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的最后二十四小时

阿舒的话：

生命的最后一天系列，今天轮到胡适，正值他逝世60周年。

2019年年初，我因为《皇上吃什么》去参加台北书展，联经出版社发行人林载爵先生问我，想去哪里观光？林先生是长辈，此话显然是尽宾主之谊，后辈如我，应该客客气气地说不必麻烦。但我想了想，老老实实回答，十分想去胡适纪念馆。

台北胡适纪念馆

林先生一口答应。次日一早，他亲自开了车，和夫人一起带我前往南港。故居并不大，曲尺形的平房，门前旁缀着低矮的树丛，葱绿的藤蔓爬在木格架子上。1958年，胡适给李济写信说：

“我想在南港院址上，租借一块小地，由我自己出钱，建造一所有modern方便的小房子，可供我夫妇住，由我与院方订立契約，声明在十年或十五年后，连房与地一并收归院方所有。”

不过，因为李济将这件事往上汇报，最终这笔费用是常凯申出的。

在胡适墓前，很奇怪的是，我拍的照片忽然自动成了黑白

陈列室里的藏品非常丰富，我印象深刻的，有胡适结婚时的菜单，徐志摩给胡适写的信（彼时他正在杭州烟霞洞和小表妹在一起），我甚至看到了传说中的“PTT”银币，这本是从前法国打电话用的代币，因为谐音似“怕太太”，朋友送给胡适，说这是“惧内会”会员证。胡适欣然接受，并且乐在其中。

PTT银币，被笑称为“怕太太”勋章

回来的路上，林先生对我说，“我以为你会选故宫或者阳明山，在你们年轻人心中，胡适不是早就过时了吗？”

胡适过时了吗？

我好像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小时候的语文课本里，胡适的形象并不算好。在很多人眼里，他不过是新文化的一个符号，似乎没什么作品，却曾在1939年和1957年都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提名。有人批评他是伪君子，林语堂却回忆，自己去美国留学时，太太生病，他打电报给胡适，胡适两次寄来数额不小的支票，林语堂一直以为这是北大公费，回国后专门向北大代校长蒋梦麟致谢，蒋梦麟大为惊讶，这不是北大的补助金，而是胡适自掏腰包。

当然，可能更多人谈论起胡适的，只是那个留学日记里天天打牌的胡适之。

胡适日记里除了打牌，更有不少自警自强的话语

我不否认自己喜欢胡适，热闹天真的性子，就像喜欢红茶刚冲进滚牛奶，喜欢太阳晒过一下午的被子，喜欢刚撒了芝麻出锅的生煎馒头，那样和煦温柔，那样如沐春风。

胡适对青年说过许多话，有一句话却是说到我心坎里的，每每念起，仿佛能瞬间得了鼓励，有了勇气，再大的挫折，吸一口气，似乎就此别过了。在看今天的文章之前，想把这句话送给大家：

“昨日种种，皆成今我，切莫思量，更莫哀，从今往后，怎么收获，怎么栽。”

1962年2月24日，农历正月二十，星期六。

我查了台北那一天的天气，像赵元任歌词写得那样，天上飘着些微云，薄雾中夹杂零星小雨。

八点二十分，胡颂平又核对了一下胡适今天的行程：

九点 “中研院”院士选举会

十一点广播录音

一点午餐

五点酒会

他皱了皱眉，这个行程，对于一个刚从医院出院不过一个多月的病人来说，负担委实不小。

一阵风，车门被打开了，一个老者翩然坐了进来，这是71岁的胡适之。

车子从福州街台湾大学学人宿舍出发。1月10日出院之后，胡适一直暂住在此。他们没有径直开往会场蔡元培馆，而是先去接化学家潘贯。前一天，胡适就对胡颂平说，潘贯的腿骨折了，行动不便，自己给潘贯写了纸条，说明天早晨会接他一同去会场。

这是胡适的一贯待人风格，如沐春风般热情周到。

他看上去永远大大咧咧的微笑背后，有一颗敏感而细致的心，待人如此，待己亦如此。

胡适躺

这几天，胡适的心情显得不错。

他“生平顶顶得意”的女学生吴健雄从美国回台，胡适张罗着“不知道你们愿意住在南港乡下，还是住在城里，两边都给你们预备了住处”，又要她赶紧来看他。吴健雄最著名的一项科研成果是利用实验方法验证了宇称不守恒，这项工作令其同事杨振宁和李政道获得了1957年的诺贝尔奖。吴健雄始终不忘胡适对自己的影响，曾经有人向她请教成功的秘诀。她说：“我们要有勇气去怀疑已经成立的学说，进而去求证。是胡院长‘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教育和鼓舞了我。”

