦衣卫》）……那个事事以张艺谋为旗帜和先导的年代已经过去了，大家都在市场的洪流中积极探索各自的道路。人们的口味也开始多样化，不再只满足于“大餐”。

张艺谋很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他“不得不”放下身段开始以喜剧“为人民服务”。“嗙、嗙、嗙”，《三枪》，他拉上赵本山、小沈阳这两位笑星，玩起了二人转。老谋深算的张艺谋再次没有辜负时代的宠爱，他又一次抓住了这个时代人们最大的需求——娱乐。“幸福”往往像《2012》中的诺亚方舟船票一样一票难求，而“快乐”的入场券只需要几十元钱就能买到。在我们这个时代中，在我们郁闷而纠结的人生里，也许只有在电影院里我们还能傻笑两声，心甘情愿地“被快乐”。张艺谋谋财果然有术，成功得以小博大，以几千万元的成本赢回了两亿多的票房。

张艺谋还很清楚地知道在我们这个时代最缺的是什么，不是帅哥美女，不是香车宝马，而是纯真的爱情。其他的一切都可以被交易，唯有爱情需要“心心相印”，房子、车子可以换来婚姻，但换不来纯真的爱情。于是，张艺谋又拍起了“史上最纯爱情”——《山楂树之恋》，并感叹“清纯女孩难找”，把禁欲时代的“性无知”当作“纯洁”。在“最纯”的噱头下，人们不由得纷纷奔进电影院寻找自己在现实中未逢的“纯洁爱情”，于是《山楂树之恋》“顺理成章”地成为中国电影市场上有票房统计数据以来的第一部过亿的文艺片。张艺谋这只敏锐的“老鹰”又一次没有失手。

“我老开玩笑说，我们看待自己要有娱乐精神，别把自己当碟菜，别以为我们电影导演都是深刻的思想家和伟大的艺术家，你在新浪和搜狐，在所有网页，你得点娱乐那栏才能见到我们，我们是娱乐界的。你已经归到娱乐界去了，批评也罢，表扬也罢，炒作也罢，起哄也罢，是不是都是娱乐的一种啊？”张艺谋很“自觉”地将自己划入了娱乐界。不是张艺谋庸俗了，而是他太精明。

遗憾的是，张艺谋在名利双收时，渐渐失去了文艺界的宠爱，国内知识分子对他骂不绝口，国际电影节也基本上没了他的身影。作为中国电影曾经的标杆人物，作为对历史地位有追求的张艺谋对此肯定不甘心，从《千里走单骑》到《金陵十三钗》，张艺谋也一直没有放弃重讨文艺界欢心的努力。可惜，都效果不佳。

于是，2013年，张艺谋重振旗鼓，联手国内最具实力的陈道明、巩俐两大主角全力出击，破釜沉舟放手一搏，拍摄了《归来》。《归来》这个名称便赤裸裸地揭示了张艺谋的意图，此时不归更待何时，张艺谋希望通过这部力作“归来”，重新赢得知识分子的口碑和电影节上的奖杯。可惜张艺谋的时代已经无可挽回地过去了，现在国内电影已不再唯张马首是瞻，张艺谋、陈凯歌、冯小刚等第五代导演已经“过时”了，第六代、第七代导演已经异军突起各领风骚，还有一些明星、好莱坞大片不时来“打酱油”。

如电影《归来》上映时，前有徐峥的《催眠大师》、高晓松的《同桌的你》拦路，中有《x战警》、《窃听风云3》阻截，后有郭敬明的《小时代3》、韩寒的《后会无期》追击。况且，意图归来的张艺谋也已不再是原来只为艺谋的张艺谋了，除了口碑、奖杯外，他还要考虑审查、票房等诸多问题。

所以，这些内外因素注定了《归来》不可能“归来”，注定了《归来》这部电影内容上的缺憾。其中最大的缺憾，即张艺谋过于删繁就简了。他只拍了严《陆犯焉识》这部小说的最后二十页，将时代背景基本忽略，只剩下爱情这个主题。于是，《归来》这部电影只能感人不能动人，更达不到反思历史、映照现实的目的。

《陆犯焉识》本是一部反映历史沧桑的厚重之作，也是严自己的血泪之作和从重要作家到伟大作家的转型之作，其在小说史上的地位不亚于余华的《活着》。如果张艺谋能够忠实于原作，忠实于历史，那么《归来》这部电影将不亚于他执导的《活着》，他完全可以真正王者归来。可惜，张艺谋还想“活着”，还不敢誓死一搏。于是，张艺谋便归不来，国内知识分子对这部作品更多的是“恨铁不成钢”，戛纳等电影节也对它视而不见。

不可否认，张艺谋曾经是中国电影的旗手，是中国文化的符号。如文化学者张颐武所言：“历史在这二十年里选中了这个人，让他来用一种独特的方式将中国崛起的大命运转化为一种‘形式’。我们发现在这二十年里，这个曾经用卖血来换照相机的摄影爱好者，普通的工人，以他的坚韧和才华，在中国的全球化和市场化的进程中变成了这个国家的想象力的不可替代的表征。他在以他的作品表现‘中国梦’的同时，自己也变成了这个‘中国梦’的最好的表现。”

可今天，年过六七十多的张艺谋也许“耳顺”“知天命”了，开始安享“晚年”安享属于他的一切。像秦人统一六国之后便不思进取安享江山一样，张艺谋虽然有着足够的兵马继续冲击，但他自己主动放弃了，虽然他后来依旧拍了《影》《一秒钟》《狙击手》等还算不错的作品，但都难以称得上佳作力作。

正如导演陆川看完《阿凡达》后感叹的那般：“因为绝大部分有可能发言有权利发言的我们，都自觉放弃了通往崇高的道路，而彻底拥抱了低俗。我们在虚高的票房中裸奔和狂欢的时候，我们彻底放弃了作为一个电影人，一个民族精神文化产品创作者应有的操守。这样的我们被击败，是活该的。”

塞涅卡有句名言“愿意的人，命运领着走；不愿意的人，命运拖着走。”对于我们和时代的关系恰恰相反，“愿意的人，领着时代走；不愿意的人，时代拖着走。”领着时代走虽然艰辛，却是走在时代前面，在时代中刻下自己的脚印；被时代拖着走当然容易，却会被时代的影子吞没自己。张艺谋曾经走在时代前面，引领了中国电影乃至文化，从而成就了“大业”。但他的问题就是太顺应时代了，这固然会得到更多鲜花，但“长此以往，张将不张”。

传说张艺谋以前之所以能拍出好电影，是因为他有抠脚丫子的习惯。随着他成名成家，这个不雅爱好自然得改掉，于是他便再也拍不出好电影了。虽然“咱们的世界这么大，事情如此多，你我都说完全明白事实的真相，其实听到的也就是个，也就是个传说”，但这个传说却道出了一个真理：离开我们扎根的土地是拍不出好电影的。

当然张艺谋也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这次拍开幕式也顺应时代趋势不再搞人海战术，而是更多更深地展现传统文化之美，所以也赢得了众口称赞，但也有不足（见我文章《“忆江南”“只此青绿”“二十四节气”很美很中国，但可以更“见人”更成功》）。

张艺谋还会为艺谋吗？他还会拍出更杰出的作品吗？我们拭目以待。

（本文改编自拙作《说说当今这些文化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