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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0年那一年，49岁的胡传找到农民冯金灶，说要娶他17岁的女儿冯顺弟“填房”。
胡传考取过秀才，之后走南闯北，攒了点积蓄，娶过两任老婆，都早逝，留下三儿三女。一个花季少女嫁给一个糟老头子？冯顺弟的母亲坚决反对，但父亲冯金灶一直想盖一间瓦房，就想拿了彩礼答应这门亲事。夫妻两人争执不下，最终让女儿自己决定。
冯顺弟同意了——她觉得自己出嫁可以改变父母的贫困生活。
嫁到胡家一年后，冯顺弟给胡传生下一个儿子，起名嗣穈，后来儿子自己改了名字，单名“适”，字“适之”。
胡适五岁的时候，父亲亡故，母亲冯顺弟只能带着他返回安徽老家。胡家在乡里也算一个不小的家族，而23岁的冯顺弟就成了这个家族的主母。

胡家财政当时并不宽裕，家里也不是很太平：胡适同父异母的大哥吃喝赌抽，有钱就花光，还偷家里的东西出去卖；大嫂和二嫂欺负冯顺弟老实，动不动摆脸色给她看。

但冯顺弟从来不发火，默默地承受一切，里里外外操持这个家族，每逢过年还要找人借钱帮大哥还债。有时候大嫂和二嫂实在欺负她狠了，她就会在自己床上哭，也不骂别人，只是哭自己苦命，哭自己丈夫。哭得时间久了，总有一位和她闹气的嫂子送进来一碗热茶，请她止哭。冯顺弟总是接过热茶，喝一口，然后家里就像没事一样，继续过日子。
这些事情给幼小的胡适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自己日后这样回忆：
“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
而母亲给胡适更大的影响，就是对他的学习。

冯顺弟自己没有文化，但在胡适5岁的时候，就把他送进了私塾学习。

每天天刚亮的时候，冯顺弟就把胡适喊醒，让他披着衣服坐在床上，告诉他昨天他做错了什么事，说错了什么话，然后让他穿衣起床去私塾，叮嘱一定要好好读书。
旧时的私塾老师教学大多非常简单粗暴，就是让孩子背四书五经——不做解释，不理解也要先背下来再说。而没有文化的冯顺弟却要求胡适一定要知道每句话是什么意思。为此，别人一年学费只交2元，但手头拮据的冯顺弟却每年给老师交6元——但要求老师一定要为胡适解释每一句话，每一个字。
到了第四年的时候，胡适的学费已经增加到了每年12元，因为母亲每年都答应给先生递增2元学费。有一次，冯顺弟得知儿子一直想要一部邻居家的《图书集成》，价格高达80元，但冯顺弟到处借钱，最后变卖自己的首饰，把这套自己一个字也不认识的图书买给了胡适。
在胡适的老家安徽，一般男孩子到了12、3岁的时候，家里就会把他送去外面做学徒经商，但在胡适13岁的时候，冯顺弟毅然凑钱把他送到上海去读书。寡母送走唯一儿子，心情可想而知，但冯顺弟在送胡适出发的时候，怕儿子担心，在众人面前没有掉一滴眼泪。

胡适没有辜负母亲的期待，一路学习成绩优异，最终在1910年考取了庚子赔款的公费赴美留学资格。那一年，胡适19岁，因为各种原因及政府规定，他未能回家乡与母亲告别。

在美国，胡适先读康奈尔大学，又去哥伦比亚大学读了哲学，留美七年间，他只能和母亲保持书信往来。1913年的时候，40岁的冯顺弟得了一场重病，她非常担心自己会一病不起，就特意去照了一张照片，然后嘱咐家人：
“如果我一病不起，不要把这件事告诉我儿子，还是要请人每月写信给他，做出我还活着的样子。待他学成回国时，把我的这张照片给他看，就如同见到我本人一样。”
冯顺弟最终从这场大病中痊愈，却也没能和儿子共享天伦——1918年11月，积劳成疾的冯顺弟病逝，去世时只有45岁。
那时胡适刚刚学成归来不久，被蔡元培聘为北大教授，还来不及好好报答母亲。他带着刚刚结婚不满一年的新婚妻子江东秀回家奔丧，发出感慨：
“生未能养、病未能侍，毕世勤劳未能丝毫分任、生死永诀乃亦未能一面。平生惨痛、何以如此！”
2
鲁瑞的祖父、外祖父和父亲都做过京官，外祖父曾是翰林，但她却不认字。
不是鲁瑞不想认字，而是家里面认为她是女孩子，不需要认字。在鲁瑞小时候，家里为她的弟弟请来了私塾先生，但鲁瑞是没资格听课的。鲁瑞自己想学，于是就悄悄地站在门外偷听，偷听了快一年之后，被父亲发现，这项“待遇”也被取消了。