胡适曾经给她写信说：“我一生到处撒花种子，绝大多数都撒在石头上了，其中有一粒撒在膏腴的土地里，长出了一个吴健雄，我也可以万分欣慰了。”

吴健雄结婚照

2月22日下午，吴健雄夫妇的来访让胡适倍感欣慰，吴健雄还让资格比自己老许多的吴大猷管自己叫“师叔”，这让胡适哈哈大笑，他太需要这样的快乐了。吴大猷是杨振宁和李政道的老师，和胡适的关系更亲密一些，所以在无人处，他忧心忡忡地问：“先生怎么样？”上午因接待活动穿了西装的胡适当时正换上长衫，他甩了甩袖管子说：“你看我不是很好吗？”

但吴大猷知道，胡颂平也知道，胡适的情况，其实算不上很好。

就在一年前，胡适在南昌街陆军联谊社心脏病复发，是心脏障碍引起了冠状动脉栓塞症，还有新的狭心症，当时脉搏每分钟一百四十跳，呼吸困难，冷汗如雨，被抬上汽车后先送台大医院急诊处，打强心针，用氧气帮助呼吸，这才缓过来。到十一月，又复发一次，这次出院之前，医生对他提出七项要求，诸如每天上午做事不超过一个半小时，会客时间不超过15分钟，午休2小时，晚9点半必须睡觉等。

医生为胡适健康提出的七项要求

我特地请教了我的朋友、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血管外科医生方圆博士，他说，狭心症就是我们常说的心梗，这在当时还属于疑难杂症，“现在可以放支架治愈”。心梗的忌讳有三，按照重要顺序排序如下：

1、熬夜。

2、生气。

3、饮酒。

但这三条，胡适每一条都有。

长草了的胡适的随身酒瓶

就在两周之前，他还因为给《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写序而熬夜到凌晨三点——然而还是没有写出来，第二天中午，他对秘书说，写文章就是开头难，这点我深以为然，给他点一百个赞。

他觉得人活着，一定要照常生活，如同他的老师Walter Wilcox一样：

“一个人活到一百岁，像我的老师威尔恪思那样的健康，照常的演说、做事，是很少的。……这位老师到了90岁，眼睛看不见了，他有钱，每天有人念Times报给他听。先念大标题，再由他指定的什么消息，再详细的念给他听。他也能回信，有时给 Times报写信，都是口授，别人替他打字的。一个人活到百岁，到了要靠别人才能生活的话，不如自杀。不过到了那时意志已经不清明了，怕又不能自杀了。”

在社会上，批评胡适似乎成了一种风潮，甚至有陌生青年看不下去徐复观等人对胡适的批评，专门写信来，请胡适自己做个辩解，而胡适的态度是：不回应。

但胡适仍旧很关注那些批评自己的言论，让胡颂平搜集好给他看。胡劝他不要看，“实在不值得一看”，胡适说：

“你以为我看了会生气吗？我就是看了也不会生气的。”

他说自己如果写《西游记》，第八十一难会写，唐僧去西天途中被打死的许多冤魂来复仇，唐僧承愿舍身，把他的肉一块一块的割下来喂给冤鬼。

而现在，胡适同样愿意做唐僧，“我来舍身，使他们可以超生，可以报账。”

但我觉得他的内心并不是不在乎的，说完那番话后的那天，胡颂平在胡适的书房里看到一张纸条，上面写着：

大腹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

如何容？

克己，再三克己而已。

胡适晚年

汽车的后视镜里，看得见胡适的花白头发。

这次出院，胡适的头发白得厉害。他对着镜子梳梳头发，妻子江冬秀在一边安慰他说：“你打扮打扮，年纪轻得多，也很漂亮了。”胡适笑着说：“江冬秀小姐，我从来没听过你说我漂亮，从来没听过你说我漂亮的话呀！”

江冬秀与胡适

他们在1961年12月末过了结婚四十四周年纪念日，别人送来了一个裱着两颗心形状的蛋糕，他想要吃一口，又怕太太怪他“伤了心”，就先让秘书把蛋糕送给太太，让太太给自己留一块。他们的婚姻是旧式的，但胡适在经历了一次挣扎之后彻底放弃，并将自己的人设设置为“怕太太协会会长”，我在南港的胡适纪念馆里看到了ptt徽章，对于婚姻，胡适在欢迎江冬秀回国的讲话上说了一句至理名言——