女儿难免是要出嫁的。鲁瑞之后被嫁到了同乡的周家，丈夫叫周伯宜。
周家和鲁家算是门当户对。鲁瑞的公公周福清是同治年的进士，翰林院庶吉士，家里也颇有资产。鲁瑞嫁过去没多久，生下一个儿子，取名周樟寿，之后又生下三子一女。
为人母后的鲁瑞，还是想读书，想看书。因为童年时被剥夺了私塾偷听的资格，她就自己找来家里的一些书自学，不懂的地方就问别人，到后来也能粗通文字。

字认多了，就开始看书。鲁瑞一开始喜欢看弹词，后来专看小说，越看速度越快，每过一段时间就会闹“书荒”。这时候，她就会喊她的大儿子：
“老大！我没有书看哉！”
老大周樟寿就去四处找小说给她看。鲁瑞记忆力很强，市面上一些改头换面但内容类似的东西，她一翻就能发现，然后就让儿子再去找新的书。

周樟寿自然是听母亲话的，开始花心思找各种不同的小说，还要考证和比较它们的来源出处。这段经历对他影响很大，后来他编著了《中国小说史略》、《小说旧闻钞》、《唐宋传奇集》、《古小说钩沉》这些书，不能说没有这段经历的帮助。
然而，周家很快就家道中落了。

先是祖父周福清贿赂考官，想让鲁瑞的丈夫周伯宜考一个功名，结果东窗事发，自己被判入狱，还被判了个斩监候。周家变卖田产，花了大量银子才保下了周福清的性命，但周伯宜却精神大受刺激，从此开始沉迷烟酒，抽起了鸦片，36岁时就得重病，一命呜呼了。
家里的重担，一下子就落到了鲁瑞的身上。

此时的周家，已经是捉襟见肘，日子过得非常紧了。鲁瑞作为家里的“顶梁柱”，忙进忙出，张罗着一家老老小小的生计。好在，她从小就有一种开朗的性格。
当初提倡缠小脚的妇女“放足”，鲁瑞是家乡第一批带头的。这种“叛逆”行为难免引来一些“卫道士”的闲言碎语，她家族中就有人说怪话：
“鲁瑞放了大脚，怕是要嫁给外国鬼子呢！”
这话放到一般姑娘家，怕是要气得不行，可能还要暗自垂泪，但鲁瑞大大方方回应：

“可不是么，那倒真是很难说啊！”
对待家里的佣人，她总是关照其他人：

“不要大声小气说他们，即使他们做错了，可以同他讲么！”
闲下来，她还会亲手给雇工做鞋子、袜子和衣服，还教他们认字。
对于孩子的教育，鲁瑞更是放在心上。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她有格局，有眼界。

丈夫去世两年后，长子周樟寿17岁。一般来说，自己守寡，长子是要留在身边的，可以放老二老三出去。但鲁瑞毅然卖掉了自己首饰，换了8元钱，把周樟寿送出了绍兴，送进了江南水师学堂。

不仅如此，她接下来省吃俭用，把老二周櫆寿，老三周松寿都送出家乡，去看更大的世界，去接受更好的教育——后来事实证明，这两个儿子也因此受益，在各自领域成为大家。
在几个孩子里，鲁瑞最看好的还是长子周樟寿。周樟寿也没有辜负母亲的期望，一路苦读，然后去日本留学。在日本的时候，周樟寿给母亲写信，要她放足、剪发，鲁瑞回信说：
“老大，我年纪已大，头发以后剪，足已放了。”
后来鲁瑞听从儿子建议，剪了头发。在辛亥革命后，她还劝绍兴的男人都把辫子剪掉。
孩子不在身边，鲁瑞会想着办法给自己解闷。她看到年轻人织毛衣，就也去学，做得不好就拆掉重织，到后来能织出花纹非常复杂的毛衣。这件事让周樟寿也大为佩服：
“我的母亲如果年轻二三十岁，也许要成为女英雄呢！”
1918年5月，已经改名“周树人”的周樟寿，发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用现代体式创作的白话短篇小说《狂人日记》，他没用自己的真名，用的是笔名，跟了母亲的姓，叫“鲁迅”。
1936年，鲁迅病逝的电报传来。

当时已经78岁的鲁瑞白发人送黑发人，悲痛万分。但当着送来电报的同乡宋紫佩的面，她一直克制自己的情绪，等人走了，她嚎啕大哭：

“我不能累宋先生难受。”
鲁迅逝世后的各种报道和记载，鲁瑞都收集了起来，看到各方面人士对于儿子悼念和追思，鲁瑞说了一句话：
“还好，这样子，儿子死得不太冤枉。”
3
1907年，周贻能的妻子万氏病逝，终年31岁。
万氏是当时淮安清河县知事万青选的第十二个女儿，读过五六年家塾，性格开朗，爽直豪放，办事精明能干。
周贻能是周家的长子，万氏嫁给他的时候是25岁，第一年就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周恩来。

周恩来的祖父做过知县，不过到了他这一代，家道已基本中落，全家大大小小的事务，主要是靠万氏操持。

万氏识大体，顾大局，在处理各种事情的时候，她总是把周恩来带在身边，有时家中缺钱少粮，万氏出面或借或还，有条不紊，进退有据，给童年的周恩来留下很深的印象——一个家族的“大管家”，应该是怎么做事的。

事实上，在周恩来半岁的时候，他就被过继给了叔叔周贻淦。

周贻淦当时病危，封建迷信认为必须要“冲喜消灾”，所以万氏的公婆就要求儿媳把周恩来过继给周贻淦家。尽管万氏只有这一个儿子，但她还是选择了服从。
但这场过继并没有带来家族人期待的结果：周贻淦很快就因病去世，留下了妻子陈氏。所以周恩来在生母万氏之后，又有了自己的嗣母。
陈氏出生于宝应县的一个书香门第，父亲陈源饱读诗书，膝下无子，就把女儿陈氏作为了家庭教育的重点，所以陈氏通诗文，会书画，有相当文学素养。
周贻淦去世的时候，陈氏才刚刚20岁，她把自己的精神寄托和生活希望，都放在了周恩来身上。在周恩来才三四岁的时候，陈氏就开始教他认字和练书法，五岁教吟诵古诗词。为了让周恩来认好字，陈氏专门给他做了一套诗词卡片——把古诗词的一个个字写在一张张卡片上，全部打乱，然后让周恩来在最短的时间里拼好一首完整的古诗词。
不仅如此，陈氏还一直和周恩来讲故事，讲岳飞，讲韩信，讲保家卫国。
遗憾的是，周恩来的这两位母亲去世都很早：万氏去世的时候只有31岁，而陈氏在万氏去世一年后也离开人世，当时只有30岁。

1946年9月，周恩来在接受美国记者李勃曼采访时说：
“嗣母陈氏，是受过教育的女子，在我五岁时就常给我讲故事，如《天雨花》《再生缘》等。嗣母终日守在房中不出门，我的好静的性格是从她身上承继过来的；但我的生母是个爽朗的人，因此，我的性格也有她的这一部分。”
周恩来还有第三位母亲——乳母蒋江氏。

蒋江氏出生于农民家庭，丈夫是一个裁缝，自己育有两个孩子。陈氏没有奶水，就请蒋江氏来做了周恩来的奶妈。蒋江氏经常带周恩来在宅院的空地上种瓜种菜，让他学习到了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她还经常带周恩来去自己家玩，这让周恩来接触到了一个他平时并不能接触到的阶层。
周恩来在12岁的时候就离开家乡去读书了，蒋江氏日夜思念。后来得知周恩来在天津南开读书，蒋江氏竟然不惜借了高利贷做盘缠，去天津看望周恩来。两人见面后抱头痛哭，周恩来留蒋江氏在天津住了5天，临行前替她买好了船票，并送上了几十元盘缠。

此后周恩来戎马生涯，出生入死，无法也不允许和亲人有太多联系。建国后，已经担任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多次向家乡人打听蒋江氏的情况，得知她已于1942年去世，终年68岁。
回忆蒋江氏，周恩来曾这样说过：

“我的奶妈把我带到大运河边她自己的家里，我从她那里了解到劳动人民是如何生活的，她教我大公无私。”
在可以找到的史料中，我没有找到找到周恩来和三位母亲的任何一张合影，所以只能放了他一张少年单人照。
但纵观周恩来一生，三位母亲的影子，始终在他的背后。
（本期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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