只有不自由，才获得了自由。

“宁愿不自由，也就自由了”

这似乎是胡适永远的做人方式，无论在婚姻还是工作上，他首先做的是反省和调整自我。

他自然顾全大局，而后，他希望他的朋友们也能顾全大局。

所以，尽管有医生的再三叮咛，住院期间，他还是花了很多精力，来处理中研院的内部问题。

他写了一封长信，恳请郭廷以不要辞职：

这封信是口授的，胡适说自己“失之忠厚”，因为他完全体谅郭廷以的难处。

程巢父先生在研究《郭量宇先生日记残稿》时，发现当时中研院中的不少内讧，他摘录了几条如下：

胡适之先生病复发，昨夜颇严重。闻八日研究院会议，李济于院务抨击颇烈，与胡先生曾有争辩，午餐亦不与胡先生同席。事在余去会场之后。

上午出席中央研究院院务会议，默察各所负责人态度，大都缺乏祥和之气，对人说话语多讽刺，目空一切，而以李济、李先闻为尤甚。读书人气量褊狭，自以为是，不留余地，殊非良好现象。

……

李济

毕业于哈佛的李济是中国第一个人类学博士，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他主持了安阳殷墟烤麸发现。在中研院，李济是代院长、副院长，主要的工作是协助中研院院长胡适。

李济字济之，胡适字适之，胡适对李济有多次提携，两位的关系却称不上协调，我猜测，这和李济的性格刚毅，不太圆融颇有关系。

在郭廷以的日记里，李济居然因为和赵元任的太太杨步伟关系差，就不批准杨时逢申请的项目经费。

而胡适一直看重的中研院评议会秘书杨树人，也因为和李济不和，坚持不肯出任总干事。为此胡适曾在1961年5月哀叹：

“我接事以后第一次主持院务会议时，看见□□□那种令人讨厌的态度，我就晓得树人是没有法子帮忙了。树人不是不肯为我帮忙的，他连一个车马费也不要，他是早已决定不预备长久帮忙；除非□□□大彻大悟，否则，树人是无法来担任的。□□□的态度真叫人讨厌；但人倒是不坏，他的最大的缺点就是从来不替别人想想。”

方框为三个字，不难看出来，便是李济之。

1960年，胡适与李济在“中研院”史语所办公楼前。

但胡适对于李济仍旧是客气的，只要看信件便知道，是他一贯的亲切，看得出，他渴望尽量“适之”李济：

1961年1月30日胡适写给李济的信，言语之中还很亲切。

但他或许想不到，2月24日五点开始的酒会上，李济会再次让他难堪，而也许连李济都不曾想到，这次难堪，是最后一次。

在和院士们吃过午饭之后，回到住宅时已经是两点半钟。胡适给自己把了脉搏，发现是八十多跳，一切正常。

他睡了一个不错的午觉，四点半起床，他认为自己是主办方，要早点去会场。胡颂平劝说，会场上新闻记者太多，会围绕他问问题，让他晚一点去。

五点，胡适“高高兴兴”地走向立式麦克风致辞，在场的新闻记者拍下了他的照片。

胡适最后一张照片

胡适的讲话积极向上，主要是肯定了中研院的工作，他笑着说“今天因为太太没有来，我多说了几句话”，而后便请李济讲话。

然而李济一开口，却说“感到科学思想在中国生根不成是最大的问题……一切科学设备是向外国买来的，学生最后必须出洋去，我们有什么中文的科学大著作？还比不上日本。我真不敢乐观，科学不能在这里生根，就总觉得它是舶来品。我提出这个问题，并没有答案，只是我40年来一直有兴趣去想的问题，现在提供给大家想想。”

李济不仅唱了反调，还特别提到了胡适在1961年11月“亚太区科学教育会”开幕式上一份25分钟的讲话，这份题为《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的演讲主旨是批判东方人凭借精神文明夜郎自大的观念，发言引起了很多攻击，李济在现场旧事重提，并且表示：“其中一些小地方，与我自己的看法，也不完全一样”。

现场气氛就有些尴尬。胡适请吴健雄讲话，吴健雄说已经推定吴大猷做代表。吴大猷帮胡适找了点场子，“我觉得李济先生不必太悲观。留学生出国，让他们慢慢地去成熟，十个人里有一个回来也很好了”。吴大猷讲完，胡适请另一位院士刘大中说话，刘客气不说，只谢谢“中研院”寄赠给他的书刊。

吴大猷

而后又轮到了胡适，这一次，他的情绪显然有些激动了：

“我去年说了二十五分钟的话，引起了“围剿”，不要去管它，那是小事体，小事体。我挨了40年的骂，从来不生气，并且欢迎之至，因为这是代表了自由中国的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先生讲到这里，声调有点激动，接着说：“海外回国的各位，自由中国的确有言论和思想的自由。各位可以参观立法院、监察院、省议会。立法院新建了一座会场，在那儿，委员们发表意见，批评政府，充分的表现了自由中国的言论自由。监察院在那个破房子里，一群老先生老小姐聚在一起讨论批评，非常自由。还有省议会，还有台湾二百多种杂志，大家也可以看看。从这些杂志上表示了我们言论的自由。”

说到这里，他忽然把话题中止，也许觉得扯得远了，也许觉得不符合酒会的一贯气氛，也许已经感觉到有些不舒服，他急忙接着说——

“好了，好了，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大家再喝点酒，再吃点点心吧，谢谢大家。”

这时正是六点半。

他就那样站着，含着得体的微笑，和前来向他告辞的客人握手，并且打算转身，仿佛要向谁去说话，忽然面色苍白，晃了一晃，仰身向后倒下，后脑先碰到桌沿，最终摔倒在地上。

很快赶到的医生给胡适注射了三支强心针，并进行了人工呼吸。1961年10月25日，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年纪是不饶人的，我今年病了两次，才有一点点觉悟了；如今不比从前了，不可自逞好汉了。话虽如此说，我时常还记着Tennyson的诗，——Ulysses——的最后几行：虽然用去了不少，剩下的还多着哩/虽然我们现在不是从前掀天动地的身手了/今天我们有的什么，就是什么/我们有的是平匀跳着的勇敢的心房，/被时代和命运衰落了一点儿/但是，意志还是坚强的，去努力，去追求，去找寻——永不退却，不屈服。”

7点25分，一辆出租车送来台大医院的主治医生，他在胡适的胸部听了一下，随即宣布：胡适那颗“勇敢的心房”已经在十几分钟之前永远停止了跳动。

据说，很久之后，王志维回忆起筹备酒会时，胡适曾经对他说：“人文组请副院长李济做代表发言。如果李先生婉辞,就不必再请他。他不讲话最好，免得讲些不三不四的话。”

胡适给王志维的新年卡片

胡适去世之后，台北的雨一直在下。

台北市极乐殡仪馆，数以千计的市民和学生成群结队前去吊唁，人数超过了三万人。

大家都想最后看一看这位“我的朋友胡适之”。

他曾经资助过无数青年，帮助过无数朋友，最后，人们发现他的遗产是135美元。

江冬秀在胡适遗体前

在悼念胡适的追悼会上，李济送的挽词只有三句：

明天就死又何妨？

努力做你的工，

就像你永远不会死一样。

这三句话听起来不通人情，也许却并不是刻薄，一如李济在酒会上说的那番话，不合时宜，却未见得没有道理。

有趣的是，李济的悼词恰恰暗含了胡适曾经对朋友说的话：

“我是不把病当作病看的。一个人到了要死的时候，就让他死去好了，就是我不当作有病看待，所以我能很快地恢复。我第一次心脏病好了的时候，我对医生说，我做的事太多了，我在上半世纪把下半世纪的事情都做好了，就是把下半世纪的精力都透支了。……如果还可以让我再透支的话，我还是要透支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十册

说完这段话，胡适哈哈大笑。

看了李济的挽辞，九泉之下的胡适，恐怕还是会哈哈大笑吧。

在海外的张爱玲看到噩耗：

“我当时不过想着，在宴会上演讲后突然逝世，也就是从前所谓无疾而终，是真有福气。以他的为人，也是应当的。直到去年我想译《海上花》，早几年不但可以请适之先生帮忙介绍，而且我想他会感到高兴的，这才真正觉得适之先生不在了。往往一想起来眼睛背后一阵热，眼泪也流不出来。”

心梗故去，尽管突然，却如张爱玲所说，是“真有福气”。胡适生前，有很多人曾给他算过命。胡颂平有次在外面看到一本名人算命大全（有点类似今日的名人星盘），拿回来给胡适看——